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經過了黃巾大起義，董卓之亂，社會動蕩不安，兩漢四百年積累的文化财富幾乎毀滅殆盡，當時中原地區已有一些有識之士注意到這個問題，都比較重視文化建設，比如北海國相孔融，荊州牧劉表。而這些人之所以重視文化建設，一個必不可少的原因就是他們都深受兩漢儒學影響。

到了三國時，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修學令》：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在許慈傳中表示劉備也在蜀漢提倡儒學：先主定蜀，承喪亂曆紀，學業衰廢……慈、潛并為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在吳國，吳景帝孫休在永安元年也下诏令：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以敦王化，以隆風俗。上述人物都将經學作為教育的根本學說，這和兩漢經學發展一脈相承的，這也表明，經學在漢魏時也仍具有比較大的影響。經學思潮是基于董仲舒為維護漢王朝封建統治秩序，所提出的天人感應一系列學說，并且吸收了陰陽，黃老等衆多學說。但随着漢王朝統治的腐朽，經學思潮逐漸失去了依附的政治力量。經學主要以《詩》《書》《禮》《易》《春秋》為研究對象，它不僅是儒生們對自己生活的時代的一種向往，而且逐漸成為全民族的共同堅持的一種價值标準。

玄學生于儒學宇宙觀的破滅，儒家的宇宙道德觀被天災論粉碎之後，就出現了普遍性的，對儒學本身的懷疑。因為懷疑，而出現的思想轉向，士人開始由積極參與政治，轉向玄學思考。我們要知道一個前提 ，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經學不僅是儒生們對自己生活的時代的一種向往，而且逐漸成為全民族的共同堅持的一種價值标準。進一步講，是社會道德價值标準。

中國古代是以道德為社會規範基礎的，即使王朝滅亡，道德它本身并不會消亡，而這個道德，則是修複社會狀态的模版。也就是說，雖然社會動蕩，天下大亂，我們仍然可以依據這個道德價值标準，将社會倒回正軌，讓天下大治。我們打一個比方，如果說封建王朝是一把尺子，那麼道德就是尺子上的刻度，我們隻需要知道尺子的刻度，即便尺子斷了，半截尺子仍然有刻度，仍然可以測量出長度。但是東漢不一樣，東漢末年是禮崩樂壞的時代，這代表什麼呢，尺子刻度模糊了，我們就無法衡量物體了。

而玄學是什麼意思呢？既然尺子刻度模糊了，我們就得重新開始定義尺子的刻度，重新思考怎麼做才是對的，也開始重新設定天下大複的标準，以及做人的标準。東漢滅亡時，士子迷茫到不可欲的地步，他們知道是時候重新開始，卻不知道如何開始。加之數百年的家國同構架構發生破壞，所以，用玄學思考政治還在次要地位，而怎麼去做人，人活着該做什麼，這才是最重要的。何晏，王弼，夏侯玄就是這類人 。

夏侯玄有着幾乎喪失理智的、瘋狂的救世情懷，甚至提議廢除郡。當時還涉及一個人口遷徙，民族融合，數百年裡不能實行土斷，夷夏亂居，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名詞叫道德價值逆反，當然，道德本身就是誕生于宗法制之上的，非族不德，同族同德，孝為第一，順為第二，通俗說，我們可以簡單粗略地理解為現在的尊老愛幼。東漢末年經過戰亂之後，開始重新思考道家價值了，但是儒家的家作為社會基礎，已經是道家根本無法撼動的東西了，其實不單單是道家，就是佛教，天主教之類的，也無法撼動，但這并不能影響士人追求道家的“無為”思想中體現的價值以及其思考風度，并且士人對思考天人合一的玄理迸發出了極大興趣。

莊子認為，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道家某些層面也一定得講究出世，和儒家一樣，非常重視個人功業。道家也從根本上否定儒家的道德禮樂，正所謂，智慧出，有大僞。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道家認為，禮是因為人不忠不信而立。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上德不以德為德，追求道德的才是無德。儒家正好相反，上德為德，求德才德，儒家以禮為根本，道卻以禮為混亂之先。道家雖然追求無為，逍遙，物我兩忘，卻十分反對離世。後來，也經常用舍身離世來抨擊佛家。

綜上，魏晉玄學的産生，是基于漢末名教的崩壞，并吸取了道，佛，但并未完全脫離儒家的影響。對于我國思想的演變，哲學，起到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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