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在浙江省餘姚縣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一件編号為T243④：235的陶缽。這件陶缽形體碩大，口大底小；平面為橢圓形，深腹，平底，通體呈黑灰色；外壁兩側各刻一個形象逼真的“豬形圖像”，在“豬形圖像”的腰間，還特意标出了圓形的星飾。該陶器口長21.7厘米、寬17厘米，底長17.5厘米、寬13.5厘米，高11.7厘米。考古發掘報告将這件陶器命名為“豬紋方缽”，它的年代屬河姆渡遺址第四期文化層，距今約7000—6500年。

■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豬紋方缽 作者/供圖

　　這一陶缽腹部的“豬形圖像”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因為陶缽本是盛水祭天的禮器，而“豬”的習性與陶缽的名義和用途相符合，所以這一“豬形圖像”可以作為陶缽的象征。同時，陶缽的形狀頗似“鬥”形，而“豬形圖像”腰間的“圓形星飾”，正指祈雨時祭典的北鬥星神。因此，這件陶缽上的“豬形圖像”應是象征陶缽名義和用途的“物象文字”。這種物象文字既是人神溝通的媒介，也是一種特殊的紀事文字，具有濃厚的宗教意義。

　　陶缽名稱與“豬形圖像”的寓意

　　2002年10月，筆者赴浙江參加學術會議，順便到浙江省博物館參觀考察時，看到這件陶缽陳列在“浙江七千年”的展室裡。該器的簡介說：“這是一隻鬃毛倒豎的野豬，身上填滿雨絲、水滴和植物紋。豬為水畜，此缽很可能是一件用于稻作祈雨巫術儀式的祭器。”馮時認為，這種“繪刻豬形圖像”的器皿，應該“就是當年祭天的禮器”。這些推測都是頗有見地的。但是，陶缽為什麼“就是當年祭天的禮器”？這幅“豬形圖像”的含義是什麼？仍存在需要說明的關鍵問題。

　　我國自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到秦漢時期的器物上，常見有獨立存在的“刻畫符号”和文字。它們分布廣泛、數量巨大、時間長久、時代連貫、一脈相承，成為中國文字起源和發展史上的一種獨特現象。那麼，這些“刻畫符号”和文字的含義是什麼？

　　據《荀子·解蔽》記載：“好書者衆矣，而倉颉獨傳者，壹也。”楊倞注：“倉颉，黃帝史官。”《呂氏春秋·君守》載：“倉颉作書。”《世本·作篇》載：“史皇作圖。”宋衷注：“史皇，黃帝臣也。圖，為畫物象也。”許慎《說文解字·序》說：“文者，物象之本。”這說明“物象”就是客觀事物的象征。文字以物象為本原，就是對其載體名義和用途的具體反映。因此，我國遠古器物上獨立存在的“刻畫符号”和文字的含義，大都與其載體的名義和用途相符合，可稱為物象文字（即“标識文字”）。它是中華先民“制器尚象”習俗的産物，也是一種特殊的紀事文字，具有濃厚的宗教意義。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陶缽兩側刻繪的“豬形圖像”，也當是象征陶缽名義和用途的物象文字。

　　“缽”字不見于《說文解字》，屬後起的字。缽，同盋，本屬盂類器皿。《廣韻·末韻》說：“缽，亦作盋。”《說文新附·皿部》說：“盋，食器也，盂屬，從皿，犮聲。盋，或從金、從本。”《漢書·東方朔傳》顔師古注：“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也。”因此，這件陶缽當名之為陶盂。

　　豬、盂古音同在魚部，音近義通。陶盂本是盛置飲食的器皿。《說文·皿部》說：“盂，飯器也。從皿，虧聲。”盂，同杅。李賢《後漢書·崔骃傳》注：“杅，亦盂也。”李善《文選·答客難》注：“盂與杅同。”可以為證。鄭玄《禮記·玉藻》注：“杅，浴器也。”這說明“杅”可作為洗浴用的木盆。洛陽出土的春秋齊侯銅盂，口徑70.3厘米、高43.5厘米，狀如大盆，當為洗浴用的器皿。可見，盂本是盛置飯食和盛水的器皿。

　　豬，通作都。《尚書·禹貢》：“大野既豬。”《史記·夏本紀》作“大野既都”。鄭玄《周禮·夏官·職方氏》注：“《禹貢》曰：‘荥播既都’。”《經典釋文》曰：“都，本或作豬。”孫星衍《尚書·禹貢》注疏：“豬、都，俱聲相近，古假借用之。”可以為證。“豬”“於”義通。《爾雅·釋诂上》說：“都，於也。”孔安國《尚書·堯典》注：“都，於。歎美之辭。”是其佐證。於，同于。鄭玄《儀禮·士昏禮記》注：“今文於為于。”《助字辯略》卷一說：“於，同于。”于，通作杅。楊倞《荀子·儒效》注：“杅杅即于于也。”杅，同盂。這說明“豬”與陶盂的名義是相通的。

　　豬的天性與陶盂的用途相符合。豬，亦名彘、豕。《說文·彑部》說：“彘，豕也。”《禮記·月令》：孟冬“食黍與彘”。鄭玄注：“彘，水畜也。”高誘《呂氏春秋·孟冬》注：“彘，水屬也。”水聚名曰豬。《尚書·禹貢》：“大野既豬。”蔡沈集傳：“水蓄而複流者謂之豬。”《禮記·檀弓下》載：“洿其宮而豬焉。”孔穎達疏：“豬是水聚之名也。”這說明豬是善水的動物。

　　豬也是知道天時變化的牲畜。《大戴禮記·易本命》載：“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盧辯注：“豕知時。”這是說豬知道天時的變化。《詩·小雅·漸漸之石》載：“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豕，豬。蹢，蹄也。将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朱熹注：“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将雨之驗也。”這是說人們白天看到一群豬跑到水塘裡，晚間看到月亮靠近畢星，就知道快要下滂沱大雨了。可見，豬乃是知道天時變化的神獸。

　　陶盂與雩祭的名義相通。《左傳·僖公十一年》：諸侯“會于盂”。《谷梁傳》作：“會于雩。”洪亮吉诂：“盂、雩音同，古字亦通。”可以為證。《說文·雨部》：“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虧聲。”《爾雅·釋訓》說：“舞，雩也。”郭璞注：“雩之祭，舞者籲嗟而請雨。”《左傳·桓公五年》：“龍見而雩。”孔穎達疏引鄭玄《禮注》：“雩之言籲也，言于嗟哭泣以求雨也。”《左傳·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杜預注：“雩，夏祭，所以祈甘雨。”《公羊傳·桓公五年》載：“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雩，旱請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後漢書·仲長統傳》：“諷于舞雩之下。”李賢注：“雩，旱祭之名也。為壇而儛其上，以祈雨也。”古人每逢夏季旱災時，常将陶盂盛滿水，放在祭壇前進行焚柴祭天祈雨。這說明陶盂當是遠古先民進行“祈雨巫術儀式”時使用的“祭器”。

　　由此可見，豬的名稱和習性都與陶盂的名義和用途相符合，因而可以作為陶盂的象征。這就是河姆渡先民在陶盂腹部兩側刻畫“豬形圖像”的根本原因。

　　陶缽“豬形圖像”與北鬥星神

　　中國天文學上常見用動物作為星宿名稱的習慣，如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便是其例。這件“豬形圖像”腰間刻畫的“圓形星飾”，應指祈雨巫術祭典的星宿神靈。那麼，這個“豬形圖像”象征什麼星宿呢？也就是說，我國遠古先民祈雨時祭典的是什麼星宿？澄清這個問題，對于研究我國古代星宿崇拜具有重要意義。

　　《楚辭·天問》：“封狶是射。”王逸注：“封狶，神獸也。”《淮南子·天文訓》說：“封豨修蛇。”高誘注：“封豨，大豕也。楚人謂豕為豨也。”這說明“封豕”“封豨”，都是大豬的名稱。《周易·說卦傳》載：“坎為豕。”又說：“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新書·胎教》說：“彘者，北方之牲也。”《說文·水部》：“水，準也，北方之行。”《漢書·五行志上》說：“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可見，在我國古代的五行觀念裡，豬是主管北方的神獸。

　　我國古代天文學中，與豬相關聯的星宿主要有三座——奎星、辰星和北鬥星。下面，筆者逐一分析“豬形圖像”與三者的關系。

　　一、“豬形圖像”是否與奎星相關聯。奎星是主管溝渎的星宿。《史記·天官書》載：“奎曰封豕，為溝渎。”《正義》說：“奎，天之府庫，一曰天豕，一曰封豕，主溝渎。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這是把“大豕”作為奎星的象征。因為“奎”屬西南方的大星，與豬為“北方之牲”的方位不相符合。故陶缽上的“豬形圖像”指奎星的可能性不大。

　　二、“豬形圖像”是否與辰星相關聯。辰星是主管北方的“太陰之精”。《史記·天官書》載：“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索隐》案：“《元命包》曰‘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宋均曰‘辰星正四時之位，得與北辰同名也’。”“辰星”即水星。這說明“豬”與辰星的屬性及方位相合。然而，辰星卻與陶缽的“鬥”形形體明顯有異。

　　三、“豬形圖像”與北鬥星的密切關聯。陶缽的形狀為“口大底小。平面為橢圓形，深腹，平底”，頗像“鬥”形。馮時依據《初學記》卷二九引《春秋說題辭》：“鬥星時散精為彘，四月生，應天理”等文獻，認為這件陶缽上的豬形圖像“乃是北鬥的化身”。這應是正确可信的判斷。

　　北鬥星“居天之中”，曾被視為“天樞”。《呂氏春秋·有始覽》載：“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史記·天官書》載：“鬥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系于鬥。”《尚書緯》說：“北鬥居天之中，當昆侖之上，運轉所指，随二十四氣，正十二辰，建十二月。”《開元占經》說：“鬥者，天樞也。”這是說北鬥“居天之中”，“運于中央，臨制四鄉”，而被視為“天樞”。

　　北極星本是“天之樞”。《爾雅·釋天》說：“北極謂之北辰。”《左傳·昭公十七年》：“北辰亦為大辰。”何休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論語·為政》說：“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群星共之。”朱熹集注：“北辰，北極，天之樞也。”王逸《楚辭·九歌·遠遊》注：“北辰，北極星也。”這是說北極星是天體的中心樞紐，群星都圍繞在它的周圍旋轉。《史記·天官書》載：“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索隐》引《文耀鈎》曰：“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因“北極星”處于天體的中樞地位，故亦名為“天極星”。

　　我國古代的天文學大都把“北辰”視為“天之樞”。因為在遠古時代，北鬥星位于北天球的恒顯圈内，一年四季，随着季節的變化而圍繞北辰（北極星）旋轉，具有觀象定時的基本功能。

　　綜上所述，陶缽是盛水祭天的禮器。因為豬的習性與陶缽的名稱和用途相符合，所以“豬形圖像”可以作為缽的象征。同時，陶缽的形狀頗似“鬥”形，而“豬形圖像”腰間刻畫的“圓形星飾”，正指祈雨時祭典的北鬥星神。也就是說，這件陶缽上的“豬形圖像”應屬物象文字（即“标識文字”）的範疇。它既是人神溝通的媒介，也是一種特殊的紀事文字，因而具有濃厚的宗教意義。由此可見，河姆渡文化陶缽“豬形圖像”寓意的澄清，對研究中國文字的起源和形成具有重要價值。

　　（作者系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先秦史學會原副會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蔡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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