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人們對于夜裡出來的動物，總不免有些讨厭他，大約因為他偏不睡覺，和自己的習慣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 “微行” 中，怕他會窺見什麼秘密罷。

蝙蝠雖然也是夜飛的動物，但在中國的名譽卻還算好的。這也并非因為他吞食蚊虻，于人們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這麼一副尊容而能寫入畫圖，實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還有，是中國人本來願意自己能飛的，也設想過别的東西都能飛。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飛升，有情的願作比翼鳥兒，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飛去。想到老虎添翼，便毛骨聳然，然而青蚨飛來，則眉眼莞爾。至于墨子的飛鸢終于失傳，飛機非募款到外國去購買不可，則是因為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緣故，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雖然不能夠做，卻能夠想，所以見了老鼠似的東西生着翅子，倒也并不詫異，有名的文人還要收為詩料，謅出什麼“黃昏到寺蝙蝠飛”那樣的佳句來。

西洋人可就沒有這麼高情雅量，他們不喜歡蝙蝠。推源禍始，我想，恐怕是應該歸罪于伊索的。他的寓言裡，說過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裡去，因為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裡去，又因為他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于是大家就讨厭這作為騎牆的象征的蝙蝠了。

中國近來拾一點洋古典，有時也奚落起蝙蝠來。但這種寓言，出于伊索，是可喜的，因為他的時代，動物學還幼稚得很。現在可不同了，鲸魚屬于什麼類，蝙蝠屬于什麼類，就是小學生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倘若還拾一些希臘古典，來作正經話講，那就隻足表示他的知識，還和伊索時候，各開大會的兩類紳士淑女們相同。

大學教授梁實秋先生以為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間的東西，那知識也相仿，假使他生在希臘，位置是說不定會在伊索之下的，現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點了。

六月十六日。

【析】 魯迅先生議論時事，極善于從小處着手，把不起眼的小事作為文章的突破口，倒提的雞鴨，自認聰明的知了都曾入畫，作為引起話題的引子。本篇即是如此。從題目看，魯迅先生要議論的似乎是一種動物——蝙蝠，而實際上卻是批評 “第三種人”的。

1931——1932年，胡秋原、蘇汶自稱是居于國民黨反動派和左翼革命文學陣營之間的所謂 “自由人”，“第三種人”。他們鼓吹“文藝自由”論，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毀謗和攻擊左翼革命文藝運動。魯迅曾在《論第三種人》一文裡對這種人作過一個形象的比喻，他們企圖回避社會現實，就好像自己揪住自己的頭發想要離開地球一樣。本文是針對梁實秋為“第三種人”的辯護而進行的駁難。

文章以“夜裡出來的動物”為話題開始議論。人們不喜歡夜間活動的動物，其原因作者幽默地解釋為“怕他會窺見什麼秘密”。蝙蝠是夜間活動的動物，那麼人們對它的好惡又如何呢?蝙蝠在中國是得到青睐的。蝙蝠食蚊虻，如果因此而賞識它，尚且可稱為一種科學态度，而中國人之喜歡蝙蝠，不在于“他吞食蚊虻”，而在于 “蝠” 字與 “福” 字同音，在于國人的一種 “飛升”的幻想。這裡，魯迅先生活畫出封建文化的可笑、愚昧與醜陋，給予自己向來所深惡痛絕的舊文化糟粕順手一擊。議論到此仍屬于引子，下面才進入正題。

國人如此，那麼西洋人呢?西洋人不喜歡蝙蝠，魯迅先生把原因歸之于古希臘寓言家伊索。伊索把蝙蝠描寫成非鳥非獸的東西——一種“騎牆”的象征。這才點到了本文的中心議題。

源于大寓言家伊索的騎牆動物應該是存在的，以此類推，既非左派又非右派的“第三種人”當然也有存在的理由。然而，魯迅先生緊接着用科學知識證明，騎牆動物并不存在。古人囿于知識的局限性認為蝙蝠既不是獸類也不是鳥類，其實蝙蝠屬于哺乳類動物，從而使梁實秋的 “騎牆” 觀點不攻自破了。

作為一種論辯文章，魯迅先生沒有用慣常的辛辣的諷刺筆法，而是以比較溫和的諷喻為先導，先是顧左右而言他，把蝙蝠作為喻體，侃侃而論，絮絮而談，在迂回曲折之中将駁難對象引入荒謬的境地，然後筆鋒一點，得出有力的結論。這種迂回的寫法不僅體現出寫作手法的老辣，從中也可見魯迅先生的博大和開闊。不就事論事，不拘泥于個别的議論對象，用一個普通的小動物來比喻一種現象，并且在議論過程中對封建文化糟粕和荒謬思維方式，旁敲側擊，足見其思想家的品格和力度。

注釋

見梁實秋的 《偏見集·論第三種人》 一文,其中說“魯迅先生最近到北平,做過數次演講,有一次講題是 ‘第三種人’。……這一回他舉了一個譬喻說,胡适先生等所倡導的新文學運動,是穿着皮鞋踏入文壇,現在的普羅運動,是赤腳的也要闖入文壇。随後報紙上就有人批評說,魯迅先生講演的那天既未穿皮鞋亦未赤腳,而登着一雙帆布膠皮鞋,正是‘第三種人’。”

作者：王琳，知識來源：張效民 主編.魯迅作品賞析大辭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2.第651-6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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