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時西安什麼時候被攻破的?元世祖忽必烈敕命在韓城祭祀司馬遷祠、敕命在韓城祭祀大禹廟，把韓城作為朝拜聖地和打造成教化中心的過程，是一個“化無形于有形”的過程下面我從元朝統治集團把韓城作為朝拜聖地的曆史背景、元朝統治集團在韓城進行的祭祀朝拜活動、韓城元代建築的特性及功用等方面論述這個過程，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元朝時西安什麼時候被攻破的?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元朝時西安什麼時候被攻破的

元世祖忽必烈敕命在韓城祭祀司馬遷祠、敕命在韓城祭祀大禹廟，把韓城作為朝拜聖地和打造成教化中心的過程，是一個“化無形于有形”的過程。下面我從元朝統治集團把韓城作為朝拜聖地的曆史背景、元朝統治集團在韓城進行的祭祀朝拜活動、韓城元代建築的特性及功用等方面論述這個過程。

一、 元朝統治集團把韓城作為朝拜聖地的背景及原因分析

　　《元史》146卷記載，窩闊台大漢時期，蒙古統治者初下中原，近臣别叠等人就說“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直裸裸地暴露出了當時蒙古統治集團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意識。在這種偏見支配下，蒙古貴族肆意圈地放牧，殘酷殺戮漢人，緻使中原占領區地盡抛荒，人為驅口（奴隸），經濟文化遭受了巨大的破壞。這些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行為，直接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禍根，激起了漢人的強烈反抗。《元史》開篇就有所謂的“民叛”記錄，而且情況愈演愈烈。不難看出，這些“民叛”行為其實是落後的遊牧文化與農耕文明的沖突，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戰争，它直接動搖着元蒙政權在中原的統治根基。

　　蒙古人占領了北中國後，忽必烈已登上了汗位。這位草原上的雄鷹已經把犀利的目光投向了未來，心中已經形成了建立一個地域遼闊、規模空前、民族融合的大一統帝國的構想。他敏銳地認識到，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軍事占領問題，而是設法長期與漢人和諧相處的穩定問題。為此，他一方面要求蒙古保守勢力放棄狹隘的“舊俗”觀念，在統治集團内部展開了長達數年的“漢法”與“舊俗”之争；一方面崇儒攬士，采用漢法，頒布了一系列勸課農桑，嚴禁廢耕田為牧場的改革诏令，力圖以此完成政權性質的蛻變，達到和漢人和諧相處的目的。這些措施雖然對恢複生産、穩定統治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長期積壓在漢人心中的“斥蒙”情緒，漢族士大夫心中根深蒂固的“華夷”觀念等大是大非問題始終難以清除，這顯然對建立民族融合的大一統政權是十分不利的。如何做到蒙漢一體，使漢人從思想深處認可大元政權的正統性，認可自己是中原正統王朝的合法繼承人，以及正在進行的南下戰争将以什麼樣的性質出現？忽必烈遇到了難題。

　　建立一個地域遼闊、規模空前、民族融合的大一統帝國，必須要有與之相匹配的大一統民族融合政權的大思想。公元1229年，蒙古大軍攻破韓城，忽必烈眼前終于有了靓麗的閃光，《史記》通脫大氣的民族觀讓他看到了希望，使他找到了自己擁有正統王朝的思想根基。

　　《史記》立《匈奴列傳》、《大宛列傳》等，直接把少數民族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考察，這一宏闊遠大的大一統民族見識無疑為當時蒙元統治者所急需；司馬遷開闊的“華夷同宗，民族平等”思想政治視野，無疑為大元王朝的政權運行提供了理論指導；《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葷粥、居于北蠻，随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夏後氏是大禹的苗裔，這個記載不僅說明了匈奴人是大禹的後代，而且以後南下中原的北方少數民族騰挪納用，都據此認為他們是大禹的後代（下文有例證），這就直接為大元王朝的“正統性”提供了“根正苗紅”的依據。

　　《史記》的思想無疑觸動着忽必烈的神經，點化并支撐着忽必烈心中大一統正統王朝的理想大廈。藉此，忽必烈吸納通用，最終形成了“元為中國帝，行中國事，民為中國人，族為中國族；視天下為一家，全國為一體，自己是正統王朝的一員”的政治思想體系（見《建元中統诏書》）。出于政治需要和感激之情，史聖司馬遷自然成了忽必烈心中的聖人；史聖之故裡、大禹治水之龍門——韓城，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元朝統治集團心目中的麥加聖地。

二、韓城成為元朝統治集團正統王朝思想祭祀聖地的基本事實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來，敕命在韓城進行了兩次祭祀活動，并對韓城進行了大規模的打造建設。韓城成為元統治集團正統王朝思想祭祀朝拜聖地和區域性教化中心的事實是清晰的：

（一）忽必烈以中央政府的名義，修繕司馬遷祠墓，用正祀規格祭祀司馬遷。

　　司馬遷祠始建于西晉永嘉四年，祠後有司馬遷衣冠冢。至元二年，元世祖忽必烈敕命祭祀司馬遷祠，将原來的土冢按蒙古風俗改為磚砌冢，改建後的墓冢一直保留到現在。其形為圓筒形，狀如蒙古包，四周垂直，頂為穹廬，上植古柏，看起來華貴而大氣。以自己的民族風格為司馬遷修建蒙古包式的大墓，表明司馬遷在忽必烈心中享有的至尊至親之崇高地位。

　　相傳祭祀時元朝命官号天哭地，場面隆重而悲痛。祭文是用元朝官方所用的八思巴文字寫成的，無人能看懂，現保留的祭文是經過後人整理的，收錄在政協芝川文史組編寫的《古韓雄鎮》一書中，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忽必烈崇祀太史公的迫切激動與苦心焦思。全文如下：

　　惟至元二年二月初八日午時，大元天子忽必烈，以微饈淡酒緻奠于“史聖”可見金像之前曰：大哉，先生！編一統大志，首談民族發展；不畏權貴，直錄無隐，此乃史官之天職，人格之體現。辨善惡，明是非，述往事，思來者，足以為後世帝王立法，使亂世賊子生懼。以史為鏡，興國富民，不愧“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何等壯哉！

　　嗚呼！漢武獨有雄才之名，二師實為害賢之奸，李陵窮降匈奴，罪在昏君，史遷無辜受戮，慘絕人寰。為人主者，不識忠奸，有眼無珠，禍國殃民，咎由自取，豈可欺世！

　　嗚呼先生！寡人不才，身生異邦，讀其《史記》，思見其人。恨不能生于同代，得以領聖賢之教，一在天之上，一生地之角，先生有靈，指我迷津。天下知我唯有君，我以我血薦軒轅。嗚呼哀哉！尚飨！

　　忽必烈在祭文中直述胸懷，對司馬遷及其巨著《史記》作了高度的贊揚和肯定，并以同等的帝王身份對漢武帝行刑司馬遷表示出了極大的憤慨和無情鞭撻！尤其是祭文中的最後一段文字寓意深遠，不但表現了忽必烈對“領聖賢之教”的急切，而且表現了他對漢人對他不認同感的極大冤屈、無奈和悲憤！大有要和漢人到軒轅黃帝那裡說事的架勢。

　　古代祭祀的規格有三種，分别是正祀、裡祀和社祀。正祀是國家級别的祭祀，即國家令典明載的祭祀；裡祀和社祀均為地方性祭祀。司馬遷祠自創建以來多為裡祀和社祀性質的地方性民祭，用正祀規格祭祀司馬遷的隻有元世祖忽必烈一人。忽必烈在敕命祭祀司馬遷的同時，還在祠内修建了宮殿，這座風格豪放的建築至今仍巍然矗立在司馬遷祠院裡。

（二）忽必烈從思想戰略高度出發，重修龍門大禹廟，祭拜大禹王。

　　中國曆史上的每一個封建王朝建立後，都要找一個聖人來裝扮自己的門戶，以證明自己高貴正統的天子身份。正如大思想家泰戈爾所說：“即使沒有上帝，也要創造出一位上帝來。”因為上帝能夠創造出一個他自己也舉不起來的石頭。李世民、趙匡胤、以及後來的朱元璋都做過這樣的事，忽必烈當然更不例外。

　　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一般都祭祀大禹，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占領北方後，就曾把龍門禹廟打造成了皇家祭祀的聖地。司馬遷既然說北方少數民族是大禹的苗裔，忽必烈當然也要重修大禹廟，祭祀大禹王。大禹廟建在黃河龍門的鯉礁島上，龍門的鯉礁島在韓城境内，看來忽必烈确實與韓城結下了不解之緣。

　《元史·世祖本紀》記載：“至元元年七月，龍門禹廟成。賜名建極宮。”明《韓城縣志》載：“建極宮蒙古字聖旨，至元十二年二月立，在龍門建極宮。字極古異，形如古尊奰雲雷狀。又如釋氏準提咒文。”建極宮建成時，忽必烈派翰林學士王鹗作了碑記——《敕賜龍門建極宮碑記》，此碑文收藏在乾隆版《韓城縣志》内。建極宮的“極”字通大元王朝的“元”字，言及大也，又有至高無上的意思；“宮”者，皇家之宮殿也。關于建極宮的研究，現已成為學界的熱點，有人已诠釋了《建極宮蒙古字聖旨》，說明了當時的祭祀盛況。

　　王鹗的《敕賜龍門建極宮碑記》對大禹廟的修建過程及結構情況進行了記述，對大禹的功德極力誇頌，他要借大禹的功績為大元王朝樹德，使人們感恩大禹，認可大元、擁護大元。碑記中有這樣的句子：“臣聞諸先儒，法乎伏羲而傳乎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聖相承而守一道。堯有聖德，舜有明德，禹有絕德。堯有盛勳，舜有大功，而禹則萬世永賴。柳宗元《塗山銘》曰：‘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由是觀之，則大禹之功德與堯舜何間焉？”雲雲。

　　令人惋惜的是龍門大禹廟已毀于日寇的炮火之下，今天隻能看到它的遺址了。

（三）“小北京”韓城，是昔日元代政府刻意打造的教化聖地

　　全國現存元代建築172處，韓城境内就有32處，數量列全省之冠，約占全國六分之一。在中國統一的封建王朝中，元朝的财政是最困難的，老百姓也是積貧積弱的，為什麼韓城一時能建有這麼多風格敦厚豪放、規模宏大密集的元代建築呢？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從韓城現存的元代建築特性中可以找出答案。

　　韓城現存元代建築具有以下特點：1、規模大、質量高，很多都是當時的國家級建設項目，建築面積一般都在10000平米以上，比如司馬遷祠建築，龍門大禹廟建築。2、韓城元代建築與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的建設時間是同步的，建設時間基本上都在忽必烈在位時期。3、這些建築基本上都是廟宇類型的，是用來禁锢和教化國民思想和意識的。

從前兩個特點可以看出，元政府對韓城的建設和打造是十分重視的，在元朝首都大都（北京城）開工建設的同時，元政府也開始了對韓城這塊聖地進行建設，原因是韓城有他們心目中的聖人——司馬遷和大禹。第三個特點講的是這些建築的功用和目的，具體地講亦可分為三類：（1）、為大一統的民族融合政權做理論宣傳，肯定大元政權存在的合理性和進步性。比如司馬遷祠墓與宮殿。（2）、宣傳元政權是中原王道的繼承與發展，肯定元政權的正統性。比如大禹廟（龍門大禹廟和周原大禹廟）、韓城文廟、城隍廟等。（3）、宣傳藏傳佛教，為元朝等級制度作輿論鋪墊。比如普照寺、法王廟等。韓城元代建築的以上特點給我們的啟示是：元政府刻意打造韓城，是要把韓城打造成思想宣傳和教化聖地！韓城文廟門外不遠處有東西兩座元代建築牌坊，一曰賢關，一曰聖城，“賢關”和“聖城”門樓上分别刻有“道冠古今”和“德配天地”兩幅牌額大字，這進一步說明了當時韓城的城市性質和品位。

韓城享有“小北京”的美譽，一般人認為是韓城擁有和北京一樣的四合院建築的緣故。殊不知北京是政治中心，韓城隻擁有和北京相同或相似的建築風格是不足以支撐這個美譽的。能夠享有這樣的美譽，一定要有深刻的政治思想與文化上的關聯。韓城是大一統政權理論的創始人司馬遷的故鄉，在元大都開工建設的同時，元政府也在韓城搞起了建設，韓城同時成了元朝的朝拜祭祀和教化聖地，享有“小北京”的美譽也就順理成章了。

韓城有豐富的元代非物質文化遺産，光大型群衆性活動遺産就有“北澗背芯子”、“韓城行鼓”、 “韓城龍鳳旗” 等多個名目，元代韓城的熱鬧盛況可見一斑。元代韓城的戲曲文化更不必說，光“ 韓城秧歌”的曲牌就有60多個，這些曲牌有說有唱，唱中帶跳，時時處處都顯現着草原文化的影子；元代在韓城駐有五營兵，負責韓城的安保和護衛，每營兵的駐地都有戲台，這不能不讓人浮想聯翩……

綜上所述之事實，我們有理由認為在司馬遷和大禹兩個聖人的影響下，元政府确實把韓城打造成了他們心中的麥加聖地和區域性教化中心，韓城确實成了當時名副其實的小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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