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 2017 年 7 月韓聯社報導，韓國前總統文在寅為了消除财閥與學閥等因素，對政府機關選才的影響，規定于當年 9 月之後，全國所有公家機關都将采用「盲眼選拔」（블라인드 채용，英文：blind auditions）制度，招聘新員工。

這裡所說的「盲眼」，指的并非招聘身心障礙者，而是依《公共機構實施盲眼選拔方案》（2017 年 7 月 5 日發布）規定，要求各級政府機構的應征入職申請表，不得要求求職者寫上出生地、家庭背景、學曆等内容，同時也禁止求職者于履曆放上照片等。而 7 月即有 332 處公家機關開啟了「盲眼選拔」，9 月全面于全國公務機關實施，至今更已慢慢推廣到民間企業。

然而，此規定實施至今，也引發了不少社會争議：如韓國就業網站〈Job Korea〉就曾針對「盲選」政策，訪問了 374 位面試主考官與 806 位面試求職者，調查結果一面倒地顯示，盲眼選拔制度，隻是讓「面試」的比重與決定性，更大幅地增加而已。

原本「盲選制度」的立意，是希望能藉此摒棄面試主考官在初審履曆時，先入為主的偏見因素（諸如面試者學曆、家鄉出身等），好專注于求職者的專業技能與從業經驗；然而無論在政府機關或大企業體系内，如今每到面試時刻，時見到場内外大排長龍，動辄數十、甚至數百位面試者，每人隻能在短短 10-15 分鐘内，想方設法讓面試官留下深刻印象——這時候，原本沒寫在履曆表上的學曆、出身等等，往往同樣成為面試官和應征者問答的重點。

因此，很多韓國人都認為，盲選制度不但無法解決社會中長期存在的「三緣關系」問題，反倒讓當地原本就非一日之寒的「外貌至上主義」，更加嚴重。

什麼是「三緣」？對韓國社會有什麼影響

說到這裡，想必許多喜愛韓國文化的讀者，都多少聽聞過韓國人非常重視「三緣」：這三緣除了我們所熟悉的「血緣」外，韓國人還特重「學緣」（학연）與「地緣」（지연）——當年文在寅推動盲眼選拔的美意，即是想要打破「緣」的制約，創造機會更平等的社會。但真的有這麼容易嗎？

要知在現實生活中，大學畢業的韓國新人，剛出社會工作時，最常遇到長官、前輩問的問題，就是「你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若是出身于名牌學校（S.K.Y，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三所學校簡稱），除了頓時讓同梯肅然起敬外，若詢問的上司也出身相同學校時，新進員工還得立刻報上「學号」來「認親」，好獲得上司日後的特别關照。這個存在已久的「學長姐罩學弟妹」潛規則，在政府機構和企業中屢見不鮮——一切隻因為「我們」（우리）是同一所學校畢業的。

「地緣」也是這般，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發生在韓國政壇：韓國第五至第九任總統樸正熙，第十一、十二任總統全鬥煥，以及第十三任總統盧泰愚，都曾把政府要職大量交給同鄉人士，甚至因此風氣太過頻繁，導緻韓國人民将他們所選用的官員，通稱為「TK 幫」（為「大邱（대구）」和「慶尚（경상）」兩地簡稱）。

1988 年 12 月，時任總統的盧泰愚，他底下的每位資深幕僚，更全數是與他畢業于同一所高中（「地緣」加上「學緣」）的親信。到了其繼任者、第十四任總統金泳三，「地緣」風氣仍然盛行，金泳三總統身邊的親信，亦全來自他的家鄉釜山。爾後，接任金泳三的第十五任總統金大中，也不甘示弱地大量聘用家鄉「全羅道」的人，來取代「釜山人」。

政壇都如是做了「榜樣」，何況社會内的一般民營企業呢？

學緣與地緣的由來與利弊

「學緣」與「地緣」關系之說，在韓國由來已久，其來源更是衆說紛纭。不過據我個人分析，這「兩緣」緊密結合之動力，以「來自早年朝鮮對抗外敵的曆史」一說，最具說服力。

如最著名的例子：16 世紀初，朝鮮中晚期長達 7 年的「壬辰倭亂」（1592-1598）。在那段戰亂的時代，朝鮮半島的義兵曾與率領「龜甲船」李舜臣的水軍，共同組成對抗倭軍（日軍）的主要力量——其中「義兵」們的戰力，更是遠勝朝鮮正規軍。

之所以如此，根據後世解讀，正在于「義軍」（即民間義勇軍）多由地方仕紳号召或動員當地民衆組成，或以同鄉裡、同書院人士為中心，以其濃厚的「地緣、學緣」因素，形成默契十足、熟知當地的戰鬥團隊；相較于自各地征召而來的正規軍，自然更有凝聚力——而這段曆史也成為韓國人重視、甚至推崇「三緣」的濫觞。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當出身相同家鄉、學校（書院）的人們聚在一起，若是為了國家興盛努力，「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倒也無妨；但事實上曆史上更多的案例，是人們因此更容易結黨營私，即使身處太平盛世，也在朝廷内興起諸多黨政士禍。

以古鑒今，恐怕正如同丹尼爾．圖德（Denniel Tudor）于《韓國：撼動世界的嗆泡菜》内所言：現今韓國政壇之所以難改貪腐陋習，特别是多屆韓國總統任期結束之後，都卷入貪污風暴，主因正在于「受限于過于緊密的菁英人脈脈絡，以及這些脈絡之間無處不在的『人情』。」而這樣的「人情」具體來說，就是「地緣」、「學緣」（甚至「血緣」）。

由三緣而來的「四個人際圈」

那麼，除了我們所熟悉的「三緣」外，當代韓國人們，又是如何看待「人際圈」、或所謂的「同溫層」呢？

根據韓國知名新聞工作者李圭泰（이규태，1933-2006）的觀察指出，自上個世紀起的現代韓國人生活圈，以「我」為中心，之後呈現同心圓擴大，大緻可以區分出四種人際關系圈：「韓國人終身生活在以我為中心的四個同心圓裡，換句話說，就是住在四個圈子裡」，而且是相對「封閉」的。

首先，第一圈的人際關系，為最貼近我的「家族」：在此圈内，韓國人是非常有道德感與人情味的，但也确有排斥他人（外人）的傾向。同時在家庭之中，多數韓國人并不存有「自我」，而是依附在家中權威者之下。

這一點，透過 20 世紀左右韓國住宅普遍的構造、與人們于其中的生活方式，可見端倪：如韓國傳統的住宅格局，很明顯不重視個人空間，甚至說它是家人們的共享場所也不為過——如晚餐時刻，多數韓國人習慣擠在客廳一起吃飯，甚至卧房多數也非「一人一間」，而是一間大房擺上通鋪，到了晚上，一家人并排伸腿、一起睡覺。

當然，随着時代演進，如今這類傳統居家格局、生活方式已經明顯在年輕一輩中出現變化，但這第一圈、也是最為親近與排他的人際關系依然存在。根據李圭泰的解讀，這一圈的最大特征在于「相關性」（의존성），即無論年齡與經曆如何改變，以「家」為生命核心，并且高度服從、尊敬家中具權威的長者。

第二圈的人際關系，是當「我」長大後離開「家族」，每日都會密切往來的對象：如學校同窗、職場同事，或與自身事業有長期關系的客戶等等。相較起第一圈，第二圈的重點在于「長期關系」，對方可能是我們人生重要且親密的朋友，也可能是跟自己不和，卻不得不努力維持關系的同事或老闆——因此在李圭泰的定義中，我們最讨厭的「敵人」、「冤家」，也可能出現在第二圈之内。

而這第二圈的人際關系，多因「我」的獨立技能而存在：即是以自己的資格、技能、實力與表現等，依照（未必是有形的）契約關系進入圈内。例如因為入學考試得了高分，得以進入知名大學、随後進入知名企業，之後得以與獲得同樣「契約」的人長期往來。是以就李圭泰看來，這第二圈的人際關系，也具備高度排他的性質，其特征為「閉鎖性」（폐쇄성）。

繼之，第三圈的人際關系，範圍就比較大了：包含了「我」的鄰居、母親或妻子的親戚、姊妹或女兒的婆家、小學中學同學……等等，也可能是我經常往來的商家、職場上認識但不常接觸的對象等等。相較第二圈，由于「我」平日較少接觸第三圈人士，若會接觸，也多是基于（短期）所需往來，故其重視程度自有不同。

在這裡，李圭泰對韓國人對不同圈層的應對之道，有非常精彩的解讀。他說：「韓國人多用『情』（정）來維系第一、二圈之關系，是超越理解、善惡、苦樂的自發關系；而第三圈關系，則是用『道義』作為連結，因為人們想要互相利用，卻也得謹守着社會訂下的道德界線。」他認為，這第三圈的特征為「單向性」（단향성）。

最後，第四圈的人際關系，即是「他人」：它可以擴大到無限遠，在它之外就沒有其他層次了。如「陌生的外國人」，對許多韓國人來說就屬于此圈，而此層最大的特征，為「斷絕性」（단절성）——簡單來說就是，不管你發生什麼事，都與我沒有太大關連。

「重情重義」或「排他封閉」？三緣的結構會改變嗎？

李圭泰認為，多數韓國人在 20 歲之前，就已形塑了這四個人際關系圈，之後盡管生活中有若幹變化，這種面對分圈關系的習慣也不會再改變。且韓國人到了20 多歲時，很多人的職業早已固定——不是歸屬于某個大集團，就是早早選定了未來的長期職業（如服務業、工人、出租車司機等，在韓國 50 歲以上的世代，鮮少有「主動轉換跑道」之概念，但今日已有所不同）。

因此，對許多韓國人來說，無論是個人生活、職場工作，基本上絕大多數的人際往來都限定在第一、第二圈内進行，會應用到第三圈人際關系者，多為短期商務工作；易言之，韓國人過了 30 歲後，身邊會接觸的人大多隻到「第三圈」為止，偶爾在社交場合上受人介紹，才有機會與第四圈的人士接觸與交換名片，然而爾後若彼此沒有共同推展某事務的話，關系也大多在會面後就結束了。

最後，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例子，看看前總統文在寅所推出的盲選制度：很顯然地，他當時真正想嘗試的，就是打破韓國社會長期以來的三緣潛規則；然而無論從超過百年曆史的「三緣」，或是近代李圭泰所提出的「高度封閉」人際關系圈，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存在韓國社會中的文化，不但由來已久、至今仍高度影響着韓國社會。

至于這個韓國社會的「特色」，未來會不會改變，甚至被打破？且讓我們先别預設立場，一起持續觀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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