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們的作品代表了唐宋“古文運動”的最高成就，其中不少篇章，曆來被人們學習、傳誦，成為脍炙人口、家喻戶曉的名篇。

“唐宋八大家”之名，最初是明朝初期朱右提出來的，但他編選的《八先生文集》不傳于世。明朝嘉靖年間，文學家茅坤選擇唐宋時期八位散文名家的作品編撰成《唐宋八大家文鈔》一書，“唐宋八大家”之名，從此進入人們的視野，并為大家所承認。

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是迄今為止最早的一本關于八大家散文的合集。自茅坤之後，“唐宋八大家”散文的各種選本也陸續問世，如清代高嵣《唐宋八家鈔》、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沈德潛《唐宋八大家文讀本》，都是以茅坤的選本進行編撰的。

“唐宋八大家”的前兩家是唐代文學家韓愈和柳宗元，他們兩人都是中唐“古文運動”的倡導者。

“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屬于宋代，而且都是北宋時期的六位文學家，他們分别是歐陽修、蘇洵、王安石、曾鞏、蘇轼、蘇轍。

韓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縣）人，因祖籍昌黎（今河北省昌黎縣）所以韓愈自稱“韓昌黎”。韓愈谥号“文”，後世也稱他為“韓文公”。

韓愈在思想方面，推崇儒道，排斥佛、老，是一個儒家的信奉者。韓愈在文學上的最大功績是提倡和領導了“古文運動”，在古文創作的實踐中，韓愈提出了三個有名的古文創作理論：

首先，韓愈強調“文以載道”的文學創作觀點。“道”，是内容，是韓愈推崇的儒學觀點，是對文章起着決定作用的東西；“文”是表現形式；其次，韓愈提出“惟陳言之務去”的論點，主張文章要創新；第三，韓愈提出“物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文章是作家思想對現實生活的反映。

韓愈在領導“古文運動”中，不但有深刻的理論，而且有豐富的實踐。他的古文，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記叙性的，一是議論性的。

在記叙性的文章裡，塑造了一些可貴的人物形象，采用了不少富有表現力的口語。《張中丞傳後叙》《毛穎傳》《藍田縣丞廳壁記》等都具有這些特點。

在議論性的文章裡，有很強的的辯論性。他的議論文結構嚴謹，邏輯性強，形成了一種剛健雄肆、奧衍闳深、曲折奔放、筆力遒勁的獨特風格，對當代及後世影響很大。可以說，韓愈是繼司馬遷之後的一位散文大師，他開創了一代文風。

柳宗元曾評價韓愈：“（韓愈）所敬者，子長、子雲。子長于退之固相上下。”子長說的就是漢代文學家司馬遷。柳宗元認為韓愈是繼司馬遷之後偉大的散文家，隻有司馬遷可以相比。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唐代河東（今山西省永濟縣）人，世稱“柳河東”或“河東先生”。曾任柳州刺史，因稱“柳柳州”。

柳宗元是韓愈提倡和領導的“古文運動”的得力助手。他提出的“文以明道”的文學主張，對當時的“古文運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他的許多作品，體現了這個主張，為當時散文的寫作樹立了新的标杆。

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他的貢獻是很大的，雖然在領導“古文運動”方面是不及韓愈，但作品所達到的思想和藝術的高度，是超過韓愈的。

柳宗元去世後，韓愈給他寫了一篇墓志銘，其中有一段話，可以說是對柳宗元文學創作的高度概括：“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緻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

柳宗元的詩文俱佳，就散文說，形式多樣化，論文、傳記、寓言、山水遊記，都很出色。柳宗元的論文，思想進步，達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思想高峰，而且觀點鮮明，論點精辟，具有強烈的現實色彩。

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說：“俊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這一評價也是對柳宗元論文特點的概括。

柳宗元的寓言，對我國先秦寓言的繼承和發展，使“寓言”由文章中的一個或一段比喻而發展成獨立的一種文學體裁。柳宗元的寓言的代表作是《三戒》（《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現在依然在使用的成語“黔驢之技”、“黔驢技窮”、“龐然大物”就是出自于他的寓言佳作《黔之驢》。

柳宗元寫的傳記，繼承和發展了司馬遷《史記》的優良傳統，既重史實，又具有藝術性，譬如《段太尉逸事狀》，是紀實性的文學，又突出了人物和事迹的重點進行撰寫。

《段太尉逸事狀》選取了三個典型的事例來表現人物主題，即選嚴懲郭晞兵的事，表現段太尉的剛正；選賣馬代還民谷的事，表現段太尉的仁愛；拒收朱泚贈绫的事，表現段太尉的廉潔。柳宗元的這篇文章可與韓愈的《張中丞傳後叙》相互媲美。

柳宗元善于給普通人寫傳記，這也是柳文的特點之一，比如《捕蛇者說》《種樹郭橐駝傳》、《宋清傳》、《梓人傳》《童區寄傳》等，每篇中的人物無不形象鮮明、栩栩如生。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是他被貶的哀怨和被貶之地(永州)奇麗山水風光相互作用的産物，正如明代茅坤評價柳宗元時說：“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柳宗元）之困具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

柳宗元遊記的代表作是《永州八記》，體現出摹景入化、情景交融、短小精悍、優美生動的特點來。

《新唐書·柳宗元傳》曾用“精裁密緻，璨若珠貝”這樣的評語來評價柳宗元的散文藝術成就，這是非常貼切的評價。

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廬陵（今江西省吉安縣）人。

歐陽修是北宋中葉“古文運動”的中流砥柱，是當時文壇上公認的領袖人物。其主張是與韓愈一脈相承的。他主張“文以明道”，認為“道”是文章的内容，是核心，是關鍵；“文”是表現形式，是明道的工具。

歐陽修為了把“文以明道”表述得更簡單，他還打了一個比方，他把“道”比作金玉，把“文”比作金玉發出的光彩。

歐陽修在領導“古文運動”中，很注意對人才、尤其是青年學子的提拔和培養，除了那些已經取得文學成就的人，如梅堯臣、尹師魯、蘇洵等外，像曾鞏、王安石、蘇轼、蘇轍等古文大家都出于他門下。

歐陽修不但領導了“古文運動”，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反對浮靡侈麗的“西昆體”和險怪奇澀的“時文”，而且在創作實踐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

歐陽修的詩、詞、賦寫得都很好，尤其是散文，獨具風格，自成一家。他的文章師承唐代文學家韓愈，但比韓文明白流暢、平易樸實，歐陽修的文章能夠深入淺出、引人入勝，形成了一種自然清新、抒情委婉、說理透辟的獨特風格。

歐陽修不管是記事還是抒情，寫來從容不迫，情趣橫生，讀來讓人耳目為之一新。如他在滁州創作的山水遊記《醉翁亭記》、《豐樂亭記》，就是這種文風的代表作。

蘇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說：“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贽，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這樣的評價對歐陽修的散文藝術成就來說，是很中肯的。

蘇洵（公元1009——1066年），字明允，世稱“蘇文公”，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北宋著名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蘇洵是蘇轼和蘇轍的父親，父子三人在文學上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為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學史增添了一朵朵驚豔的浪花他們父子三人也被稱為“三蘇”。

蘇洵年輕的時候曾參加科舉考試，但考了三次都沒有考中，從此他再沒有參加科舉，而是返回家鄉，專心讀書寫作，教育子女。蘇洵雖然沒有進入仕途，但這也不能掩蓋他在文學上取得的成就。

蘇洵在宋代“古文運動”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後來他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然而這些成就都是他仕途失意後獲得的，可以說，他是宋代大器晚成的散文作家。

他的散文主張，主要有兩點：一是提倡散文要“有為而作”，反對空談的形式主義；二是強調文章的藝術技巧和獨立風格，崇尚自然為文。

蘇洵對《孟子》《戰國策》研究很深，受其影響很大，逐漸形成自己縱橫雄奇的文章風格。蘇洵長于策論，論點鮮明，論據有力，語言犀利，善于比拟，雄辯恣肆，遒勁老辣。

歐陽修評價蘇洵的文章“縱橫上下，出入馳騁，必造于深微而後至”。曾鞏稱他的文章“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蘇洵的代表作《六國論》就是這種風格的代表作。

此外，蘇洵的記叙文也有好的篇章，如《張益州畫像記》有文有詩，兩相反複，相得益彰；《木假山記》俨然是“三蘇”的寫照；《送石昌言使北引》，表達了蘇洵的愛國主義思想，是我國古代的一篇著名的外交文獻。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撫州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人。因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

王安石不但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的詩、詞、文均佳，其中散文的成就最高，因此也被選入“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主張文章要“适用”，要“務為有補于世”，即為社會服務。由于王安石所處的位置，他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論文。

王安石的政論文寫得很有特色，王安石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把文學創作和現實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緻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針砭時弊、反映現實問題，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

如《興賢》《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答司馬谏議書》等，都是為變法服務的，能切中時弊，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現實性，同時也不乏藝術性。

他的政論文，不論是在近一萬字的長篇文章中，還是隻有幾百字的短文中，都能做到說理透徹，邏輯性強，結構嚴謹，語言犀利簡潔，形成一種峭拔、雄健的獨特風格。

如《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直陳己見，議論精辟，邏輯嚴謹，一氣呵成，讀來确有震耳發聩的氣勢。

即便是山水遊記散文，在簡潔明快的寫景抒情中，也有很濃重的議論成分。如《遊褒禅山記》一文，文章前面記遊山，後面談道理，記叙和議論結合得緊密而自然，并且前後呼應，結構嚴謹，行文缜密。

文中的内容是議論的基礎，是議論的事實依據；議論是内容在思想認識上的理性概括和深化。前面的記遊處處從後面的議論落筆，為議論作鋪墊；後面的議論又處處緊扣前面的記遊，賦予記遊内容以特定的思想意義。全文記叙和議論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王安石的文章，尤其是他的政論文，很好地诠釋了“文如其人”。

曾鞏（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北宋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人稱“南豐先生”，追谥“文定”，因稱曾文定，宋朝著名的文學家。

曾鞏的主要文學成就在散文方面。他在歐陽修領導的宋代“古文運動”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歐陽修很賞識曾孔，并推崇他的文章，其文風也接近歐陽修。曾鞏散文溫醇典重，雍容自如，舒緩不迫，易淡遠，形成了“古雅平正”的獨特風格，在宋代文壇上，其成就雖不及歐陽修，但也能獨樹一幟，自成一家。曾鞏的散文有三個突出特點：

一是文以載道，因事而發。曾鞏主張文章内容要充實，絕少空談。

二是長于叙事，簡潔凝練。如《秃秃記》記叙五歲小兒秃秃的經曆，文章繪聲繪色，對人物的描寫惟妙惟肖，讀來很感人；《李白詩集後序》叙述李白一生的經曆，僅用三百字，就能栩栩如生地加以概括，筆力超人。

三是透辟窮理，夾叙夾議。曾鞏論文說理透徹，記叙文也注入哲理，夾叙夾議，叙議結合。例如他的名文《墨池記》，通過王羲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的故事，指出王羲之書法藝術的成就，是通過精益求精的後天努力取得的，曾鞏一針見血地之處說明勤學苦練在學業成就上的重要性。

曾鞏出于歐陽修的門下，而且與王安石友好，但在文學上，他與王安石都是歐陽修領導的宋代“古文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宋史》評價曾鞏：“曾鞏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之間，纡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這樣的評價可以說是對曾鞏散文成就的肯定。

蘇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東坡居士”，在“三蘇”中，蘇轼是最有才華、成就最高的文學藝術家。

蘇轼多才多藝，才華橫溢，可以說是一位時代的文學藝術大師，他的詩、詞、賦、散文、書法、繪畫等都很有名，都取得了他那個時代的最高成就，對後世影響很大。

他的詩與黃庭堅齊名，并稱“蘇、黃”。他的詞不受音樂的束縛，開闊了詞的表現内容，而且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形成了清新雄豪的風格，與辛棄疾并稱“蘇、辛”，開創了豪放派的一代詞風。

他的賦也很出色，代表作有《赤壁賦》《後赤壁賦》。在他的筆下，“賦”已經成為優美的散文詩了。他的散文，感情奔放、氣勢雄偉、暢達自然、想象豐富、汪洋恣肆、揮灑自如，素有“渾涵光芒，雄視百代”的稱譽。

蘇轼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源泉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

蘇轼散文的風格随着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轼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湧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

蘇轼的文學成就代表了北宋以來古文的最高成就。而由韓愈和柳宗元發起的、歐陽修、王安石接力的“古文運動”，到了蘇轼這裡才算畫上了圓滿的句号。蘇轼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轼無疑是成就最高的一位。

蘇轍（公元1039——1112年）字子由，号“颍濱遺老”，蘇洵之子，蘇轼之弟（蘇洵、蘇轼、蘇轍合稱“三蘇”），北宋著名的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蘇轍在文章寫作上，發展了韓愈“氣盛言宜”的觀點，強調生活體驗對作家的重要性。蘇轍散文的主要特點：

一是曲徑通幽，透辟窮理。如《民政策第二》一文，主旨是論述宋朝科舉的弊端，但他卻從先秦民風談起，到後半篇才逐步入題，然後列出科舉之弊，建議改進，主旨至此才顯示出來。

二是叙事生動，如臨其境。如《廬山栖賢寺新修僧堂記》，文章記叙蘇轍遊覽廬山栖賢寺僧堂的過程，最後以議論作結，表達了蘇轍對求道的看法。全文語言淡泊雅緻，樸素自然，簡潔暢達，然而生動形象，富于文學色彩，體現了蘇轍散文特有的風格。

三是選材典型，語言淡雅。如《巢谷傳》，選取巢谷“棄文學武”、“重諾可托”和“萬裡相訪”三件事，表現巢谷的風節和人品，詳略得宜，不同凡響。

蘇轍生平學問還深受其父兄影響，以散文著稱，擅長政論和史論，蘇轼盛贊蘇轍 的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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