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住”最費神。從冒出“蓋屋”這個想法那一刻起，人就得沒白沒黑多幹活，節衣縮食攢積蓄，百日備料不松懈，一朝施工更操心。我出身在農村，雖沒自個兒蓋過房，卻從父兄身上看到了蓋屋之難。

翻蓋老屋

幾十年前，村子東南角，卧着幾間茅草屋。聽母親講，那是她和我父親兩個人蓋起來的。到嶺上一塊塊掘石，回家壘基；到地裡一鍬鍬挖土，築牆；到河裡一桶桶挑水，和泥；到山上一把把割黃草，封頂……爺爺看着築起的土牆提醒道：“你們住在村外，房屋不要蓋高，要是刮大風吹跑了屋草，自己踩着凳子就能修修補補。”茅屋蓋好當天，他們顧不得潮濕和雜亂，就開心地住進去了。是呀，有了自己的窩，就不用再寄人籬下，也不怕風吹雨淋了。

五個孩子挨着尖兒降臨到這個小屋。于是，筒子屋兩端拉起布簾子，轉瞬間就隔出了卧室和廳堂。邁進屋門半步，就是七八口人一日三餐要用的方桌；稍往裡，靠牆安放着大八仙桌子，主位是偉人塑像，前面擺放座鐘和茶具，兩端是我和弟弟的書包及本子。方桌平時隻能呆在大八仙桌子底下，隻有要開飯了才被我和弟弟“請”出來。

孩子們越長越大，屋子卻越來越小，于是翻蓋老屋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一樁大事。砍伐七八株大樹，賣了三兩窩豬崽，就換回幾拖拉機磚瓦。再買上幾條卷煙和三五提白酒，央求七八位左鄰右舍的泥瓦工匠來幫場。泥工麻利地搬過石頭，手起錘落，一塊塊桀骜不馴的石頭就砌進牆體，規規矩矩地排好了隊；木工滾來圓木，刨皮、鋸段、拼接，做成屋梁和門窗所需要的部件。挖地基、壘石料、砌磚牆、架棟梁……在孩子眼裡，那真是熱火朝天的大工地呀。在噼裡啪啦的鞭炮慶祝聲中，在滿屋子滿巷子的醇酒飯菜的香味裡，我家的老屋終于舊貌換新顔了。

毫不誇張地說，我父親就是一個鐵人。即使在修建水庫時被啞炮炸傷了一隻眼睛，即使因長期吃不好而切除了半個胃，即使因勞累過度殚精竭慮而做過三次大手術，他還是堅持為我兄弟仨蓋了房屋成了家。老屋是窩，承載着我兄弟姊妹的童年；是車站，是碼頭，打發我們一個個長大、出發。

工地為家

哥哥隻大我三歲，卻有四十多年的蓋屋經曆了。

初中一畢業，這個十四五歲的大男孩就成了生産隊的“壯工”，與二三十歲的青壯年一塊推獨輪車，上山打石頭，下地收莊稼。據同伴說，哥哥那時候就像隻小老虎，推着七八百斤的農家肥爬山，能把年長的隊友拉兩條山坡。

改革開放後，城鄉居民對“住”的需求越來越高。哥哥就來到了縣城一家建築隊當鋼筋工，後來建築隊擴大規模成了建築公司，建築公司下設預制闆廠，他就成了廠長，帶着十幾号人加工樓房預制闆。還要爬到高高的腳手架上，綁立柱、紮鋼梁。從食品廠污水池到水庫大壩，從公園門樓到軍營駐地，從高速公路橋墩到高層居民大樓，哥哥承包的工程不下三五十項，現在還吃住在工地上。

母親晚年住在哥哥的宅院裡，常常對我說：“幹啥都不容易呀。你哥哥嫂子，我整天見不上一面。早晨一睜眼，發現他們就走了；晚上睡着了，他們才回家。”當我問及哥哥怎麼常年這麼忙，他不以為然地說，人們都說老闆好，老闆的苦，隻有自己知曉。作為項目經理，隻有提前規劃好分好工，工人們上崗後才不窩工。隻有自己“貼”在工地上，才能保證工人幹活不出差錯；工人們收工後大都急着回家，有的把勞動工具和包裝袋子随手一扔，工地上一片狼藉；還有的把攪拌好的水泥忘在小車裡就走了，你一時發現不了就會造成财務損失，甚至還要耽誤第二天幹活，所以我們要早到、晚走一兩個小時。要是趕上澆灌或是封頂，七八輛商砼車在那裡排着，幾十個工人在樓上忙着，你就得一夜不眨眼地盯着，唯恐哪裡出一點兒差錯。要是自己一懶散，一天就會損失幾千元。若是出點意外耽誤了工期，損失就更大了。”

事實的确如此。每逢清明和春節，我們兄弟姊妹到墓地祭奠，哥哥最早下通知，自己卻去得最晚。上一次元宵節到山上墓地“上燈”，我看着他消瘦的面龐，開玩笑地問：“你用的什麼方法，減肥效果這麼好？”他摸摸臉，笑着說：“三個工地的活兒趕到一塊了，每個工地都要檢查，轉不過來就得晚上去。這十來天暴瘦了七八斤。”點燈、祭奠之後，哥哥對我和弟弟說：“你們先回家吧，我還要到工地去上燈。天氣預報說夜裡刮大風，我看看塔吊工人是否把繩子系牢穩了。”望着哥哥匆匆而去的背影，我實在心疼。

無論時代怎樣變化，“居者有其屋”都是人們的普遍願望。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像父兄一樣不辭勞苦的“蓋屋”者，我們才能夢想成真。

感恩，我勤勞能幹的父兄；感謝，忙碌的城鄉蓋屋人；緻敬，所有美好生活的建設者和圓夢人。

壹點号 螢火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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