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 “時空錯位”，顧名思義，就是說《水浒傳》中有很多時間、空間錯誤。平時閱讀不覺有什麼問題，可一旦較起真來，水浒人物立刻能給人帶來一種穿越感。我們先來看兩個情節。

　　情節一：史進是《水浒傳》中登場的第一位梁山好漢，他因結交少華山朱武等人獲罪，被迫火燒莊園，前往延安府投奔師父王進。不久，史進途經渭州，與尚未出家的魯智深結識。這段故事裡出現了幾個地名，其中少華山和延安府都在陝西省境内，兩地一南一北，相距大概350公裡；渭州則在甘肅省平涼市一帶，位于少華山西北方400公裡、延安府西南方450公裡。顯然，從少華山去延安府一路向北即可，完全沒必要往西繞路渭州，多走上八九百公裡的冤枉路。

　　情節二：高俅征讨梁山，召集來十位節度使，這些人“舊日都是綠林叢中出身，後來受了招安，直做到許大官職”，個個鎮守一方，并統率兵馬。上過中學曆史課的人都知道，趙匡胤建立北宋後，為免重蹈唐末五代覆轍，制度性地限制武将權力，把曾經位高權重的節度使，變成一個榮譽頭銜。如果不是小說明确把時間設置在北宋，肯定會有人推測小說寫于唐朝中後期。

　　這樣的“時空錯位”，《水浒傳》裡有不少，借助它們，後人做了一些很有趣的探讨。

　　施耐庵很可能是杭州人 古人的地理知識通常有限，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古代交通不便，一個普通人可能終其一生都沒機會遠行，難以積累見聞；二是古代雖然也繪制地圖，如宋代的《淳化天下圖》、明代的《廣輿圖》等，但普通人不易見到，無法拿來做學習材料。因此，出自平民之手的《水浒傳》有一些地理錯誤，實屬正常。讓人意外的是，一些學者發現，書中這些地理錯誤基本集中在中國北方。

　　除了開篇說到的史進外，何心在《水浒研究》中還列了其他幾處典型的“繞路”。在大名府，楊志奉梁中書之命，押運生辰綱到東京。大名府治所在現今的河北省大名縣，從這裡去河南省開封市，應該一路往西南走，可是我們知道生辰綱被劫是在黃泥崗，那裡隸屬濟州府，位于現在山東省濟甯市境内。拿手機地圖一查就能看到，這三地正好可以連成一個三角形，從大名府去東京完全不必經過黃泥崗。看了這個路線，真是讓人懷疑，楊志是不是和晁蓋等人早有勾結。

　　圖：此書内容極為豐富，可惜一直未能再版

　　宋江被發配江州，途中經過梁山，和當時山上的晁蓋等好漢有一番相聚。宋江在山東省郓城縣被發配，去往江州，也就是現在的江西省九江市，原本一路向南即可，沒有理由會經過郓城縣以北的梁山。不久，宋江在浔陽樓上題寫反詩，知府蔡九命戴宗去東京送信，戴宗路過梁山誤食朱貴的蒙汗藥，引發一系列故事。其實，從地理上說，從江州到東京，同樣不必經過梁山。

　　作者不僅對北方州府位置缺乏了解，就是對它們之間的距離也沒什麼概念。史進、魯智深失陷華州後，宋江立刻點兵出征。華州位于現在的陝西省渭南市，距離梁山大概700公裡，中間隔了一個河南省。宋江帶着7000人馬前往華州，中途很可能與東京開封、西京洛陽擦肩而過，可竟然沒有遭遇任何阻撓，一路大搖大擺到了目的地。作者可能以為走這段路就像下山遛彎那麼簡單。

　　在寫北方地理一塌糊塗的同時，《水浒傳》有關江南，尤其是杭州的文字，往往準确生動、細緻入微。征方臘時，張順潛入杭州打探消息，路過西湖，書中借機以數百字的篇幅大贊西湖精緻，說張順所見“西湖水色拖藍，四面山光疊翠”。此前，書中對北方名勝五台山、華山都沒有如此處理。

　　後來寫梁山與方臘軍交戰，無論是對宋江、盧俊義進軍路線的安排，還是對北關門、候潮門、定香橋、六和塔等杭州大小建築的描寫，也都十分準确。學者王益庸統計，書中提及有關杭州的地名達100多個。有學者甚至認為，《水浒傳》對梁山泊的刻畫也是參考了杭州西溪。

　　圖：杭州西溪（網絡圖） 圖：杭州西溪（網絡圖）

　　作為全書最後的編訂者，施耐庵對北方地理的書寫出現嚴重錯誤，一方面是他地理知識不足，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不得不這樣寫——史進不繞路，沒法引出魯智深；黃泥崗不在濟州，晁蓋等人就不會在事發後上梁山；戴宗不路過梁山，那宋江隻能坐以待斃，《水浒傳》寫到39回就可以完結了。當然，假如施耐庵手裡有一本地圖冊，他完全可以把故事的發生地調整得更合理一些。

　　另外，這種“北錯南對”的特點，為初步确認施耐庵籍貫提供了依據。由于施耐庵留下的生平資料極少，學界對于他的籍貫、職業，以及生活年代等一直争論不休。一些學者從嘉靖年間《水浒傳》署名“錢塘施耐庵”的本和施耐庵對地理知識的掌握情況出發，論證他是元末明初杭州的所謂“書會才人”，也就是話本、戲曲的編纂者。這一說法目前尚未獲得學界公認，另外有人主張《水浒傳》的作者是江蘇興化人施彥端，甚至施耐庵就是羅貫中的化名等。

　　唐宋元明官制大雜燴 古代普通人不僅缺乏地理知識，對于官制往往也所知甚少。《水浒傳》中最拉風的官職，無疑是“八十萬禁軍教頭”，聽起來就像手下管着八十萬禁軍一樣。其實不然，所謂“教頭”，隻是軍中指導士兵練武的教師，屬于沒有品級的軍吏。按照《宋史·兵志》的說法，從宋神宗時期起，禁軍中設教頭270名、都教頭30名，王進、林沖就是那270人中的兩個，他們的去留對朝廷來說無足輕重。

　　然而，在《水浒傳》的作者眼中，八十萬禁軍教頭是相當高的官職，不然他不會讓高俅手下的護駕将軍丘嶽、車騎将軍周昂，一面當着八十萬禁軍都教頭、都教頭，又分别兼任左、右義衛親軍指揮使。梁山大軍征遼時，朝廷派來犒軍的八十萬禁軍教頭王文斌也“正受鄭州團練使”，統率一萬多大軍。所謂“護駕将軍”是評書裡的慣用頭銜，曆史上并不存在；車騎将軍在西漢以後，長期是最重要的軍職之一，不過唐朝之後就廢除了。

　　王文斌當的團練使一職，《水浒傳》中也多次出現。随呼延灼征讨梁山的“百勝将”韓韬是陳州團練使、“天目将”彭玘是颍州團練使；在關勝之後，征讨梁山的“聖水将”單廷珪和“神火将”魏定國任淩州團練使。在作者筆下，這些團練使和開篇所說“十節度”個個手握兵權，能殺慣戰。

　　節度使在唐朝“安史之亂”後很多都能割據一方，甚至稱王稱帝。到了北宋，節度使逐漸成為一種尊貴的榮譽頭銜，授予重要宗室或元老大臣，宋仁宗次子趙昕不到1歲就被封為忠正軍節度使，寇準更是以文官身份被授武勝軍節度使。少數實任的節度使，也隻掌管一州之地。随高俅出征的王煥、韓存保等十人，不過是出身綠林的武将，在真實曆史中幾乎沒有被授予節度使的可能。

　　團練使和節度使一樣，設立于唐代，掌握轄區内行政、财權和軍事等大權，有些成為較小的割據勢力。在北宋，團練使同樣成為虛銜，宗室、文臣、武将，甚至宦官都可能被授予，代表一種品級和待遇。烏台詩案後，蘇轼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幾乎沒有任何職權，領一份微薄俸祿而已。

　　宋史學者王曾瑜注意到，《水浒傳》中還雜入了不少元、明官制。比如作者對梁中書的介紹是，“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那留守喚作梁中書，諱世傑，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按照作者的意思，此人本名梁世傑，在大名府被尊稱為“梁中書”。在北宋，中書省是掌握實權的中央機構，一個大臣兼任中書侍郎，即成為宰相。蔡京第一次拜相，就是被宋徽宗任命為右仆射兼中書侍郎。隻有在元代，随着“行中書省”（即行省制度）設立，“中書”一詞才和地方官産生關聯。

　　孫立反出登州，來到祝家莊。栾廷玉向祝朝奉介紹說，“我這個賢弟孫立，綽号病尉遲……今奉總兵府對調他來，鎮守此間郓州。”所謂“總兵”是明代首創的官銜，北宋當然不會出現。征方臘後，吳用、關勝等除了被授官外，還獲封“武節将軍”，這個武散官名也是金代才有，後被元、明沿用。

　　圖：“三打祝家莊”連環畫

　　從全書來看，作者顯然是想讓人物官職盡量貼近北宋實際，但是受限于自身曆史知識的不足，隻能把印象中的唐代官制、自身親曆的元明官制，乃至話本中的一些原創職銜，與北宋真實官制捏合到一塊，看起來倒也天衣無縫。即便如此，《水浒傳》在處理官職方面，還是比《說唐全傳》《說嶽全傳》之類的傳奇故事靠譜很多，沒有憑空生造出什麼“一字并肩王”來。

　　順便說一句，施耐庵等《水浒傳》的作者、編訂者雖然都算嚴謹的讀書人，可他們連北宋的基本官制都搞不清楚，想來也沒有能力遍翻史書，先找原型再去塑造人物。一些研究者樂于拿梁山好漢去和曆史人物對應，如發現《中興小紀》等書上有一個名叫梁青的抗金領袖，人稱“梁小哥”，再結合宋代“小哥”和“小乙”通用，就認為梁青是燕青（燕小乙）的原型了。此類考證，怕都是白費心思。

　　大宋國土上竟有金國人 上面舉例的地名、官名錯誤，基本可以用作者知識儲備不足，或者情節發展需要來解釋，下面要說的兩個錯誤要複雜很多，反映出的也不再是作者的個人問題。

　　魯智深從五台山文殊院去東京大相國寺，路上經過桃花村，得知桃花山的“小霸王”周通要強娶劉太公的女兒，于是他假扮新娘，把周通痛打一頓。馬幼垣在《水浒論衡》一書中推算，魯智深離開五台山，大約走了2/3路程時，來到桃花山腳下，那麼此地當在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界處。

　　在後面的情節中，黃信出場了，他時任青州兵馬都監，轄區内有清風山、二龍山、桃花山，人稱“鎮三山”。于是問題來了，青州位于現在的山東省中部，距魯智深去過的那座桃花山有400多公裡，難道一部《水浒傳》竟然有兩座桃花山，而且都曾被李忠、周通占據過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馬幼垣對此給出的解釋是，“這種矛盾反映《水浒》成書以前原始故事之間的參差。組織編輯工作再精密仍難免留下原有故事不協調的痕迹。桃花山位置的更換就是這種演變過程的例子。”也就是說，以上兩段有關桃花山的情節出自不同人之手，這才會有不同的桃花山出現。

　　再說一個更離譜的。《水浒傳》中說曾頭市的首領曾長官“原是大金國人”，雖然故事發生的宣和年間宋金兩國還是盟友，可在大宋的腹地，一個金國家族管理有“三千餘家”的曾頭市，并且還“聚集着五七千人馬”，總歸是駭人聽聞。學者侯會結合小說中一些遼人被起女真名的細節（如兀顔光、兀顔延壽等），推斷這是施耐庵編訂《水浒傳》後，留下的少許“抗金痕迹”。

　　這意味着，早期《水浒傳》故事發生的時代可能是南宋。侯會在《從“山賊”到“水寇”》一書提出，梁山故事的真正原型是鐘相、楊幺領導的洞庭湖起義，同時融合了《中興演義》等書的抗金故事。

　　圖：洞庭湖（網絡圖）

　　以上有關桃花山、曾家原籍的解釋，未必确切，但很好地證明了，今天我們所見的《水浒傳》成于衆人之手，是各個時期、各個地區英雄傳奇的一個大雜燴。至于施耐庵，他作為全書的編訂者，盡可能地統一故事時間、消除故事間的矛盾，以及将零散的故事編為一部長篇小說，可是受限于個人知識、時間精力等，最終沒能讓全書那麼的天衣無縫。

　　當然，如果閱讀時不配合《中國曆史地圖集》或者《中國官制大辭典》，我們從《水浒傳》中也看不出這麼多時空錯位。但要是沒有這些不經意間的時空錯位，我們對《水浒傳》的理解大概也隻能停留在表面的故事情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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