“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裡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将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提起唐代王昌齡這首《出塞》詩，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此詩氣勢之雄沉、胸懷之寬廣、眼界之高遠、意境之深邃、文字之優美、詞句之流暢，打動了古往今來的讀者，無不為之動容、動情！這首詩的時空表現很大，從天宇到眼下，從古代到當前，憂思萦懷，感慨難平，其叙述純樸自然，渾然天成，是一首非常著名的邊塞詩，被曆來論唐詩者評為唐詩七言絕句中的壓卷之作。那麼，該詩中的“龍城”作何解，指的是哪裡？遼甯資深考古學家馮永謙先生經研究斷定，詩中所提的“龍城”正是今天的遼甯朝陽。

王昌齡《出塞》詩繞不開“龍城”。馮永謙表示，品評王昌齡這首《出塞》詩所涉及的問題，後人可從三個方面揣摩與研究：

（一）、唐代詩人王昌齡，其詩作以邊塞詩最為出名，他生活的時代，是這樣一個環境：唐朝從建國開始，北部的邊患問題便十分嚴重，草原遊牧民族對中原地區農業社會的侵擾，使唐王朝不斷加強對北方的防禦，大量将士戍邊和出征，百姓不堪其苦。青年時期的王昌齡曾投筆從戎，至西北邊地，身臨其境，飽嘗了邊地的酷暑嚴寒、風霜雨雪，目睹了邊疆的山川險峻、路途艱難，征人生活的艱辛、兩軍戰場的血腥厮殺，更令其感同身受。因此，王昌齡所寫的邊塞詩，是他親身體驗過的當時軍旅生活，所寫也都是當時北邊的實際時況。

（二）、在《出塞》詩中引用的“飛将”，不是當時人，而是指漢代防守北方匈奴駐守于右北平郡的名将李廣。在這首傳唱千年的詩作中，作者描繪了古代秦漢時的雄關，經過千年，歲月流逝，已經遠去，但曾照耀過秦漢雄關的明月，至今未變，依然朗照，然而讓人難以忘懷的，現在還是像過去一樣，至今仍有那麼多遠去萬裡的征人，生死在異鄉，不能回家，牽動親人的思念，如果朝廷能求得如漢飛将軍李廣那樣的人，駐守邊地，使那些處于陰山或北面草原地區對其敬畏的遊牧民族，不能輕舉妄動，他們還敢于南下侵擾嗎！詩作者對此飽含深深的情感，懷古憂今，對當世邊地的安甯寄予無限的期待。

（三）、詩中不僅說到“飛将”，還說到“龍城飛将”。以目前所知的稱“龍城”的古代城市，有李廣時，沒有“龍城”；有“龍城”時，沒有王昌齡。既是如此，那麼這首詩中的“龍城”究竟又是指的什麼地方呢？也就是說，讀王昌齡的《出塞》詩，詩中提及的“龍城”是繞不開的，是必須解釋清楚的，如不将其解決，則無法将此詩讀明白。

按此前普遍的說法将“龍城”解釋為：“龍城，匈奴祭天的地方，地在今漠北塔果爾河岸”，“其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鄂爾渾河西側的和碩柴達木湖附近。”那麼，龍城既然是匈奴的，與李廣何幹？顯然這樣的解釋是通不過的。因為：第一，李廣沒到過匈奴這個地方去任職，而且“龍城”是匈奴的“王庭”，這種情況，李廣如何能為“龍城飛将”呢？第二，假若李廣是匈奴的“龍城”的“飛将”，那麼他不就成了匈奴的“飛将”了嗎？，既是匈奴的“飛将”，他又怎麼能“不教胡馬度陰山”呢？由此可知，如搞不清“龍城”的具體所指，就會為明晰此詩的内在含義造成不小的理解困難。如何破解？先來看看各注釋版本的解析與說明吧。

王昌齡這首《出塞》詩脍炙人口，曆時千年，已達到家喻戶曉的地步，并錄入中小學課本，但涉及到“龍城”方位的具體讀解，各種注釋版本卻莫衷一是，而且均未明确指出：《出塞》詩中的“龍城”，就是今天的遼甯朝陽。

喻守真編注的《唐詩三百首詳析》在王昌齡《出塞》詩下注：“龍城，地在今漠北塔果爾河岸，《漢書•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李廣居右北平，匈奴号為漢之飛将軍。”注文僅此而已，未作深入說明。問題是，一為遠在匈奴腹地塔果爾河的“龍城”，一為漢代守邊的名将“飛将軍”李廣，若王昌齡在詩中将風馬牛不相及的兩者強行混搭，“漢朝的飛将”居然鎮守“匈奴的龍城”，竟為自己的對手捍邊守疆，如何說得通？豈非自造“語病與語障”！

李玄深選注《古典詩歌選讀》在王昌齡《出塞》詩下注：“龍城，漢時屬右北平郡。飛将，指漢朝李廣。武帝時他為右北平太守，匈奴人怕他，稱他為‘飛将軍’。”此注既未釋右北平郡之地望，亦未注龍城為今何處，隻做了字面解釋，注與不注無大區别，讀後仍使讀者感到茫然，不知所雲。并且還有誤指，說“龍城，漢時屬右北平郡”，這是不對的，因為漢代右北平郡所轄十六縣，皆具縣名，無龍城。

陶今雁所編的《唐詩三百首詳注》中在王昌齡《出塞》詩下注：“龍城飛将：指英勇善戰的西漢名将李廣。龍城，宋刻本《王荊公百家詩選》作‘盧城’，即盧龍城，是漢右北平郡郡守所在地。右北平郡到唐時改為平州，州治所在盧龍城（今河北盧龍縣）。飛将，《史記•李将軍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号曰漢之飛将，避之。”此處對龍城的注釋誤甚。首先，盧城不能解釋為盧龍城，二者之間沒有沿革關系；其次，更不能定義龍城“即盧龍城，是漢右北平郡郡守所在地”，曆史上從無此說。據《漢書•地理志》載，漢右北平郡的治所在平剛縣，右北平郡不在“今河北盧龍縣”，今盧龍縣屬秦皇島市，已經接近渤海邊了，不是漢時邊地。在華鋒等編著的《唐代名家詩選》所選王昌齡《出塞》詩下注中，則不僅沿用陶今雁的錯誤說法，還進一步将龍城定位于今河北省喜峰口附近一帶。喜峰口今屬河北省唐山市遷西縣，北有燕山山脈為屏，不近草原遊牧民族，地理上非常靠南，将近渤海，根本不是漢代右北平郡李廣抗擊匈奴的地方，如此定位，人為地将漢右北平郡地向南回縮至現存的明長城的位置，這就差得更遠了。

文心主編的《唐詩三百首》王昌齡《出塞》詩下注：“龍城：匈奴祭天集會的地方，故址在今遼甯省境内。飛将：指漢代名将李廣。”這本書的注釋與衆不同，提出了一個新的意見，稱龍城是“匈奴祭天集會的地方”，但其“故址在今遼甯省境内”，這就不符合曆史實際了，今遼甯境内沒有匈奴故地，更無匈奴王庭，如何有其祭天集會的“龍城”呢？

崔鐘雷編譯的《唐詩精選》王昌齡《出塞》詩下注：“龍城：在今蒙古國鄂爾渾河西側的和碩柴達木湖附近，西漢時為匈奴祭天處。”此注更有問題，“飛将”未注，而将“龍城”注于遠在“今蒙古國鄂爾渾河西側的和碩柴達木湖附近”，既是“匈奴祭天處”，和“飛将”有何關系？讓讀者如何理解？

鑒于王昌齡《出塞》詩中所提“龍城”定址不易，有些編著者索性就繞開這一複雜話題，或含糊帶過，或避而不答。

汪娟主編的《唐詩三百首》王昌齡《出塞》詩下注：“龍城飛将：漢朝大将李廣，他英勇善戰，被匈奴稱為‘飛将軍’。”此處注釋雖列出“龍城飛将”，但卻未解釋“龍城”，隻說一下“飛将軍”，有意避開“龍城”。

時維編著的《唐詩300首》王昌齡《出塞》詩下注：“龍城飛将：‘龍城飛将’并不指一人，實指李廣，更是借代衆多漢朝抗擊匈奴的名将。”此注先稱“‘龍城飛将’并不指一人”，随後又說“實指李廣”，前後自相矛盾，同樣未提“龍城”方位。

郭冬杉所編《唐詩三百首》王昌齡《出塞》詩下注：“龍城飛将：指漢武帝時‘飛将軍’李廣。”此注很簡單，沒有分析龍城和飛将是什麼内涵，是怎樣一種關系。

孫倩所編《唐詩三百首》王昌齡《出塞》詩下注：“龍城飛将：指漢武帝時的‘飛将軍’李廣。”此注的文字，僅比上面郭冬杉的注文多了一個“的”字，内容一緻，全無新意。

馮永謙認為，之所以上述編著者說不清“飛将”與“龍城”的實際關聯，是注釋者不了解曆史情況，也不熟悉曆史地理，更未到過相關地點作過考察，故不能一言中的。因此，注文僅能作字面的解釋，僅憑作者的理解，于是有的引用不相幹的資料說明，有的則出于臆想，有的望文生義，這些似是而非的意見，充斥王昌齡《出塞》詩的各種注釋版本，嚴重誤導了讀者對《出塞》詩真實含義的讀解與領會。

為何王昌齡詩中所指的“龍城”不是别地，一定是今天的遼甯省朝陽市呢？在馮永謙看來，理由有四：

（一）、李廣這個人值得寫，最具有代表性。李廣一生轉戰邊郡，建功立業，深受将士愛戴，卻命運坎坷，蒙冤自刭，唐初王勃曾感歎道：“馮唐易老，李廣難封”。不過，越是這樣的悲情英雄，越能得到人們的同情與愛憐，王昌齡寫詩援引李廣作典，用其事例，更具感召力，因而他寫此詩時選擇了李廣。

（二）、王昌齡《出塞》詩中的“龍城”不是虛詞，不是作者想象出來的一個無根據的詞語，而是實有所指的。縱觀這首詩，沒有什麼詞是虛拟的，“龍城”“飛将”以及“胡馬”“陰山”等，是相互對應的。“飛将”，無疑是指西漢傳奇而悲情的“飛将軍”李廣；而“龍城”，在李廣當年的活動區域一帶，隻有曾作為“三燕故都”的朝陽（古龍城）可以匹對。雖然在王昌齡的時代，龍城已改稱營州，但世人仍習慣以“龍城”雅号行文入詩。如出土于朝陽市西五家子鄉于家窩堡村的張秀墓志（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八月葬），在王昌齡寫《出塞》詩之前，此時其地已是唐朝的營州了，但志文仍說張秀“即以其月廿一日乃葬於龍城西北，轜（ér，古代載運靈柩的車）車引路，哀鴻随飛”。又如朝陽市城區西南八裡莊的孫默墓志（唐載初二年，公元690年，實為天授元年葬），其志文也說孫默在“四月廿六日歸葬于龍城西南六裡之平原禮也”。可見，将“營州”說成是“龍城”，在唐代是個很普通的事，或是喜好以“别稱”當做“雅事”的文人自視時髦之舉。

（三）、唐代在東北方邊患嚴重，營州（古龍城）是唐朝在關外孤懸的重鎮。唐太宗征東返歸營州時，于此安葬了大量陣亡将士遺骨，包括自己的親侄子，因此，朝陽域内唐墓較多，乃國内九大唐墓區之一，而在朝陽以外的東北其他城市，唐墓便難得一見了。爆發于唐代的“營州之戰”數不勝數，其中，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曾攻占營州，并數敗武則天的征讨大軍，滅掉其幾十萬人馬，一度殺進幽州，攪得武周政權雞犬不甯。直面此起彼伏的胡族叛亂，唐王朝窮于應付，力不從心，不得已，才推出“以胡制胡”的下策，對安祿山、史思明等委以重任，遂使其擁兵自重，最終釀成了“安史之亂”的兵變大禍，盛唐自此謝幕，國運一洩千裡。投筆從戎的王昌齡對邊患的巨大危害親眼目睹，痛心疾首，地處鬥争前沿的營州，自然成為他關注的焦點，難免情不自禁地将其載入詩篇。

（四）、王昌齡此詩如直接用“營州”，不說“龍城飛将”而稱“營州飛将”，固然準确，但不合轍押韻，實難成詩。另外，營州乃本朝的建置，不好指稱，當有所回避，更無法與漢代李廣相聯系。再者，詩應是用既精煉又優美、含蓄而隽永、概括且不直白的文字，抒發胸臆，引經據典，那麼營州何地？乃三燕之“龍城”，三朝之都可謂盛矣！但正是在此地之北，唐代的邊患與漢代相仿，同樣嚴重。王昌齡自然分外感慨，在北方，有像李廣那樣機智果敢、英勇善戰的無敵邊将嗎？有像李廣那樣忠貞為國、鐵血丹心的棟梁之臣嗎？王昌齡用此問成詩，顯得從容自然。在詞意上講，“飛将”隻有“龍城”才匹配；從選詞上說，在李廣逝去後、王昌齡未生前，隻有魏晉以後的“龍城”二字最适用，它上接漢，下續唐，承上啟下意味深長，自然是王昌齡《出塞詩》中的不二之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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