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原以為青春是條斷裂的直線，其實青春是條完整的曲線。

電影《過春天》講述了離異家庭的16歲高中生佩佩，為了和閨蜜實現聖誕節去日本遊玩看雪的願望，為了更快速的賺錢，利用學生的身份，以及學校在香港和家在深圳往返的便利走私新款手機獲利。在走私犯罪的過程中，佩佩感受到自己的價值，獲得了她認為的“歸屬感”。在16歲成人的這一年，通過成長的教訓，她與自己和家人和解，真正的長大成人。

過春天在電影中是一句行業黑話，暗指走私的人成功帶貨。春天本就是美好的象征，便象征着帶水貨的人逃過檢查。其實春天的所指在影片中不止一個。佩佩的願望是香港下雪，因為她想感受“冷“甚至把”頭“放進過冰箱，對冷的追尋一方面是香港那邊常年相似的高溫溫度，另一方面她想感受一下其他不同于現在的”氣氛“這種一直陪伴她卻讓她找不到歸屬感、迷茫的生活，她想逃離或改變現狀。父親在香港有新的家庭、母親在深圳有新的男朋友、每天喝酒打麻将，恰逢青春期的自己得不到關愛，快速發展的深圳和香港都與自己格格不入。阿豪的出現填補了父母的缺席，實現了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是拉康提出的鏡像階段理論，認為如同嬰兒一樣向鏡子中的角色尋求認同，把自己的目的和欲望投射到影片中的人物身上，然後反過來再與人物所體現的動機和價值實現認同。電影極力通過視聽語言和情感渲染讓觀衆對鏡頭客觀性有所認可并與佩佩擁有共同的視角，電影中運用自知叙事的人稱視角，以佩佩的行動作為主線，将佩佩的生活全部展現。以此視點更有利于與電影主人公共情，也有助于形成相似的價值評價。在影片中，從佩佩的生長環境可以得知佩佩是缺少父母關懷與保護的，而佩佩與阿豪的情愫就産生于初識。這是一種說不清的情愫，比起愛意，對于佩佩來說阿豪更像是保護她教她成長的“英雄”。

佩佩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在學校和jio自由歡快的玩耍，聊願望，看似無憂無慮。不同于jio，比起jio家庭重男輕女，佩佩的家庭更加缺少愛與物質，她自己打工實現願望也是想确立自己的價值，她可以依靠自己，脫離和沒有一樣的家庭。但本就乖巧缺少社會交友經驗，在一次遊玩中顯得格格不入、被阿豪第一次下水救，阿豪在佩佩心中就有了些許悸動。阿豪作為“領路人”把佩佩帶入行業，佩佩依靠自己的優勢和機靈獲得花姐的信任，甚至被認作“幹女兒”被叫“佩佩姐”這種人物的價值肯定是從未有過的。而且這樣的經曆其實在16歲的少女心中是歡心雀躍的，因為此時她與阿豪是平等的，不再是格格不入的“他者”。

在自私貨品被損壞解圍、被花姐為難等一次次危機中，阿豪都帶有光環進行結尾與教育中，阿豪被進一步仰慕與信任。在去找阿豪後，發現他是大排檔的打工者，和自己一樣是社會底層，而非一直痞帥的形象，既努力賺錢想體現價值。又在許多無奈孤獨的時刻獨自上山，俯望香港，渴望在浮華中有些許存在感，找尋歸屬，阿豪就如同鏡像中的自己，完成第一次身份認同。

當觀衆的價值評判與電影所表達的觀念達成共識時，就完成了觀衆“目光”與導演“鏡頭”的高度統一，也就是觀衆獲得了對電影所傳遞價值觀的感性觸動與理性認同，即拉康意義上的“二次認同”。二次認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便是“過春天“本身的行為。作為背離社會制度的行為，因其身份便利便被一次次的僥幸逃脫，成為一種新的作案手段，觀衆是不認同這樣的叙事的，這體現出執法者海關的無能不作為，且是不可信的。在結尾處，以身試險的走私活動終于被警察抓獲。這裡的二次認同并非善必勝惡的認同與宣揚，而是對觀衆的生活經驗和影片節奏帶來的感知是一緻性的。其二便是情感走向。

作為重要的情感線，佩佩和阿豪的暧昧時隐時現。正因為佩佩和阿豪發乎情而止于禮的行為，才使《過春天》走出青春片的傷痛感。阿jio作為佩佩的好朋友，阿豪是jio的男朋友，堅守倫理道德是觀衆堅守的傳統觀念，即使佩佩是阿豪唯一帶上山帶入海的女子，即使兩人在彼此心中都是特别的存在，觀衆感性認同這種暧昧，但理性更會接受如創作者表現的手法一樣是更多的克止複禮，将對方放入心底。

佩佩遊走于現代中國兩大都市是雙城記中存在感缺失的女性，電影也沒有展現出小資的現代化生活情調，多描寫深圳和香港的底層面貌，擁擠的列車，淩亂的街道。都是佩佩生活在下層的寫照，雖然“過春天“的職業很不堪，但是卻使佩佩看到了自己的價值，甚至幫助佩佩成長，電影記錄了佩佩由未成年轉為成年的關鍵性時刻，這次成長的冒險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人禮：父母對孩子成長陪伴的缺席，讓佩佩更願意一個人靠自己實現願望。之前母女的關系是不對位的。佩佩更多的在遷就母親的情緒，母親醉酒後進入女兒懷抱，在清晨讨論去西班牙，被騙錢後佩佩替出頭，在被警察查到之前兩人的狀态母親不是母親，孩子不是孩子。但是被查後，母親性格發生了轉變，不再讓佩佩去吃剩飯将就、會花更多時間融入孩子的生活。而佩佩通過這次成長願意和父母和解，願意和那段無疾而終的感情和解，這才是真正意義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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