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Streets

　　“上海的街”與“北京的街”

　　對我們生活或訪問的城市是否有獨到的感知和藝術發現，這是判斷一個詩人的标準。這對我們的感受力、洞察力和語言創造能力都是一個檢驗。

　　——王家新

　　談到詩歌與都市這個話題，我首先想到兩位“彼得堡詩人”阿赫瑪托娃和曼德爾施塔姆，因為他們都從他們生活的彼得堡為我們發現或創造了獨具特色、令人難忘的意象和象征。因為他們，這些詩的意象也都具有了 “标志性意義”。如阿赫瑪托娃的一首短詩：

　　阿赫瑪托娃

　　“

　　在那座吊橋上

　　在如今已成為紀念日的那一天，

　　我的青春結束。

　　僅這三句，就是一首令人動容的好詩！“吊橋”為彼得堡的一個标志（貫穿于彼得堡市區運河上的橋大都為吊橋），阿赫瑪托娃精心選取了這個細節，不僅把握到了“經驗的具體性”，有一種視野上的“可見性”，而且暗示了她青春時代的告别與相逢、迷惘與徘徊，而接下來“在如今已成為紀念日的那一天”這一句，更是驚心動魄，隻有一個曆盡滄桑的詩人才可以寫出！

　　從此對我來說，彼得堡的“吊橋”就和阿赫瑪托娃聯系在一起了。她從她生活的“北方的威尼斯”（彼得堡為彼得大帝仿威尼斯建造的城市）創造了它，它也永遠屬于這位偉大的女詩人了。也可以說，在從生活轉化而來的詩歌世界裡，它有了某種 “專屬性”。

　　我們再來看曼德爾施塔姆：

　　曼德爾施塔姆

　　“

　　我的國家扭擰着我

　　糟蹋我，責罵我，從不聽我。

　　她注意到我，隻是在我長大

　　并以我的眼來見證的時候。

　　然後突然間，像一隻透鏡，她把我放在火苗上

　　以一道來自海軍部錐形體的光束。

　　這是詩人後來在沃羅涅日流放期間所寫的一節詩。詩中直接出現了“個人與國家”這一主題。“海軍部”這一形象極為典型：它為彼得大帝時期的産物，位于聖彼得堡三條主要街道的焦點，鍍金的尖塔頂部成為一個帝國的标志。詩人早期曾專門寫有《海軍部》一詩，現在它又出現了，卻投來一道足以緻命的“錐形體的光束”！

　　我曾訪問過彼得堡，一到那裡，從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海軍部高聳的金色尖頂。一看到它，我就想起了曼德爾施塔姆。在彼得堡市區或涅瓦河上漫遊，詩人那不朽的聲音也因此無所不在了。

　　我不能不想起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所寫的《上海的街》。這不是一首泛泛的觀光詩，而是帶着一個傑出詩人新奇、深刻的感受和藝術創造。談到這首詩時，美國詩人羅伯特·哈斯曾這樣感歎：“我很高興看到，這首詩并非以人群帶來的沖擊開篇，而是從公園裡的一隻蝴蝶開始。”哈斯指的是該詩的著名開頭：“公園裡許多人讀着這隻白色蝴蝶。/我愛這紋白蝶，仿佛它是真實忽閃的一角！”

　　特朗斯特羅姆

　　而我則驚異于詩中的這樣一個“創新性隐喻”：“黎明時分，跋涉的人群催動我們靜默的星球。/我們全湧上街面，如同擠在渡船的甲闆上……”上海熙熙攘攘的大街和黃浦江上的渡船我們都知道，甚至習以為常，而詩人卻将這兩者聯系起來，并由此創造了一個令人驚異的現代人存在的隐喻！

　　所以，對我們生活或訪問的城市是否有獨到的感知和藝術發現，這是判斷一個詩人的标準。這對我們的感受力、洞察力和語言創造能力都是一個檢驗。

　　上海，我自己已來過多次。我喜歡這個有點歐洲情調的國際大都市。它彌補了我在北京生活的某種不滿足。我也總想就上海寫點什麼。我喜歡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那是上海獨有的一道風景。我也喜歡在老城區的街上漫步，聽着細雨落在法國梧桐上的聲音。這些都是我在北京體會不到的。但是，這些對我來說仍構成不了一首詩。我總感到自己欠了上海一首詩。正是這種“欠債感”迫使我向我的經驗發掘，迫使我去找一個獨特的角度或“觸發點”，以寫出一首與這個城市“相稱”的詩來。

　　上海街頭的普希金紀念碑

　　直到前年冬天，我重訪了上海的普希金紀念碑。它坐落在汾陽路、嶽陽路、桃江路的交叉路口。1937年2月10日，為紀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一座青銅紀念碑在那裡落成。1987年，在詩人逝世150周年的日子裡，這座曾兩次被毀的紀念碑得以重建。重訪那裡，我很是感歎，一首《上海普希金紀念碑》很快也就出來了：

　　“

　　像一尊飛來石，聳立在

　　一個遠離故國的交叉路口，

　　第一次去尋覓它時，出租車

　　繞了很久，像是某種迷失

　　最終把我們帶到這裡；

　　我們去時，街心小花園四周的燒烤攤

　　在細雨中還冒着滋滋的白煙，

　　人們以我們聽不懂的上海話

　　問着價錢……

　　流亡的詩人，你孤獨嗎？

　　雨夜，我無法看清你那遠望的眼晴

　　和石斧般的嘴角，

　　我隻能用手觸摸布滿青苔的基座，

　　任一陣冰涼傳遍全身……

　　而現在，我再次回到你的身邊

　　（四周的酒吧也多了起來）

　　詩人，你仍在那裡眺望嗎

　　你還要眺望多久？

　　這裡是上海，很少有人知道

　　你那被繁華掩蓋的

　　刻在專制廢墟上的名字，

　　也許，我們隻能用更鋒銳的漢語

　　才能再次把它擦亮。

　　也許，我們隻能任其荒蕪。

　　這首詩看上去寫得随意，但卻把我内心中的很多東西調動起來了。這也說明，要通過詩來談論一個城市，首先要能找到我們個人與這個城市最隐秘的切入點。

　　除了上海和中國其他城市，我也寫過倫敦、紐約、布拉格、柏林、彼得堡等城市。至于我自己所生活的北京，它一直是我的一個主題，即使我沒有專門寫它，它也存在于我許多詩的背後。我不太認同 “城市詩”這個說法，就如同我不認同“農村詩”、“工廠詩”這類說法，因為它們把詩歌題材化了，也狹隘化了。我在北京生活了這麼多年，我也從不認為我是 “北京詩人”。我寫它，是因為它和我們的個人存在息息相關，就北京這個 “政治文化中心”而言，它也和我們所處的時代深刻相關。

　　我有意識地寫北京，是從我于1990年冬寫那首 《帕斯捷爾納克》開始的：

　　“

　　這就是你，從一次次劫難裡你找到我

　　檢驗我，使我的生命驟然疼痛

　　從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轟響泥濘的

　　公共汽車上讀你的詩，我在心中。

　　帕斯捷爾納克

　　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中時常有“雪橇”、“輕便馬車”、“早班火車”這樣意象，而我着意寫了北京的街道、冬天的雪、呼嘯而來的公共汽車，以和俄羅斯的這位詩人構成“對稱”，而在該詩的最後部分，我又寫道“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再次對時間和地點做了強調。我有意要以此在一個曆史時空中對自身的命運處境進行重新“定位”。如果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的寫作有些流于空泛的話，到了九十年代，我首先要做的，是在寫作中确立具體的時間、曆史空間和物質環境，并由此導向對我們自身真實命運的發掘。不管怎麼說，詩歌仍是存在的“見證”，我這樣寫顯然也是為了“見證”的具體性與确切性，為了使一首詩在“超越時代”的同時獲得它自己特有的時代感和場域感。

　　葉芝曾寫有這樣的詩句：

　　葉芝

　　“

　　但人的生命是思想，雖恐怕

　　也必須追求，經過無數世紀，

　　追求着，狂索着，摧毀着，他要最後能來到那現實的荒野……

　　（楊憲益/譯）

　　我認為我們在今天也仍面對着這樣的詩學命題。我們對都市生活的書寫怎樣不流于表面的光怪陸離，而是能切實地抵達“現實的荒野”，讓“當下的脈搏”在我們的字裡行間跳動？

　　近年來我寫了一些和我的都市生活有關的詩，尤其是一首較長的詩 《這條街》 （見 《詩刊》2017年第1期），可以說把我的生活和内心較充分地寫了出來。這首詩寫五年多來我們為了孩子上學而在北京西邊租房生活的感受，很多詩人和讀者讀了說很受感動。不管怎麼說，有了這首詩，我們沒有白白在“那條街”生活那麼多年了。

　　該詩的叙述者仍是一個作為詩人的“我”。我們也隻能立足于自身的存在來寫作，來處理個人與世界的關系。但是，正如人們所說：“存在，就是與他者共存”。這已是當代詩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首詩中，我也把“街上的一年四季”“蹲着的修車匠，飛竄的快遞員，站着發小廣告的”“我們家的小兔子”“天上的那顆讓我流淚的小星”等人與事物都包含了進來。當然，納入到這首詩中的，還有更多的經驗層面和元素：“曼德爾施塔姆的蝴蝶”、“借來的塵土”、“我童年的燕子”、“生活與偉大作品之間古老的敵意”及其“和解”、此世與“靈魂的邊界”，等等。

　　策蘭

　　正如集中營的栅欄最後形成了策蘭詩中的“語言栅欄”，這條我們生活了五年多的“無名小街”，其實也是在我長年的寫作和人生修練中形成的，而我要用它來貫穿我們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巴赫金大概這樣說過：“自我是一個禮物，它從别人那裡得來。”進入到語言寫作中的“這條街”，我們自己的生活和命運才得以發生和顯現。

　　當然不僅是“進”，還有“出”（王國維意義上的“進”與“出”）。多年來，我欣賞的是那些立足于自身存在而又對世界保持深切關注的詩人。我們也隻有把“進”與“出”結合為一體，才有可能與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時代建立一種真正有效的 “對話性”。

　　都市中的現代人往往有一種“異鄉人”之感，但都市又是我們的立足之地，實際上在文明的進程中，它已替換了“大地”而成為我們生存的基礎。這就是我們要面對的 “現實”。單一的情緒書寫已不足以全盤道出我們在都市生活的複雜感受。因此，《這條街》也就有了某種 “複調”性質。它源自生活本身的多重色調，源自我們與世界的争辯，源自我們生命中響起的多個聲音。相對于較為單純的鄉村或風景書寫，“都市文化語境中的詩性書寫”對一個詩人會提出更具難度、更具 “綜合性”的藝術要求。不管怎麼說，我們得從真理、存在的多樣性甚至荒謬性中來把握自身的寫作。

　　王家新

　　最後，我引用《這條街》的最後一節（該詩共有十四節）：

　　“

　　而“那條街”也就是“這條街”，正如

　　“這條街”也将變成“那條街”——

　　明年我們的孩子小學畢業，我們也将搬走，

　　但多少年後我會重訪這裡，我們的孩子也會——

　　我童年的燕子也許會跟着他一起到來。

　　“那條街”，指詩前面提到的曼德爾施塔姆在流放地、或者說在他死後渴望回到的“那條街”，而它也就是“這條街”，或者說，在一種共同的命運中被“翻譯”成了“這條街”。我們住在上海的街上，或是住在北京的街上，但在很多意義上，作為一個詩人，我們仍住在“曼德爾施塔姆大街”上。“這條街”貫穿了生與死、進與出、自我與他者、個人與時代、晚年與早年，等等；它立足于當下，但它也在向記憶深處延伸，同時也指向了未來。詩歌的寫作，現在在我看來，也正是這樣一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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