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2 邢霞 祁蒙 社會科學報

　　社科報 東夷文化

　　原題：莒文化的影響力遠超想象？

　　作者：本報記者 邢霞 祁蒙

　　◤莒文化是東夷文化的先進代表，有着五千餘年的文明史，是華夏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第22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專門設立“莒文化與文明起源”專題研讨會，充分說明了莒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莒（jǔ）文化是東夷文化的先進代表，有着五千餘年的文明史，成為齊文化和魯文化的先聲和前導，是華夏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它是山東的莒文化，更是中華民族的莒文化。第22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專門設立“莒文化與文明起源”專題研讨會，充分說明了莒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資料鍊接

　　什麼是莒文化

　　莒文化即莒地曆史文化，源遠流長，底蘊豐厚，是古老的東夷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齊魯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對中華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也有巨大貢獻。

　　莒地，指山東省魯東南以莒縣為中心的區域，涵蓋沂蒙山區和日照市的沿海一帶。夏之前即為“莒部落”，為東夷文化的中心，這裡的民衆因講仁義、誠信，重禮儀，多“好讓不争”，人們喜“衣冠帶劍”，皆有君子之風，所以又号稱“君子之國”，具有較高的文明水平，文化、經濟等都領先于華夏。商時為“姑幕國”，對鞏固商王朝起到很大作用。周代建“莒國”，傲立東方，甚為強大，史稱為“東方之雄強”。

　　底蘊豐厚的莒地曆史文化，曾培養出姜子牙，助周滅商，建立起齊國，并将莒文化在齊國傳播開來，齊國得以大治。後齊國多亂，莒國還多次保護其王公避難者，齊桓公即是一例，回國後奮發圖強，“毋忘在莒”，為春秋五霸之首。魯國也積極學習莒文化，從而得以強大，并與莒國多次結盟，共扶周王朝。後孔子對“莒文化”非常重視，多次提出“學在四夷”，并常來莒地周遊，傳曾師項橐，日照至今還有“聖公山”，遺迹尚存。孔子在“莒文化”“仁”的影響下，創立起儒家文化，成為中華的重要文化，流行于世界，至今還在發揮着重要的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莒文化的影響力可能遠超人們的想象。提到陵陽河，就會說到圖形文字，尤其陶文是最基本、最有特點的，無論是研究中國文字的起源還是研究文明的進程，這都是教課書級的内容，所以我覺得莒縣從這一點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在考古的過程被發現，莒文化最典型的陶文還曾在安徽北部蒙城遺址、長江中遊的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中被發現。在莒文化圈中還發現了四千六百多年前的銅渣，甚至有文獻顯示莒文化高度發達的酒器都直接被夏商王朝繼承了，這些都證明了莒文化的高度發達。”

　　祭祀陶文與民族統一

　　在專題研讨會上，第22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秘書長羅伯特·弗蘭克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認同感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在新石器時代或者更早，中國有許多不同的古國，統一之後不僅形成了華夏民族還形成了相同的價值觀及宗教觀等，但是為什麼我們能維持這種統一？也許修建長城算是一種手段，但是，在長達幾千年時間内直到清朝滅亡中國一直保持了這種統一性。這與歐洲十分不同，許多歐洲人認為他們屬于相同的文化，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們是同一個民族、同一個國家，這說明政治的統一性雖然根植于文化的統一性，但文化的統一性和政治的統一性并不一緻。

　　“東夷”之莒國

　　山東大學曆史學院院長方輝教授根據長期在古莒地進行的考古研究解釋到，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在地理環境、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生業系統和領導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明顯差異，而在之後的青銅時代政治上日趨整合，這種趨勢在東周時期的諸侯紛争中達到了頂峰，其結果是導緻了公元前三世紀秦國結束諸侯分治的局面，率先實現政治上的大一統。語言、飲食傳統以及其他習俗的差異始終存在，但是這些多樣性因素并不是造成長期政治分裂的原因。中國政治上分久必合的規律，在世界範圍内是獨一無二的，這可能是一種社會結構影響的結果，這一社會結構廣泛地融合了政治理想、制度結構、統一的交流技術和商貿網絡、集體傳統和記憶等，最早在商周秦漢時期形成并使用。盡管這些實踐和制度并非完全一成不變，但它們已經成為華夏集體認同的一部分，這一華夏認同是之後政治大一統再次形成和維系的基礎。

　　煙台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江林昌則從莒縣陵陽河遺址出土的大口尊以及上面的陶文入手進行分析，他說應該從陶尊的功能性質來看陶文的功能性質。陶尊數量很少，個體很大，在墓葬中多出現在高規格的貴族墓裡面，有學者已經指出陶尊是一個禮器，考古材料顯示陶尊裡面當時可能裝的是酒。酒是先民們祭祀天地、日月、山川、土地、谷物等神明、祈福農業豐收的。如此看來，陶尊内部的酒和陶尊外部的陶文是内在統一的。階級分化以後，祭祀跟神權、族權、政權都有關系。如果斷定這就是中國文字源頭的話，說明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字産生不是口頭語言的記錄符号，而是一種祭祀的需要。這種文字的功能性質在夏商周幾代是一脈相承的，甲骨文是占蔔祭祀的，青銅器的禮器是用于祭祀的，青銅銘文記錄的也是跟祭祀有關的文字内容。這種文字系統，因為不是口頭語言的記錄，跟方言沒有關系，而是一個政治的需要。“在我看來，中國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與西方表音文字的根本區别在于，它對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以及多民族的融合統一起着重大的作用。春秋戰國時諸侯争霸，導緻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首先要書同文，因為文字是中華民族最早的、各民族融合的一種工具。”

　　莒地陶文

　　文化遺産:曆史考古的最大公約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指出，由于陵陽河所在的莒縣占有獨特的位置，它的影響至少在魯東南地區是一個中心，後來形成了莒國或者是東周時期山東三分天下第一的莒文化，所以考古研究所去年特意在莒縣陵陽河鎮建設了一個魯東南史前文化研究基地，這是破例的。

　　用于“針灸”的玉砭石

　　“莒文化是一個包容性的文化，很大氣，這可以從莒國和齊國的各種交往記錄中看得出來。但莒文化也有一些自身的弱點，導緻了其最終的滅亡。”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宋鎮豪說，“管子在總結莒滅亡的原因時就說，莒國過分講求仁義道德，這在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是不行的。當曾受過莒國恩惠的齊國侵蝕其土地時，莒國無力反抗，莒國滅亡的教訓就是沒有國威，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莒文化的價值是應該繼續研究的。”莒縣是莒文化的核心地區，夏代為莒州，商代為莒方國，周代為莒國，與齊、魯鼎立七百餘年，目前，莒縣地上和地下重要的古文物的遺址很多，有的瀕臨破壞和消失，為此應該加強對莒文化遺址、遺街、遺存的搶救性保護和宣傳，重視對以莒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的深入研究，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和發展增添新的視窗。

　　南澳洲曆史局局長瑪格麗特·安德森談到，現在世界範圍内已經形成了共識，如果遺産地所在社區的人們對這個遺産給予的關注越多，這種文化遺産得到的保護會更多。這種保護既包括來自于防範一些盜墓類的威脅，也包括預防其他各種形式的威脅，從而使遺産得到保護的機率更高一些，或者說得到的保護會更好一些。她建議，通過現代的一些媒介，比如說通過手機或其他新媒體與更多的年輕人有更多互動和宣傳，使他們明白文化遺産有多麼重要，為何值得保護。

　　讓世界考古學會主席克萊爾·史密斯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包括山東省政府對博物館的支持和博物館研究力量的強大。她慨歎在澳大利亞找不到和山東省博物館相媲美的博物館。

　　山東大學曆史學院院長方輝說，無論是曆史還是考古，隻有文化遺産能找到最大的公約數，因為考古學是具體的，而且具有區域性特征，但是文化遺産的保護和有效利用恐怕是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關注的話題。因為我國曆史悠久，我們對于自己的遺産曾經相當不在乎，有很多東西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裡被毀掉了。現在經濟發展了，怎麼樣把這些東西保護好，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之上再有效利用，非常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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