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年票房超過600億元，幾乎每代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代表作和關于觀影的記憶，電影和文學，以及膠片和記憶刻錄的城市與空間，幾乎可以說是每個人生活的切片。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毛尖和同濟大學教授邵甬做客思南露天博物館三周年特别活動，展開對電影文學和城市空間的對談。

“上海電影制片廠”“北京電影制片廠”“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制片廠”……這些制片廠的名字曾經以片頭的形式出現在人們眼前。毛尖由幾張老電影的片頭圖片開始，展開了對中國114年電影史的評述。

1959年的電影《青春之歌》改編自楊沫的同名長篇小說，電影主要講述了女主角林道靜與三個男性的愛情經曆。在毛尖看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電影的國家文本與個人文本是深深重疊在一起的。從表面上看，《青春之歌》叙說了林道靜的三段感情選擇，事實上則反映了國家的道路抉擇。“最終，我們國家選擇了‘江華’這一條道路。”毛尖說。

80年代的電影《廬山戀》中有一句台詞：“I love my motherland.”毛尖對這句台詞有着獨到的見解：“雖然這句的中文意思是‘我愛我的祖國’，但不管是電影院的觀衆，或是電影場景的模仿者，真正關注的是‘love’這個詞的意思。縱使‘愛’仍然與‘祖國’這個概念強勢地連接在一起，但中國電影的銀幕終于能把‘愛’說出口了。”毛尖認為，《廬山戀》可以被視為中國電影的風水嶺。她同時聯想起電影《緻青春》的一句台詞：“愛一個人，要像愛自己的祖國、山川、河流。”“當時聽到這句話，很多人都覺得好笑。但我覺得挺心酸的，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這是理所當然的。”

中國電影史的進程同時也伴随着電影與文學的博弈。毛尖認為，無論是第三代導演的作品《天雲山傳奇》《芙蓉鎮》，或是第五代導演的作品《霸王别姬》《紅高粱》都是基于優秀的小說基礎，并且對原著小說抱有恭敬的态度。

随着80年代的落潮，電影逐漸甩開了文學。她舉例詳述當時的文學改編：“當年《紅樓夢》拍攝之前，導演還請了紅學家給演員上了半年的課。演員入戲之深，以至于把自己演成了一個林黛玉。對比現在的電影拍攝，甚至都看不到演員。”在她看來，過去電影與文學的關系已經一勞永逸地被改變了。當然，電影與文學的脫鈎也并不全然是壞事。“《大話西遊》的成功就是電影松弛與文學的關系，在自身場域作戰的成果。”毛尖補充道。

新千年以後，電影徹底取代了文學的時代主場地位，飯桌上的話題已經不再是王安憶的某部長篇小說，取而代之的是某部影視劇，網劇的崛起似乎又是一種新的趨勢。如今，人們對待電影的态度轉變了，“當年看電影有一種儀式感，而且有受教育的意味，仿佛看了電影之後，我們就變成了更好的人。”毛尖這樣回憶和感歎。

1999年，思南路曆史文化街區保護與利用工程正式開始。當時，邵甬剛剛從法國留學歸國，準備一展身手。此次工程不僅是邵甬個人的一次嘗試，也是上海曆史街區保護的一次嘗試。

思南路的保護也并非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十年磨一劍”。“我們最開始隻知道這裡有周公館。”邵甬說，“随着我們對這些建築曆史的挖掘，發現每一幢建築都有獨特的人文以為。”逐漸地，邵甬的保護理念慢慢地從單純地保護建築演變為保護當地的整個人文環境，從建築的曆史留存變為了人文價值的重現。邵甬同時提到，思南路的保護離不開當時盧灣區領導支持：“如果不是他當時說‘要不我們再研究研究？’也就沒有現在的思南路了。”

邵甬總結道，她在法國學到了兩點經驗，對于她的實踐嘗試很有幫助。第一，保護不是死的。第二，法國的經驗不可簡單複制到中國。相對于思南路的成功經驗，邵甬對中國其它城市的發展充滿了憂慮。她向觀衆展示了長沙、蘭州等城市的全景，千篇一律的高樓、廣場、住宅區正在抹殺了各地城市的獨特個性。

在她看來，模仿西方的歐陸風建築不僅沒有任何特色，反倒顯得粗俗。在“打造城市、脫胎換骨；煥然一新、日新月異”諸如此類城市建設的口号之下，城市的建設往往成為了千城一面的标準化建設。

不過，邵甬并不悲觀，她說，西方國家的曆史文化保護也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發展曆程。“我在法國的時候，導師曾經給我看過二戰時那些曆史建築的殘破狀況，對我十分震撼。”這也讓她對中國的曆史文化保護充滿了信心。

作者：周卓成

編輯：邢曉芳 王磊

圖片：電影/電視劇劇照、思南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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