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新京報書評周刊·文化客廳攜手世紀文景，共同推出“去溯時、去現場：曆史的凝視與書寫”主題活動。當滞塞的時間重啟，我們以“曆史”為方法，重新定位自己。5場線上活動，12位知名嘉賓，跨越史事與故事、田野與文本、藝術與考古。

系列活動第二場，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許紀霖、複旦大學曆史學系教授仇鹿鳴、複旦大學曆史學系博士阙海、青年文史作家張向榮帶來“祥瑞：從王莽看漢代儒家的‘理想國’”主題分享。

西漢末年，儒生出身的王莽，借助時人笃信的“祥瑞”之說，托古改制。新朝隻存在了15年，王莽也因此名譽掃地。王莽的失敗，是否就是儒家“理想國”第一次實踐嘗試的失敗？這段驚心動魄、備受争議的曆史，為我們理解漢代政治文化提供了哪些視角？

王莽和他的時代

“漢代的政治文化在中國曆史上非常特殊”

王莽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極為獨特、又極具争議性的人物。他生于西漢末年，幼年喪父，沒有因身為外戚家族成員而得到優待。他從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為人處世之道，一躍成為家族寄予厚望的後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說，重返朝堂；又在衆人的歡呼聲中步步高升，最終合法建立了新朝。然而新朝隻存在了15年，王莽名譽掃地。

《王莽篡漢》連環畫中的一頁，王莽年輕時的謙恭仁孝讓許多人認為他有聖人之德。

王莽究竟是邪惡的僞君子，還是複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國的決定者，還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青年文史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博士張向榮去年出版了《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這本書從“祥瑞”這個視角切入，剖析王莽的個人、家族和政權相關的人物事件。

談論起這本書的寫作視角，仇鹿鳴指出，給中國古代曆史前半期的政治人物寫傳記是很困難的。關于皇帝、宰相這些重要政治人物的所思所想，我們現今掌握到的材料非常有限。比如，我們可以通過《貞觀政要》研究唐太宗的治國思想，但很難從中了解唐太宗作為一個人的性情特質。對曆史研究者來說，一個比較好的切入點是描繪“某人與他所處的時代”。

回到王莽本身，仇鹿鳴認為王莽的曆史形象在前後期有非常明顯的反差。王莽最為後人熟知的一個評價是“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中國傳統的批評視角基本上都認為王莽是一個僞君子。但在最近幾十年的學術發展中，學者對于很多曆史人物有了全新的認知。比如，傳統史學通常把王莽定義為一個野心家，一個工于心計、極富理性的人物。但王莽在政治上推出的很多複古舉措似乎不是政治理性的行為，還帶有很強的理想化色彩。

仇鹿鳴認為，為了理解王莽這些做法，後世學者需要重新評估王莽所處的西漢時期的政治文化，尤其漢代儒學糅合了“五德終始說”，在儒學曆史發展階段上呈現出不那麼理性的一面。

顧颉剛在《古史辨自序》中，分析了“五德始終說”之下的政治與曆史。“五德始終說”是戰國時期鄒衍秉承的曆史觀念，鄒衍認為天地有“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德，人類社會受這五種元素轉移循環的秩序支配。

今人讀王莽，也許很難真正走進這樣一位曆史人物的内心，了解王莽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但王莽施政的反理性色彩恰好能幫助我們理解漢代這種獨特的政治和社會文化。

王莽所處的漢代有着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圍，也是中國曆史上極少見的儒學思想真正對實際政治産生重要影響的朝代。之後宋明時期的朱熹和王陽明，他們主張的新儒學無論如何講述“從内聖到外王”的道路，作為個人的他們并不能左右國家的政治走向。而在西漢時期，像賈誼這樣的儒者，地位并非特别高，卻可以和皇帝秉燭夜談，盡管唐代的李商隐詩雲“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頗有惋惜之意，但這種場面仍是後來的宋儒無法想象的。

曆史上政治文化意義上的“大一統中國”，是在漢武帝以後才形成的。漢代在這個背景之下還有很複雜的面相。《祥瑞》中引用陳侃理的說法，認為漢代文化危機先于社會危機來臨，神學權威率先衰落，這種看法是與我們對中國曆史的傳統理解不相同的。西漢朝堂之上“五德終始說”這種帶有一定非理性色彩的理論有很大的影響力，這也是後世很少見的現象。

周制與秦制之争

西漢政治脈絡的一條主線

在《祥瑞》的寫作過程中，複旦大學曆史學系博士阙海時常與作者張向榮進行學術探讨。阙海在活動上指出，從漢代曆史發展脈絡來看，王莽的出現有一定的曆史必然性。從漢高祖到漢武帝之前，漢朝一直處在後戰國時代，那個時候的人還沒有從戰國思想當中解放出來。

從漢武帝開始，漢朝統治者才有意識地構建大一統王朝，而這種改革以“公羊學”（以《公羊傳》來闡釋《春秋》之學）的“回歸古制”作為指導思想。所謂“古制”，即《春秋》所描寫的周制的格局和價值觀。這種改革思想讓漢朝不斷地向周制靠近，使得漢代國家政制形成了二元結構。

在政治運作層面，漢代沿襲了秦代的律令制，在政治文化層面，漢代在不斷接近周制“緻太平”的理想。漢武帝改革之時，漢代還是“王（周制）霸（秦制）兼用”，到漢元帝（西漢第十一位皇帝，漢武帝是西漢第七位皇帝）之時已經開始純用儒術，把儒學的認識貫徹到政治運作當中。這種走向最後勢必會出現一位人物，他會純粹地按照周制來對國家制度進行安排。這個人是漢代的“周公”，他就是王莽。

《三才圖會》中的漢武帝、漢宣帝畫像。《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還是太子的時候“柔仁好儒”，漢宣帝訓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霸道”源自法家，以嚴峻的刑法治國；“王道”源自儒家，以德治、仁義治國。

周制與秦制的“王霸之争”是西漢政治脈絡的一條主線，許紀霖對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祥瑞》着力描寫的董仲舒、公孫弘和主父偃三個人物恰好反映了這場政治角力中的不同面向。董仲舒精通儒學而不懂帝王之術，縱橫家主父偃恰好相反，善于權謀卻沒有理論支撐。

許紀霖稱，這三個人物中他最欣賞公孫弘。公孫弘既有“儒”的一面，也有“法”的一面，他懂得如何真正治國理政，把漢武帝的“外儒内法”落實為一套具體的制度化架構，就像張向榮在《祥瑞》中評價道，公孫弘窮其後半生為後世儒生鋪就了一條通達的仕途之道。

電視劇《漢武大帝》截圖，漢武帝策問朝堂與各地舉薦的賢良之士，公孫弘、董仲舒等人前來應試。

中國的文官制度始自西漢，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國中，中國最早出現了文官制度，這與公孫弘的貢獻是分不開的。相較于中國曆史上常見的外戚和宦官專政，以文官為核心的官僚制度是相對理性化的，起到了緩沖劑的作用。文官任職之前經曆過儒家五經的洗禮，除了官僚系統的制度約束以外，他們的行為處事還受到了内心道德信念的制約。

這套文官制度在漢代延續了下來，一直到王莽時期。王莽掌權之時，文官制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許紀霖援引馬克斯·韋伯的說法講到，韋伯提出一個政治家不僅要有信念倫理，還要有責任倫理。信念倫理隻對政治家的動機負責，隻要我的動機是善的，我代表了天命順應了民意。責任倫理則要求政治家對行為的結果負責，要通過行為的結果來檢驗堅持的信念是否正确。“用今天的話說，政治家要接地氣，要有人情味。”從董仲舒到公孫弘，儒家信念最後落實為一套文官體系，就是在制度上試圖實現一種微妙的平衡。

史學也是“人學”

公共史學與非虛構寫作

曆史非虛構寫作是如今學術出版炙手可熱的領域，幾位嘉賓也與《祥瑞》作者張向榮一同探讨了公共史學和非虛構寫作面臨的挑戰。

有些史學專業人士也許會對張向榮這樣的“跨界寫作者”表示質疑，但許紀霖不這樣認為。許紀霖說，史學也是“人學”。無論是文學還是曆史，最終它是由“人”構成的，它所描述的對象都是由“人”構成的活動。目前市面上有些曆史專業著作都是“隻見事不見人”， 工匠氣十足，這些作品在許紀霖看來是沒有靈魂的。如今的讀者需要的恰恰是有鮮活的人和故事的曆史作品。

那麼曆史非虛構寫作隻是曆史的“搬運工”嗎？仇鹿鳴認為曆史非虛構寫作也需要一定的專業性要求。一位曆史的非虛構寫作者需要擁有一定的專業研究才能，有能力幫助公衆發掘一些比較新穎的史料，也對各種曆史假說的真僞擁有判辨能力，不然作品容易淪為滿足公衆趣味的獵奇之作。

近年來國際上湧現出一批面向大衆的世界史著作，其中不少被引進到了中國。需要注意的是，國外非虛構的曆史寫作者之中，相當一部分都擁有曆史專業研究的背景。仇鹿鳴坦言，雜糅前人之說、迎合公衆趣味的作品在市場上或許會有一定的效果，但從長遠來看是走不遠的。如果中國曆史非虛構作者有一個努力的方向，對标的應該是“沃爾夫森曆史獎”這樣的國際曆史寫作獎。

活動進行期間，有讀者提問，如何在非虛構寫作中把握曆史想象力的界限。阙海回應道，西方人講“過去即異鄉”（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中國也有“古今言殊，四方談異”的說法。由于時間和空間的阻隔，我們對過去的曆史總是會産生理解上的偏差。寫作者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

莊子曾說“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雖然相隔千年，但是今人與古人一旦達到了心意相通的時刻，就像朝暮相見一樣親近。阙海認為，站在這樣的角度上說，曆史研究應該回歸常識。正是基于人類的普遍意識，以及我們對當時曆史背景、曆史環境的充分了解，我們才能夠共情幾千年前司馬遷筆下的故事，也能對王莽這樣的人物形成一種參照式的理解。

延伸閱讀

《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

作者：張向榮

出版社：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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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李永博

編輯/呂婉婷 青青子

海報設計/劉曉斐

校對/盧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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