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喜聞Talk

編輯|喜聞Talk

“國人”、“野人”均為周代的被統治階層，但因其仍保留着一些原始部落組織的特點，故“國人”、“野人”在其社會中的地位也各不相同。

“城”為兩重，一重為内，一重為外，一重為郭。《孟子·公孫醜下》說：“三裡之城，七裡之郭”。

這片不大的土地，住國内的，被稱為“國人”，在這之外的被稱為“野人”。

而“國人”指的就是那些普通的周人。在徐複觀看來，“國人”由三種成分組成，即士大夫、自由農夫和工商的商人，和希臘時期城市中的自由民相似。

“國人”與“野人”皆源于原始時代的農場化的公社農民，以“國”為單位，或以“都”為單位，或以“邑”為單位。

“國人”與“野人”在西周時代，因為一個是被征服的民族，一個征服者，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不同的。

“國人”能夠參政的。《尚書·洪範》中說：“君王有大疑惑，其所及，其所及之臣，所及之民，其所至之事也”從這一點來看，“國人”參與政治是從氏族社會習俗中産生的。

在西周時期，“國人”的權力并不遜色于戰國時期，徐複觀說：“國家人民已經成為了父權制貴族的一種直接的支持，它是父權制貴族的一種軍事力量，它具有了對抗父權制貴族的能力。”

“國人”介入政事的途徑，有許多種，如主宰或廢選，或插手外事、或插手國都之事等。

《左傳》成公十年："鄭先生取聞叔申計策。"三個月後，太子離世。夏四月，鄭人殺了嵇康，子如不畏衆怒，立轲為王，“國人”不贊成，于是把轲殺死，又立轲為王，子如隻好逃走。”

《左傳》哀紀年：“吳之攻楚，故有陳懷公之命。懷公向國人請教"，陳懷公認為，在制定國家對外方針時，應先向“國人”請教。

《左傳》宣公12年（前597年）：“楚子圍鄭氏，十又七天，鄭人蔔行成，則有福也；占蔔在大宮，且巷中有車馬，此為吉兆。當國力降臨時，守軍淚流滿面。”

這些都說明了“國人”在國家遷移中的作用，以及在戰争中的作用。

從以上引證可以看出，“國人”和士大夫之間存在着一種互相制衡的關系。

當“國人”受到侵害時，他們有權利、有權力進行反擊，因此，他們也會借助“國人”的勢力來達到自己的目标。

這一治理模式與周以後的集中治理模式有着顯著的不同，并帶有一定的民主化特點。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會有這樣的治國之道？為什麼“國人”的身份這麼特别？

其原因在于，這一時期的社會仍具有原始氏族社區的一些特點。氏族社會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不管是“國人”還是王公貴族，都在努力地保持着這個傳統。

“國人”雖屬民間，卻具有與王公貴族的親屬和氏族社會的一份子。

他們比其他民族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要高一些。它也是氏族社會中遺留下來的風俗習慣，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程度密切相關。

在春秋時代，晉與楚兩個大國争奪霸權，中原諸國深受其害，朝楚則晉攻之，朝晉則楚攻之。衛國夾在晉和楚中間。

衛國國君因違反“國人”的意願，擅自行動，而被放逐到相牛國，若不能從氏族的傳統中看到“國人”的所作所為，實在難以理解。

因此，“國人”是否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社會的主宰？

沒有。徐複觀《兩漢思想史》認為：“國人與土地有關，居于城内和城外的農夫，是組成“國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其一，“國人”與貴族有着密切的親屬關系，他們更傾向于效忠于貴族的統治者；

二是由于“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特殊位置及自身的利益，使得他們與上層階級之間的矛盾沖突得到了較大程度的緩解；

三是與時政制度相聯系，在這個時代，士兵和雅典的軍隊差不多，但并不是真正的軍隊。

如果一個國家的君主和貴族對自己的人民不友善，行為不當，那麼“國人”就會用“不準從軍”來威脅他們。

在人口不多的年代，每個士兵都是珍貴的物資，“國人”一停戰，當權者又無力壓制，隻有和“國人”做些讓步，奉承他們，才能讓他們心甘情願地為當權者效力。

因此，《周禮·秋宮·小司寇》中說：“掌外朝之政，以緻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這句話，并不是無稽之談。

“野人”是指被征伐的其它部落，如殷商等，生活在都邑以外的蠻荒之地。

“野人”，身份卑微，又被稱為“庶人”，與西周王朝的王公貴族沒有任何關系，而是來自于戰亂中的平民。

“庶”一詞，有卑微、旁支、低賤的意思，比如庶子，就是在姬姓之下。

在吳王滅商、東征成功之後，《尚書·召诰》中，他們把被逼到周朝的殷民稱為“殷庶”、“庶殷”。

《尚書·梓材》中，把那些被他們征服的部落、國家稱為“庶邦”。《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曰：“三姓之後，于今為庶。”杜注雲：“三後，虞、夏、商”。可見，虞、夏、殷亡後的人民成了庶人。

“庶人”和“國人”在西周時代是有區别的，前者指的是外來民族，而後者指的是本國民族。

他們之間的身份差異最早是從政治角度來看的。

此時的“野人”，雖仍保持着部落習俗，但從典籍上看，卻未見“野人”參與政治的事例。

“野人”不被稱為“田民”，而是被稱為“甿”，又被稱為“萌”、“氓”，或許是反映了“野人”沒有政權，也沒有建立學校、接受教育。

《周禮·地官·小司徒》：“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所有的賦稅，與其祭祀、飲食、喪事有關，都是禁止的，都是對六個村莊的官員頒布的，讓他們根據村莊的人口數量，進行比較，然後聚集在一起，使用他們的士兵。

那就是，在那個時候，老百姓要服兵役，要做農活，要做苦力，要糾察通逃，不過，“國人”和“野人”的責任，卻是有區别的。

凡與周王公有親屬者，皆為上等，非親屬者，皆為下等。

更确切地說，在那個時代，參軍雖然是一種責任，但卻是一種權利，“國人”可以“以起軍旅”，而“野人”則隻能從事“田役”。

“國人”的服役期從20年到60年不等，而“野人”的服役期從15年到65年不等，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們為統治階層服務的程度是有高低之分的。

《周禮·地官·均人》：“凡均力政（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兇劄（指年谷不熟而有疾病流行），則無利征，無财賦。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在《國語·周語中》中，“國人”可以在西周境内從事“修城郭”，“除道”，“成梁”等工作，也可以說，“國人”都是依年成豐。而“野人”的服役期、卻沒有固定，也沒有種類和輕重。

《詩經·幽風·七月》中有一句話，叫做“野”，就是一個村落，男人在田地裡幹活，女人在織布，等莊稼收割了，他們就會去給貴族幹活，等春天一過，他們就會去種地。

《周禮·地官·鄉大夫》中說：“舍（免除）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這一記錄表明，在西周時代，“野人”的身份低于“國人”。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野人”在當時的所有階級中，處于最低的地位。

其原因還在于，氏族社會的特征在這一時期得以保存。在原始時代，氏族殺死其它氏族成員，使他們在戰鬥中被俘虜。到了最後，取代了殺死，取而代之的是奴役，迫使他們為自己工作。

到了周代，這一習俗不僅得以延續，還得到了加強。

因為“國人”參與政治是周代氏族社會遺留下來的特征，因此，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當權者與被當權者的血脈關系日益疏離，主者與被當權者的不平等性日益凸顯。

到了這個時候，随着周國人口的增加，實力的提升，君王有了足夠的軍隊，士卒已經不是主力，君王對“國人”的依賴也在不斷降低，“國人”的身份一落千丈，威懾力也在不斷下降。

倘若“國人”起兵造反，便可動用常備軍鎮之。

所以，“國人”與“野人”并無分别，并非“野人”享有“國人”的權益，而應該說，“國人”喪失權益，成為“野人”。

“國人”身份的喪失，固然是一個悲劇，也标志着中國原始性的民主主義制度的結束，但從曆史的角度而言，卻又是一個時代發展的必然。

[參考文獻]

[1]孟子.公孫醜下.

[2]徐複觀.兩漢思想是史(第一卷)[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3]尚書.洪範.

[4]左傳.

[5]周禮.秋宮.小司寇.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