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内因來說，宇文化及簡單粗暴，政治水平太低，不懂得利用政治資源。
從外因來說，隋末與東漢末年形勢有異，“挾”着隋炀帝，也不足以“令諸侯”。
宇文化及是個官二代、富二代。他的父親宇文述，是隋朝的許國公——李淵的爵位是唐國公，宇文述和李淵爵位相當。宇文化及從小就倚仗父親的權勢，胡作非為，不遵法度。其為人貪婪驕橫，兇殘陰險，被長安百姓稱為“輕薄公子”。
偏偏這麼個貨，跟當太子的楊廣交好，在楊廣繼位後更被任命為太仆少卿，犯了罪也隻是輕描淡抹，免官不久又重新任用。
大概宇文化及對楊廣還是有幾分畏懼的。所以當他的弟弟與人合謀造反、先斬後奏推舉他為主帥時，他被吓得臉色頓變，冷汗直流，好長時間才穩下心神。但一旦穩住心神，他就變得十分“果決”起來。
叛軍在大業十四年（618年）三月十日（也有說是十一日的）夜間，攻入行宮，搜捕到炀帝楊廣，天明時押至寝殿。宇文化及立刻命部下缢殺炀帝。然後，他選了平時與自己交好的一個宗室、炀帝之侄、秦王楊浩，立為皇帝。自己則以“大丞相”之命掌握實權。
注意，叛亂發生在618年三月。而在617年七月，李淵已經從晉陽起兵。李淵打的是“志在尊隋”的旗号，宣布尊立炀帝之孫、代王楊侑為帝。在十一月時，唐兵攻入長安，迎代王楊侑，立之為帝，宣布改元。而遠在丹陽（今南京）的隋炀帝，則被遙尊為太上皇。如果以長安都城為隋朝正統的話，這時的隋炀帝已經被廢掉了。
并且除了李淵的唐軍之外，各地的起義軍也很多，在《隋唐演義》中有“十八路反王”之說。比如說李密，616年稱魏公，改元永平，發布檄文，聲讨炀帝十大罪狀；比如說劉武周，617年起兵，自稱太守，卻依附于突厥；比如說王薄，611年就起兵，與隋軍多次發生戰争；比如說窦建德，611年起兵，在617年正月時就稱長樂王……這些都是在宇文化及尚未叛亂時，就已經公開反叛的。
換言之，不管是名義上還是實際上，隋炀帝早就失去了對全國的控制力——要不然，他也不會攬鏡自照，留下那句著名的“好頭顱，誰當斫之”了。
東漢末年，朝廷對地方也沒什麼控制力，但是各派勢力名義上還是漢朝的地方武裝，改元稱帝、建立政權的幾乎沒有。也就是說，形式上還保持着漢室一統。那個時候，控制了皇帝，在政治上是有一定優勢的。
而到了隋朝末年，大家都起來反對炀帝了，誰再“挾”着炀帝，不僅不能“令諸侯”，反而會成為衆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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