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經”一詞，是中國佛教首先創用的。在印度佛教中，人們常見的與大藏經同義的用語是集合經藏、律藏、論藏而說的“三藏”。除此之外，小乘佛教中的某些部派也有在“三藏”的基礎上，增立雜藏(如大衆部)，或咒藏(如上座部中的犢子部)而說“四藏”的。增立咒藏、菩薩藏(如上座部中的法藏部)，或雜集藏、禁咒藏(如大衆部中的一說部)而說“五藏”的；大乘佛教也有說“二藏”(聲聞藏、菩薩藏)，或“八藏”(胎化藏、中陰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薩藏、雜藏、金剛藏、佛藏，見《菩薩處胎經》卷七《出經品》)的，但迄今為止，尚未在漢譯佛經中發現有“大藏經”一詞。

　　在中國佛教中，最早使用“大藏經”一詞的，是隋代天台宗人灌頂所著的《隋天台智者大師别傳》。作者在傳文的最後引“銑法師”的話，對智□一生的業績作了概括：“銑法師雲：大師所造有為功德，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經十五藏，親手度僧一萬四千餘人，造栴檀金銅素畫像八十萬軀，傳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者不可稱數。”中國佛寺建築中曆來都有專門存放佛經的“藏經樓”，而鈔寫、諷誦、講解、疏釋、聽聞、供養佛經，曆來是佛教僧俗修行積德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銑法師所說的智□生前造“大藏經十五藏”，顯然是指請人抄寫的旨在供藏經樓收藏的當時傳行的各種佛經十五套。這與後人在“佛教經典總彙”的意義上使用“大藏經”一詞是完全一緻的。

　　不過，在當時及以後的一個相當的長時期内，“大藏經”一詞并沒有被佛教學者所廣泛使用。從考據學的觀點來看，東漢至隋代用來指稱“大藏經”的，乃是“藏經”、“衆經”、“一切經”，尤其是佛經目錄學著作，較多使用是的“衆經”一詞，如東晉道安《綜理衆經目錄》、道流《衆經錄》、僧睿《二秦衆經目錄》、劉宋佚名《衆經别錄》、南齊昙宗《衆經目錄》、梁代僧紹《華林佛殿衆經目錄》、寶唱《梁世衆經目錄》、北魏李廓《魏世衆經目錄》、北齊法上《齊世衆經目錄》、隋代法經等《衆經目錄》、彥琮等《衆經目錄》等等。唐代使用較多的是“一切經”一詞，如靜泰《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郭迻《新定一切經類音》等。就連上面提到的《隋天台智者大師别傳》中“大藏經”一詞，在道宣所作的《續高僧傳》卷十七《智□傳》中也改作“寫一切經一十五藏”。可見“一切經”為當時流行的說法。

　　隻是從五代開始，特别是自北宋以後，“大藏經”一詞見于典冊的次數日益增多，呈現出逐漸取代“衆經”、“一切經”，成為約定俗成的、普遍使用的佛教術語。這可從五代時後周行□的《大藏經音疏》、北宋文勝的《大藏經随函索隐》、惟白的《大藏經綱目指要錄》等著作的題名中得到印證。随着中國佛教的對外傳播，“大藏經”後來也成為朝鮮、日本佛教中經常使用的一個名詞。

　　我國古代典籍的載體和傳播形式，是随着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不斷進步的。大體說來，在商代是以甲骨為主，西周是以金石為主，春秋至西漢是以竹簡和帛書為主，東漢至唐代是以寫本為主，五代至清末是以刻本為主。與之相對應的是，自東漢末年才開始出現的漢文佛經，在北宋以前，一般是以手鈔的寫本形式在社會上流傳的。其間雖然也伴有其他形式，如自北齊開始出現的刻在石壁、摩崖、石闆上的石經，自晚唐開始出現的個别佛經的雕印(後詳)，但并不居于主導地位。

　　由單本佛經彙聚而成的漢文《大藏經》，在東漢末年至五代是以手鈔本(寫本)為主，北宋至清代是以木刻本為主，近代是以鉛印本為主，現代是以電腦排印本為主。

　　寫本《大藏經》是怎樣構成的呢？

　　從曆史上看，由于各個朝代都有陸續譯出的新的佛經，佛經的總量在不斷地遞增；各種佛經目錄在對佛經的甄别、著錄、分類、編次上存在着諸多的差異；各《大藏經》屢受社會環境、物質條件以及文化交流渠道的制約，很難将傳世的佛經無一遺漏地搜集起來，這在像東晉南北朝那樣的分裂割據的年代裡尤是如此，因此，寫本《大藏經》的構成是不确定的，出于不同的年代和地域的《大藏經》所收的佛經的名目部卷及其編制方式是不同的。

　　就其同一性而言，凡是曆代佛經目錄中有著錄的，翻譯有源的佛經，以及當時新譯的佛經，都是各種寫本《大藏經》搜集的對象。特别是自隋代費長房在《曆代三寶紀》中首創《入藏錄》，開列了應當入藏流通的佛經目錄以來，一些重要的佛經目錄，如唐代道宣的《大唐内典錄》、明佺等的《大周刊定衆經目錄》、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圓照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等也紛紛依仿而設立《入藏錄》。這就為寫本《大藏經》的編集提供了按圖索骥的便利。一些寫本《大藏經》在收錄典籍和分類編次上的差殊，便是由所據《入藏錄》的不同造成的。敦煌文獻中的《龍興寺藏經目錄》，就是以《大唐内典錄》中的《入藏錄》(全稱《曆代衆經總攝入藏錄》)為基礎編集的(見方廣锠《佛教大藏經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3月版)。

　　刻本《大藏經》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我國古代的雕版印刷業始于中唐。最早記載雕印之事的是唐代元稹為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所作的《序》。《序》中說，白居易所作的一些詩篇，在當時廣為傳誦，“至于繕寫摹勒(刻印)，炫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此序作于穆宗長慶四年(824)，說明那時在南方的揚州、越州，已經有人刻印白居易的詩，用來賣錢，或換酒茶。也就是說，已經有刻本在民間流傳。繼之，唐文宗太和九年(835)，東川節度使馮宿在《禁版印時憲書奏》中說，在劍南的西川、東川(今屬四川)和淮南道(今屬江蘇、安徽)，每年在朝廷頒下新曆之前，早已有“版印曆日(日曆)鬻于市”(《冊府元龜》卷一六○)。僖宗中和三年(883)，中書舍人柳玭在四川時，看到書攤上出售的書籍，“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柳氏家訓序》)。至五代，雕印業終于形成規模經營。

　　後唐宰相馮道首創并主持雕印儒家要典“九經”(《詩》、《書》、《禮》、《易》、《春秋》、《左傳》、《論語》、《爾雅》、《孝經》)以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經典釋文》。後蜀宰相毋昭裔也以私财刻“九經”、諸史、《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另外，前蜀任知玄以俸錢雇人雕印杜光庭的《道德經廣聖義》，後晉高祖石敬瑭敕令雕印《道德經》，這樣儒、道二家的要典都有刻本了(以上見王欣夫《文獻學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這種情況反映到佛經的流通上，就是在晚唐已出現了單本佛經的刻本。現存的最早的實物，就是近代在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唐人王階刻于懿宗鹹通九年(868)的《金剛經》，此經後被英人斯坦因掠走，現藏于英國倫敦博物館。繼之，則有1917年在湖州天甯寺經幢中發現的、五代時吳越王錢弘俶于顯德三年(956)敕令雕印的《寶箧印陀羅尼經》。入宋以後，崇尚佛教，曾“手寫《金剛經》，常自讀誦”的宋太祖趙匡胤，為弘揚佛法，擴大佛經的流布，于開寶四年(971)敕高品(宮廷的内侍)張從信到印刷業較為發達的益州(四川成都)，以《開元釋教錄》中的《入藏錄》為基準，并以千字文标寫帙号，雕造了我國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經》，世稱《開寶藏》(後詳)，以此為标志，漢文《大藏經》步入了刻本時代。

　　刻本《大藏經》與寫本《大藏經》相比，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是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分類法則和見錄典籍為基礎刊行的。盡管刻本《大藏經》同樣也遇到寫本《大藏經》所面對的漢文佛典的總量在不斷遞增的問題，但一般是采用在《開元錄•入藏錄》所收典籍的基礎上，增補新編入藏的經典的方法來解決的。也就是說，各種木刻本《大藏經》的主體部分是同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增補部分上。這增補的入藏經主要是有三部分構成的：《開元錄•入藏錄》遺漏未收的經典；《開元錄》撰成以後新譯出的經律論；新編入藏的中國佛教撰著。

　　現在要探讨的一個問題是：《開元錄•入藏錄》是沒有千字文帙号的，而刻本《大藏經》均有千字文帙号，這千字文帙号是從哪裡來的？

　　凡是讀過《開元錄》的人都知道，《開元錄》中有一錄名為《有譯有本錄》，專門收載佛經目錄上有著錄或經本上署題譯人(有譯)，并有傳本行世(有本)的佛典。下分菩薩(指大乘)三藏錄、聲聞(指小乘)三藏錄、聖賢傳記錄三項。《菩薩三藏錄》的構成是：一菩薩契經藏。包括大乘經重單合譯(相當于一般經錄上說的重譯、重翻、同本異譯)和大乘經單譯。其中，大乘經重單合譯又分：《般若經》新舊譯、《寶積經》新舊譯、《大集經》新舊譯、《華嚴經》新舊譯、《涅槃經》新舊譯、五大部外諸重譯經六目。二菩薩調伏(律)藏。三菩薩對法(論)藏，下分大乘釋經論、大乘集義論二目；《聲聞三藏錄》的構成是：一聲聞契經藏。包括小乘經重單合譯和小乘經單譯。其中，小乘經重單合譯又分：根本《四阿含經》、《長阿含經》中别譯經、《中阿含經》中别譯經、《增一阿含經》中别譯經、《雜阿含經》中别譯經、《四阿含》外諸重譯經六目。二聲聞調伏藏，下分正調伏藏、調伏藏眷屬二目。三聲聞對法藏，下分有部根本身足論、有部及餘支派論二目；《聖賢傳記錄》的構成是：一梵本翻譯集傳，二此方撰述集傳。總計收經一千一百二十四部五千四十八卷。

　　《開元錄》中的《入藏錄》就是依據《有譯有本錄》編制。但在移錄過程中，為了簡約起見，有些地方也作了變動。這主要表現在：将《有譯有本錄》中的若幹标題類目作了改動或删略，如将“菩薩三藏錄”、“菩薩契經藏”、“菩薩調伏藏”、“菩薩對法藏”分别改為“大乘入藏錄”、“大乘經”、“大乘律”、“大乘論”，将“聲聞三藏錄”、“聲聞契經藏”、“聲聞調伏藏”、“聲聞對法藏”分别改為“小乘入藏錄”、“小乘經”、“小乘律”、“小乘論”，将“聖賢傳記錄”改為“聖賢集傳”，删略了大乘經中“般若部”等五大部的類名，另外還删去了每部佛典的譯撰者(包括年代)以及一些考證性文字(如第幾譯等)，所錄的項目僅限于經名、卷數(包括異名、異卷)、合帙(那幾部書合為一帙)、用紙(此為

　　《有譯有本錄》中所無)。但收錄典籍的總數以及它們之間的先後程序仍保持不變。從表面上看，《入藏錄》所收典籍的總數為一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合成四百八十帙，在部數上較《有譯有本錄》少了四十八部，但正如智昇自己所解釋的，那是因為《大寶積經》一部，在《有譯有本錄》中是按它所分的四十九會作四十九部計算的，而在《入藏錄》中則作一部計算(見《開元釋教錄》卷十九之末的附語)，因此，《入藏錄》和《有譯有本錄》實際收錄的典籍的部卷是相同的。

　　由于《開元錄》考訂精審，分類得當，其學術質量居曆代佛經目錄之冠，故自問世以後，備受世人的贊譽和推崇，越來越多的佛教學者将它作為搜集、點勘佛經的主要依據。在這種社會需求的作用下，《入藏錄》像許多佛經既有大部(大經)，又有根據大部中某一部分内容編成的别生經(小經)一樣，也産生了它的單行本——《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

　　《略出》作為離開母本《開元錄》單獨流行的著作，為着内容上的完整性，重新恢複了《有譯有本錄》中有，而被《入藏錄》删去的一些類名和每部佛典的譯撰者(包括年代)。另外在部卷、用紙、合帙等項目上也作了一些改動。例如，新收了隋達摩笈多譯的《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一卷、曹魏白延譯的《須賴經》二卷、東晉卑摩羅叉譯的《(十誦律)後毗尼序》三卷、未曾翻譯的《施設足論》一萬八千頌，删去了《入藏錄》中誤錄的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的《申日兒本經》的異名《申日經》一部。故《略出》所收的典籍的帙數實際為四百七十九帙，千字文編号為“天”至“群”字；部數為一千七十八部(《施設足論》不計在内)；卷數為五千六十二卷(以上參見童玮《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8月版，以及蔡運辰《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12月版)。

　　至于《開元釋教錄略出》是否為智升在完成《開元錄》之後另行編撰的一部書，因史料缺乏，尚難斷論。按情理推斷，《略出》作為《入藏錄》的傳鈔本，很可能是後人抄錄的，千字文帙号也可能是鈔者添加的。但由于《略出》的基本内容出自《開元錄》的《入藏錄》和《有譯有本錄》，故将它定為智異的著作也是可以的。這與先秦的一些古籍如《莊子》、《荀子》等都有後人增益的成份，但世人仍稱為“莊子撰”、“荀子撰”一樣。說漢文《大藏經》中的千字文帙号肇始于《略出》也是對的。隻不過千字文帙号究竟是智升所編，還是後人所編，尚可進一步讨論。因為迄今為止，人們對智升的中晚年活動一無所知，即使是為智異立傳的北宋贊甯，他也不知道智升的裡籍、行曆和生卒年代(見《宋高僧傳》卷五)，這又為智昇在《開元錄》之後另編這部《略出》留出了考證的餘地。

　　千字文帙号的出現，使刻本《大藏經》趨于定型化，自《開寶藏》之後出現的各種刻本《大藏經》都是沿用《略出》的千字文帙号編制的，即使有新續入藏的經典，其合帙的帙号也是依前順延的。

　　刻本《大藏經》對于佛教經典的整理與流傳，乃至整個佛教文化的積累與傳播，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的曆史作用。今存的抄本佛經以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為最多，約有數百種，但絕大多數殘破不全，僅為零卷殘片。首尾完整、内容齊全的本子隻有幾十種，而且由于抄寫潦草，錯訛衍脫之處比比皆是。至于保存在國外(如日本)的唐代寫本佛經也是于世罕見。因此，漢譯佛經依賴于木刻本而得以大量印行并傳至今日，而集刻本佛經之大成的便是刻本《大藏經》。即使到了近現代，刻本《大藏經》也仍然在影印使用，一些采用明智旭《閱藏知津》的分類法或新的佛典分類法編制的鉛印本和電腦排印本《大藏經》，其收錄佛典的底本絕大多數也來自刻本單經或刻本《大藏經》。

　　漢文《大藏經》的版本衆多，自北宋初年《開寶藏》雕印以來，迄目前為止，在我國和高麗(韓國)、日本雕印(或排印)的漢文《大藏經》約有四十種。但這隻是一個概數，因為要确切地說出曆代藏經的版次是十分困難的。其中的原因有：古代的一些版本，大多在流傳過程中散失，完整地保存下來的僅數部而已。而在《大藏經》雕印的同時，佛經的單行本也在雕印，今存的一些帶有千字文帙号和題記的刻本佛經，既可能是曆史上某種《大藏經》的組成部分，也可能是據某種《大藏經》翻刻的單行本；有些

　　《大藏經》，史書上有過片言隻語的記載，但由于沒有實物傳世，它們究竟是一種僅刻了幾部佛經而告中止的計劃，還是實際完成的大藏，便成了懸案；刻本《大藏經》的優點就在于能夠反複印刷，在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次中，會增入一些佛典，替換一些損壞的舊版，因而出現一些差異。另外，對各版《大藏經》所收典籍的考校也有待進一步深入。這是因為：有些《大藏經》有藏經目錄傳世，有些則沒有。但《大藏經》的目錄與實際雕印的情況有時存在着不一緻。如果目錄編制在先，實際雕印在後，則實際雕印時所作的變更在目錄中沒有反映出來。反之，如果目錄是在全部藏版刻完後編制的，同樣也會在帙、部、卷的增減分合及相關的統計數上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将一部經典重複收錄(編在不同的帙号裡)的情況也不少(見蔡運辰《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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