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語文的認知教育?隋唐兩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發展的全盛時期在繼承儒家傳統教育觀念的基礎上，統治者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中國古代傳統的政教合一的教育體制，制定了重視文教、“以文興國”的基本國策，使儒家學說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核心，這一直影響到中國古代社會後期，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古代語文的認知教育?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古代語文的認知教育

隋唐兩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發展的全盛時期。在繼承儒家傳統教育觀念的基礎上，統治者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中國古代傳統的政教合一的教育體制，制定了重視文教、“以文興國”的基本國策，使儒家學說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核心，這一直影響到中國古代社會後期。

中國傳統文學發展的兩大主流内容——詩歌和散文，在隋唐得到重大的發展。隋唐的語文教育便是在這樣的政治、文化發展基礎之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的。

第一節　隋唐語文教育概況

隋代國祚雖短，但畢竟結束了魏晉南北朝以來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隋代統治者在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同時也進行了教育改革，創立了新型人才選拔的制度——科舉制度。随後的李唐王朝在前代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改革并發展了這一制度。隋唐時期，為維護和鞏固中央集權，在政治上需要有統一的思想作指導，于是統治者将儒學視為維護其統治的最好思想武器，而與之相應的是推行一系列的崇儒興學的文化教育政策。

一、社會政治與語文教育

隋唐兩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中期，統治者進行的一系列社會改革，使得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強盛一時，在政治、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文化教育也得到進一步發展。隋代一改魏晉以來的人才選拔制度，創立科舉制，讓衆多的有識之士不再因為門第的限制而止步仕途。唐代接過隋代改革的接力棒，繼續在人才選拔和教育方面進一步改革，借此為李唐王朝甄選多元化人才。隋唐兩代政治上的改革，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改革，使教育能夠更好地為社會服務，為其日後的發展和完善掃清了不少障礙。

（一）隋唐社會政治與教育制度

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政權的确立，都會注重讓各項社會活動為其政權的統治和鞏固服務。隋唐兩代，特别是唐代的統治者深刻地意識到了這點，為維護和鞏固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權，貞觀君臣基于對政治之本和曆史上各王朝政治教訓的總結兩個方面的深刻認識，将儒學視為維護其統治的最好思想武器。因此，唐代設置了一套維護中央集權的教育制度。

1.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

在借鑒曆史經驗的基礎上，隋唐兩代健全和完善了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

第一，三省六部九寺三監的政治制度在唐代充分發揮了職能作用。禮部是全國教育的管理機構，在教育思想、政策法規和教育内容上對官學和私學進行管理和協調。

第二，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兩級制的教育制度。在中央，既有貴族學校，也有國子監的六學一館；在地方，建立了州—縣—鄉—裡四級制的教育制度。無論是中央學校還是地方學校，都歸禮部管理。

第三，形成了經學、實科、職業三大教育系統。經學教育系統不僅有儒學教育，而且也有道學教育，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網絡。實科教育是唐代教育制度重要的組成部分，反映了社會政治和經濟、文化生活對實科教育的需求。職業教育具有行政、教學和科研三結合的性質，同時也展現了古代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水平。

第四，将私學納入國家教育體制，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第一次。唐政府采取的方法有二：一是統一教育内容，頒定《五經正義》，命令天下書生士子、官私學生都必須修習；二是在科舉制中以對《五經正義》的解釋作為考試的标準和規範，私學教師和學生必須嚴格按照國家法定教材進行教育活動，并通過科舉考試踏上經邦緯國的政治之路。

2.道德教育内容的制度化

道德教育對維系封建統治秩序非常重要，隋唐強化了這一點。唐代教育制度中，道德教育是一門非常重要的課程，每一個受教育者都必須修習這門課程。《孝經》和《論語》是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科舉制度中規定《孝經》《論語》《老子》為必考科目，保證了道德教育的普及化和制度化。

3.官學封建等級制的強化

在唐代教育制度中，官學的入學制度表現了強烈的封建等級觀念。唐代官學分為不同等級的學校：弘文館、崇文館、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書、算學、州縣學、職業教育學校。魏晉南北朝時期“下品無世族，上品無寒門”，唐代官學的生徒則按其父祖官品入學，并不需要區分門第的高下。

4.養士制度與取士制度的結合

隋代建立科舉制，奠定了養士教育與取士制度相結合的基礎。但是，養士與取士相結合的教育制度的真正确立是在唐代。它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開元二十四年，唐玄宗改革教育制度，将科舉考試的管理權從吏部移到禮部。禮部既管理全國教育，又管理科舉考試，建立了教育與科舉相統一的體制。第二，與教育内容相配套，科舉制中建立了相應的科目，既有經科，又有史科、實科和文學科。第三，從宰相、六部侍郎的入仕身份上分析，科舉出身已成為唐代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的主要特征之一。這種情況到晚唐時尤為明顯，表明養士與取士相結合的教育制度在唐代政治中起着極為重要的作用，對唐代社會有着巨大的影響。

（二）“尊聖崇儒”下的語文教育

科舉制的創立為隋唐兩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大量人才，遵從“崇儒興學”的原則，隋唐兩代在人才的選拔上都傾向于“德才兼備”型，具體到教育内容上，“德”體現在教育的選材和目的中，而“才”最突出的表現是在作詩與作文方面。

唐朝是詩歌的國度，曆來有“詩必盛唐”的說法。唐人很推崇詩歌，在唐代蒙學教材中有不少是詩歌選篇，如《文場秀句》《百家詩》。唐代統治者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基于現實需要構建了一種獨具特色的舉士選官機制——試詩制度。為了應試，唐代的學生要學會詩歌的格律、音韻、藝術手法等，與此相對應的是學校語文教育也注重培養學生在這些方面的能力。唐代學校的主要教材除了官方規定的以外，還有“應詩”類科目，如陸法言的《切韻》。

中唐時期，韓愈、柳宗元掀起了反對文風浮靡、内容貧乏的骈文，主張複興先秦兩漢散文的“古文運動”。這場運動從複興先秦兩漢散文開始，也借此提出了改革的主張，提倡力去陳言，開創自由抒寫的文風。韓、柳都主張閱讀先秦的著作，除了經書還要閱讀“諸史百子”；讀書應當“沉浸頬郁，含英咀華”，就是要反複誦讀，深入理解詞語表達的思想内容，汲取精華。為此，中唐的教育強調讀書要刻苦，要專心緻志，正所謂“業精于勤荒于嬉”。“古文運動”到後來雖逐漸衰落，但其所倡導的一系列作文方法卻廣為後人所繼承，直到今天，對我們語文教育都有着深遠的指導意義。

隋唐兩代，特别是唐代對詩歌與散文的重視，無疑為詩文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同時也為這個時期語文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些寶貴的經驗。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封建社會注重文教、“以文興國”的傳統基本形成，為宋元時期語文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二、民間教育與語文教育

官方學校教育制度在隋唐已相對完備，中央官學方面隋代已有國子監，唐代又在國子監之下設六學，從而構成普通教育系統。除此之外唐代更有特殊系統（由弘文館、崇文館和崇賢館組成，僅招收皇室和大臣子女，相當于現在的貴族學校）和職業教育系統（由太醫署、太蔔署、司天台、太仆寺和校書郎組成）。除中央官學外，隋唐時期的地方官學也相當發達，其系統設立與中央官學相承接。

然而隋唐的官學同曆朝曆代一樣，都是為了王朝的政治的穩固、經濟的發展而設立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階級性。同時能夠進入官學的多半是貴族和官家子弟，即使是職業教育招收的亦多是庶族地主階級的子弟，平民百姓幾乎沒有機會進入學習。

隋唐教育中與官學交相輝映的民間教育亦極其重要，雖然較之前代，私人講學之風有些遜色。中唐時期柳宗元曾經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辄嘩笑之，以為狂人。這可能與官學的興盛有關。然而即便如此，民間教育的作用和影響依然不可小視，私學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謂興盛，隋朝的王通就是弟子遍天下的名師；還有韓愈“抗顔為師”，興辦州學，獎掖後進；其他著名的如教授文字學的曹憲、教授《文選》的李善、教授文章的柳宗元等，他們教授了很多學生，有些學生成為當時的學問家。唐代的私學具有不同的層次，“辦學靈活，機構簡單，形式多樣，内容豐富，覆蓋廣泛的特點，已成為唐代教育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38]。

（一）隋唐私學的形式

私學作為與官學相對的民間教育形式，可分為家學、私人講學、書院等形式。隋唐私學的興盛，重要的原因是官學的局限與科舉導向的影響。相比官學，私學的教育形式多樣，内容更豐富，符合更廣泛的社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官學的不足。

家學是私學的重要形式，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家境貧困又想考取功名的破落子弟，在家中由父兄家長教授。[39]元稹在《同州刺史謝上表》中說：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裡兒稚，有父兄為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為教授。劉知幾在《史通·自序》中也說：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此書若此，吾不複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異，于時年甫十有二矣。

鄉學是私學的另一種重要形式，隋唐有一批學者，不願參與政事，自行開設學館，從事講學和著書立說的活動。元稹就曾在《白氏長慶集》中說：予于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可見當時私塾的影響力是很大的。王恭“少笃學，博涉六經。每于鄉闾教授，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尹知章“盡通諸經精義，曾為國子學博士，歸家仍講授不辍”[40]。當時像這樣在民間教學的文人不在少數，但是他們多半也是貧困潦倒。如：（田先生）元和中，隐于饒州潘亭村，作小學以教村童十數人。[41]《志怪錄》上說田先生建的校舍就是草堂，教師“戴破帽、曳木屐”，田先生本人更是要每天到學生家去“傳食”以維生。

除了家學和鄉學這兩大類之外，私學還有别的一些形式，比如寺院義學，就是由寺院出資讓俗家弟子來學習經書。總的來說，隋唐官學體系完善但數量有限，對門第等也有限制，因而私學廣泛興起。私學雖然往往簡陋且參差不齊，但以其多樣性和廣泛的覆蓋性很好地填補了官學的空缺。

（二）隋唐私學的内容

根據教授對象和性質的明顯差異，隋唐私學的内容可以分為兩大類：蒙學教育和成人應試私學。

1.蒙學

蒙學，顧名思義，就是啟蒙教學。唐代針對兒童的啟蒙文學内容豐富，教材主要沿用傳統的兒童讀物、儒家經典和時人新編的教材。蒙學大體上可分為識字、詩文、經史和綜合四大類。[42]

識字類的教材以傳統蒙學讀物最多，如《千字文》《急就章》等。除此之外時人新編的識字教材顯示出了新的内容和體例，如著名的《太公家教》一直盛行到北宋初年，該書不僅收錄了儒家經典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還吸取了民間俗語如“害心害己，利口傷身”，明白曉暢，為時人所喜愛。

用詩歌來啟蒙在唐代也十分普遍，大緻分為三類：一是為了科舉而編選的詩歌如《文場秀句》，主要收錄如白居易等大家的佳作；二是像《步天歌》等進行科學教育的詩歌；三是大型組詩如胡曾的《詠史詩》，主要用來掌握曆代史實。此外還有一些應用文類蒙書。

經史教育類書籍主要使用的是現成的儒家經典，除此之外，時人也編著一些優秀的讀物，李翰的《蒙求》當屬其中代表。其書名取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全書基本上每句一個經傳故事，并将善惡兩兩相類比，共收入近600個典故，内容從曆史、天文、地理到神話、醫藥等，讀起來朗朗上口。不僅時人推崇，對當今也頗具借鑒意義。

綜合類的圖書往往能傳授兒童多方面的知識。如徐堅的《初學記》，内容廣博而體例嚴密，甚至可以說超越了蒙學教材而兼具了類書的性質，至今仍是人們研究唐文化的重要的百科全書。

2.成人應試私學

私人講學内容主要是科舉應試教育，即學生以中舉為學習目标。據《舊唐書》記載，私人講學所傳授的内容相當廣泛，有傳授傳統經學的，如馬懷素“客江都，少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辄燃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舊唐書·窦群傳》）；有傳授書畫技藝的，如褚遂良師事虞世南學書法，據《宣和書譜》卷三記載：褚遂良初師虞世南，晚造羲之正書，尤得媚處。有傳授詩文創作的，據權德輿《唐容州刺史戴公墓志銘》記載，戴叔倫“初摳衣于蘭陵蕭茂挺，以文學政事，見稱蕭門”。會稽著名詩僧靈澈，也曾從越州著名詩人嚴維學詩。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雲其“從越客嚴維學詩，遂籍籍有聲”（《舊唐書·劉太真傳》）。盡管教學内容上具有豐富性，但由于私人講學進行的主要是科舉應試教育，以儒家經典為中心内容，故講學内容仍以儒學為主。

另外，隋唐私學表現出遵循國家文教政策的特點，如唐太宗時頒布的《五經正義》、唐玄宗時頒布的《孝經》、唐文宗時頒布的《開成石經》等從道德規範和教學内容上影響和控制了私學，另外通過科舉考試，尤其控制了私學。從傳授内容來區分，當時比較突顯的有以下幾類私學：“三禮”學、《易》學、《春秋》學、《漢書》學、譜學（研究氏族姓系的發展過程）、《文選》學、文學（唐代凡參加科舉考試者都必須有文學素養和技能）、科學技術（如唐代孫思邈著《千金方》）等。

三、科舉制度與語文教育

隋唐兩代是中國古代教育最有成效的時期，此階段的教育推動了儒學的複興，儒學反過來又成為教育的指導方針和核心内容。

（一）科舉制度

隋朝建立了國子監教育制度，把教育從千年來的傳統禮制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系統。隋朝還改革了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創立了新型人才選拔的制度——科舉制度。李唐王朝将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善，從大的方面說，有常科、制科的分别。常科分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類，考試内容多為古代經書、試律、令各等，另外還有童子科（10歲以下兒童應試，要求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考得好也授予官職）。除了常科之外還有制舉，也就是天子下诏進行考試，名目繁多，但錄取名額十分有限。常科考試中明經和進士兩科的考生衆多，考試每年一次，由禮部侍郎主持，考生經過層層篩選後才能及第，淘汰率高達98%。當時有大量詩句抒寫落第現象，如“十上十年皆落第，一家一半已成塵”“鬓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第下人”（《唐詩紀事》卷六八、卷七十）；又如孟郊在未及第時寫的：“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将淚見花。”

（二）科舉制度下的語文教育

為了适應學校教學和科舉考試的需要，唐代考生要學習“九經”，即《易》《書》《詩》，“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明經、進士的考試要考貼經，因為考生必須要對經書“文注精熟”。為了學習詩賦雜文，《昭明文選》就成了必讀書。這時期讀書方法也有了變化，為了便于閱讀，唐代采用了随文注音和點識的辦法。此外有學者還根據敦煌的《文選》寫本推測，當時還有“點識四聲以代反切”的辦法。

1.閱讀教學

隋唐時期由于印刷術技術不成熟，當時的閱讀教材一般都是手寫本，一般學子都需要自己抄書。抄書可以加深印象，同時也對學生進行了寫字訓練。另外還出現了一種供閱讀教學用的節錄本，如《勤讀書抄》《五經妙言》《經史要錄》等。

講經制度對隋唐閱讀教學有很深的影響。自漢魏六朝以來，儒家有講經，有經師，有都講。都講專管誦經，經師專管講經。儒家的講經制度頗似釋家的講經。

隋唐注重讀書腔調，用楚聲讀《楚辭》。當時誦讀《楚辭》這種韻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調，而且遞相傳授。有人還将這種特殊的讀法寫成專書《楚辭音》。

2.應用文的寫作

隋唐五代時期，民間通行的應用文種類約有一百多種，包括買賣、典租、借貸的契約，以及分家文書、分配遺物憑據等。青年人往往從師長那裡學習寫應用文，也有人編寫為寫應用文提供樣式的參考用書。除了民間契約外，還有各種公文和吉兇書儀，這方面也編寫了提供範例的學習參考用書，如《記室備要》三卷、《書儀》二卷、《新集吉兇書儀》二卷等。

3.詩歌的寫作與訓練

唐代是詩歌創作的鼎盛時期，湧現了很多流傳千古的詩歌，這與詩人刻苦鑽研和堅持訓練有關。唐代文人寫詩首先要接受聲律、對仗等單項訓練。這類單項訓練不僅兒童初學時已有，在文人作詩過程中也要不斷進行。就聲韻訓練而言，由于這時已感到永明體的四聲病犯之說過于煩瑣，在創作實踐中很難遵守，因此有些詩人就把四聲歸為平仄兩類，把病犯規則加以簡化。這樣，四聲颠倒相配的聲律就變為平仄相配的聲律，永明體的消極病犯就演變成唐代律詩的積極規律。從四聲律發展到平仄律，是我國詩歌格律史上值得重視的問題，由此形成的五七言律詩，其格律至今仍為人沿用。唐代大詩人寫詩一般都要接受這種格律，遵用這種格律。至于屬對訓練，在唐代詩人中亦很受重視，如對仗、集事訓練等。

唐代詩人寫作一首詩，大緻有立意取材、煉字煉句、修改加工等步驟。首先，立意取材。有些詩人強調從日常生活和眼前事物中立意取材，不願“先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這種就近立意取材同樣需要一個艱苦的構思過程。其次，煉字煉句。有好的構思還需要有恰當的語句來表達，這需要錘煉字句。最後，修改加工。通過反複吟詠發現不妥當之處，對整首詩進行修改加工。

唐代詩人訓練寫詩能力大緻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自己規定課程，堅持不懈地進行寫作；第二，集會時命題作詩，有時是私人聚會作詩；第三，聯句，這是唐代詩人詩歌寫作的一種特殊訓練方式。聯句多産生于朋友聚會，往往用它來紀事、詠物、送行、贈人、寄人、懷人等，涉及題材相當廣泛。聯句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一至七言、一至九言等，而以五言為最多。一般是集會時，一人首倡，寫兩句，然後依次接下去，一輪寫完了接第二輪，也有每人一次寫四句或六句的，還有的在題目中标明是用絕句相聯的。聯句常帶有訓練寫詩的特點。[43]

為了幫助學詩的人進行寫作訓練，一些著名詩人曾寫過關于詩歌格律和寫作經驗的書。現在除了皎然的《詩式》外，大多已亡佚。日本僧人遍照金剛采集唐代崔融《唐詩新定詩格》、王昌齡《詩格》、元兢《詩髓腦》、皎然《詩儀》等書，編輯成《文鏡秘府論》，作為日本人學習漢文的用書，我們從中也可了解到唐代詩歌寫作教學的一些内容。另外，這時還出現一些詩歌選本，如《正聲集》《國秀集》《河嶽英靈集》《箧中集》《中興間氣集》《極玄集》《又玄集》等。其中，《國秀集》是國子司業授意國子生編撰的，可能和詩歌教學有關。[44]

隋唐在詩文方面的蓬勃發展，顯示了此階段社會發展與教育制度對于語文教育的促進作用，而且在内容、形式以及教學方法等方面，語文教育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第二節　隋唐語文教育思想

隋唐的語文教育發展，離不開學者們的推動，特别是“古文運動”的推動。學者們與當時流行的骈體“俗下文字”相對抗，倡議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解放，推動了散文創作的發展，在文壇上形成一股變革的潮流，開創了中國古典散文的一個新時代，形成了中國散文史上的又一個高峰。這次變革有理論指導，有成功的實踐，又有群衆基礎和巨大的影響，對後世影響廣泛深遠。

“古文運動”創造了新型的“古文”，是一種散體單行、精粹凝練、富有表現力的行文體制，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這種古文具有以下優點：第一，比起先秦的“古文”或形成後的骈文，更為接近口語；第二，在叙事、描寫、議論、抒情等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現功能；第三，它汲取了在它以前積累起來的豐富的寫作技巧和語言技巧；第四，它有準确、鮮明、生動的文風。這種新的“古文”對以後的文章寫作以至于今天的語文教育的影響都非常巨大和深遠。

一、王通

王通（584—617），字仲淹，号文中子，山西尤門人，隋代傑出的教育家。王通出身于儒學世家，其父曾傳儒學，教授弟子千餘。開皇初華，做過國子博士，其弟王績是造詣很高的學者。由于家學淵源，他自小就接受系統的儒學教育。王通從15歲起講學授徒，其教育活動主要興于河汾（黃河、汾河）之間，其門人弟子遍及郡國，時稱“河汾門下”。

其著作有《續經》（已佚）、《中說》（又名《文中子》，是在模仿《論語》的基礎上，加以創造而成）。

（一）王通的教育思想概說

王通所處的時代，正是南北統一、民族大融合以及國家趨向統一的隋朝，在意識形态上，表現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傾向。這種傾向也明顯地在王通的思想和實踐中得以反映。

王通作為教育家，思想上以儒學為主，主要繼承了孔孟教育思想中的精華，同時也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某些觀念，發展了儒家思想，其代表著作《中說》的理論體系就體現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其根本思想為“執中”。他以仲尼之徒自居，志在重振儒術，所講述的是儒家的原始思想，是“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同時，王通也反對當時賤農工的風氣，親自耕種謀生；他提出求學的目的在于求道，而不在求利，主張“化人之道在正其心”。王通的思想對唐代學術、教育思想起到了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

王通的教育活動，以當時的政治實際為重要内容，以問答法為重要形式，培養了大批王佐之才。他的弟子如房玄齡、杜如晦、薛牧、魏征等人，青年時期求學于王通門下，其時正當隋唐交替時期，而他們求教于王通的多是有關從政的問題。朱熹評王通之學“頗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實”。

（二）王通的教育思想言論

王通認為要建立理想社會，必須經由仁義禮樂之路，因此教化的根本是行仁義。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他總結了自己的教育經驗，并闡述了自己的教育主張，其中有些見解是可貴的。

1.論教育的作用、目的與内容

王通認為教育在治國安邦和培養人才方面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

（1）重視教育的作用。

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中說·王道》）

參考譯文：天地能生長我卻無法撫養我；父母能撫養我卻無法成就我；能成就我的隻有教育家孔子。

王通強調一個國家的興衰在于人，得失在于教育，而理想的社會是教化的結果。

（2）教育的目的。

在對教育作用的認識基礎上，王通主張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為治國濟民培養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

仁義其教之本乎。（《中說·禮樂》）

參考譯文：仁義道德是教育的根本。

君子之學，進于道；小人之學，進于利。（《中說·天地》）

參考譯文：君子學習是為了濟天下之道；小人學習是為了營一身之私利。

王通強調君子的學習目的是為了增長道義，成為能推行王道的王佐之才，而小人則是為了追求利欲。

（3）教育的内容。

王通的講學内容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即所謂的“道”，也就是從孔子那裡繼承下來的禮樂之道。

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是征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告）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中說·天地》）

參考譯文：（詩）上可明确三綱，下可通達五常，可以用于驗證存在、消亡，辨明得失，因此小人唱詩可知道其風俗，君子賦詩可了解其志向，聖人設官采集詩歌可觀察民風變化。

學者，博誦雲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雲乎哉？必也濟乎義。（《中說·天地》）

參考譯文：學習，僅僅是指博覽群書嗎？一定要貫穿大道。文章，僅僅是指創作嗎？一定要貫通仁義。

2.關于道德教育的主張

王通的教育思想繼承了儒家重視培養高尚道德的特點，道德品質的培養在他對弟子的教育中占着首要的地位，他認為道德品質的培養更重于知識技能的傳授。

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中說·天地》）

參考譯文：李靖問：“用機智怎麼樣？”文中子說：“應當将仁看作是自己的責任，小人憑借機智背棄仁義就是賊，君子憑借機智背棄仁義則是作亂。”

《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中說·魏相》）

參考譯文：用《書》來辨明事實，用《詩》來匡正人性，用《禮》來制約人的行為，用《樂》來和諧德性，用《春秋》《元經》來舉鑒過往，用《易》來知曉未來，先王之道都蘊含其中。

王通指出在傳授知識的各個階段都貫穿着倫理道德的培養。

（1）注重“聞過”與“改過”。

痛莫大于不聞過。（《中說·關朗》）

參考譯文：沒有比聽不進别人對自己所犯錯誤的批評更令人痛心。

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中說·問易》）

參考譯文：所以君子應當思考自己的過失以防再犯，因此有“誡”章。

（2）關于集體生活中應注意的問題。

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中說·禮樂》）

參考譯文：當弟子賈瓊問群居之道時，文中子說：“贊同要不違背公正，反對要不傷及外物。”

這就是說，在集體生活中要做到：外面雖然表示和人相同而内心卻要堅持正理；雖然内心和人思想不一緻但外表卻并不傷人。這實際是一種中庸思想。

（3）重視家庭教育。

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中說·魏相》）

參考譯文：他在家時，父母喜笑安然的樣子；他外出時，父兄恬然放心，好像沒有什麼擔心的。

王通十分重視孝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認為真正的孝，應是在處理事物時能夠使父母坦然。

（4）評論人物。

王通借助于對曆史人物的評論，使學生增長，提高道德修養。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中說·天地》）

參考譯文：王猛君子之德表現為三點：對待皇上親密，與臣下相處溫和，處理事情果斷。

王通評論的主要是魏晉以來有影響的人物，通過評論，弟子們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有害的東西，便于從中汲取有益的因素，不好的加以借鑒，從而培養學生的良好道德品質。

3.教學思想

王通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問答法在其教學中占有重要地位。

（1）重視學與行。

天下未有不學而成。（《中說·禮樂》）

參考譯文：天下沒有不經過學習就能有成就的人。

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中說·禮樂》）

參考譯文：懂得道理的人，不如去實行的人；去實行的人，又不如習慣于此的人。

（2）問答法。

王通認為為了進德修業，學者最好能經常發問，教者有問即答，隻有這樣，才能加深理解，發現真理。

廣仁益智，莫善于問；乘事演道，莫善于對。（《中說·問易》）

參考譯文：推廣仁德、增加智慧最好的方法是多問；而講述事實、闡明道理，最好的方法是回答。

4.論教師

王通認為一個人要獲得知識，增長才幹，取得成功，就必須從師就學。教師應該是學識淵博，品德高尚，能精心教育學生的人。

程元：“夫子之成也，吾侪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雲：實獲我心。蓋天啟之，非積學能緻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中說·禮樂》）

參考譯文：程元說：“夫子的成就，我們已經仰慕很久了，沒有不對它充滿期盼的。在夫子門下求學，沒有提問而不知道答案，請教而未給予解答的。像《詩經》說的：确實滿足我心意啊。大約是上天賦予他的，不是經過學習積累而能到達的。”文中子聽聞後，說：“程元，你知道嗎？天下沒有不學習就能取得成功的人。”

這段對話，一方面反映了王通是一位知識淵博，品德高尚的教師，“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對學生誨而不倦，諄諄教導，深得學生的仰慕；另一方說明王通認為包括他自己在内，任何人的知識、才能都是跟随老師學習，并經過個人勤奮學習而得到的。

二、韓愈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陽人，因郡望為昌黎，故人稱韓昌黎；谥文，世人又稱韓文公。他是我國曆史上傑出的文章家，曾倡導“古文運動”，反對形式主義的骈文，為我國古代文章特别是散文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韓愈曾做過兩次國子博士，還做過四門博士和國子祭酒，對地方教育也非常重視。韓愈熱心教學，在教育上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受他指教的都稱“韓門弟子”。他在教育教學方法方面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和主張，促進了傳統教育理論的發展。

（一）韓愈的教育思想概說

韓愈十分重視讀書，積累了豐富的讀書經驗。他的“文以明道”觀、“業精于勤”說、“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等論述，都流傳久遠，影響十分廣泛。特别是他重視新興的傳奇文學，雖多遭譏貶也毫不動搖，實難能可貴。他公開主張人們應通過讀書去博取功名富貴，客觀上仍是維護科舉制度和儒家經世緻用、知行結合的傳統閱讀思想。

韓愈的教育思想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為實現“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學說；與他的人性論觀點相聯系的關于教育作用的學說；尊師重道的“師說”；以及韓愈的讀書言論。

（二）韓愈的教育思想言論

1.性情三品說

韓愈明确提出“性情三品”說，他把性與情分為上、中、下三品。他說：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原性》）他從“性三品”的理論出發，一方面肯定了教育在促進人性變化中的積極作用，号召大多數的人要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又認為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人性三品是不可變更的，教育隻能在品位之内發生作用。這種人性論不但為封建的等級制度作了合理的論證，而且也為絕大多數的人接受封建道德教育作了理論上的說明。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原性篇》）

參考譯文：人性是一種本然之物，存在于先天，有生就有性；情，是人與外界接觸後産生的。

性之于情視其品，情之于性視其品。（《原性篇》）

參考譯文：人性與情是一緻的，本性是何種品質，其情也是該種品質，反之，情為何種品質，亦可以證明本性為某種品質。

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原性篇》）

參考譯文：上等人謂之善品；中等人介乎善惡之間，是可以引導而向善，可以引導而向惡的；下等人謂之惡品。

2.教育宗旨

韓愈在《原性篇》中提出，“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明先王之道”。

他認為教育是有效的，教育宗旨是“明先王之道”。《原道篇》中不外乎“仁義道德”四字，遵于先王的禮、樂、刑、政，誦讀古聖的《詩》《書》《易》《春秋》，順乎人倫及本于日用生活的自然，就是明悉先王之道，就是儒家的教育。

3.關于教師的論述

韓愈關于教師的論述，是他最重要的教育主張，大部分保存在他的《師說》一文中。他對教師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師工作的客觀規律，很有創見，是我國古代關于教師教育思想的寶貴遺産。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師說》）

參考譯文：老師的任務是傳播道理教授課業和解答疑惑。

《師說》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對教師任務進行了論述，《師說》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韓愈認為這三項任務是緊密相連的，但傳道是教師的首要任務。這裡的“道”，是指儒家道統，教師應傳播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使學生受到封建主義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授業，是指講授古文六藝之類的儒家經典，使學生掌握一定的古文典籍，具有一定的讀寫能力，受到文化知識、技能方面的教育。解惑，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地解答學生在“道”與“業”兩方面的疑惑。

聖人無常師。（《師說》）

參考譯文：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

韓愈在《師說》中提出“聖人無常師”的說法，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觀點在師生關系上的論述。《師說》中引孔子拜郯予、苌弘、師襄為師作為例證，又引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話為根據，說：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而孔子卻拜他們為師。這說明韓愈重視的是道，而不是某一個人。

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師說》）

參考譯文：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接受道理有早有晚，技能和學問上各有各的專門研究，隻是這樣罷了。

以誰為師，要以有無“道”和“業”為标準，誰先懂得道，誰有學問，誰就是師。韓愈又反對以社會地位和資曆作為取師的标準。

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師說》）

參考譯文：不論地位高還是低，不論年齡大還是小，道理存在的地方，老師也就在那裡。

隻要聞道在先或有專長就可為師，而不要管其他條件。此外師生關系也是相對的，學生也會有比教師高明的地方。這一思想是深刻的，他旨在引導學生以主要精力去追求“道”，去學“業”，而不盲從某一教師的說教。處理師生關系，以“道”“業”為标準，這是對教學相長思想的發展。韓愈《師說》中的精彩觀點對于今天正确處理師生關系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4.關于讀書學習法的論述

韓愈自己勤懇求學，招收過很多學生，是大批青年的導師，自學和教學方面都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和獨特的見解。《師說》中關于教師職責、師生關系的論述是對教學客觀規律的很有價值的概括。關于學生如何進學的問題，在《進學解》等文章中有精彩的論述。

（1）業精于勤，行成于思。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随……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韓昌黎文集·進學解》）

參考譯文：國子先生早上走進太學，召集學生們站立在學舍下面，教導他們說：“學業的精進由于勤奮，而荒廢由于遊蕩玩樂；德行的成就由于思考，而敗壞由于随便。諸位學生隻怕學業不能精進，不要怕主管部門的官吏看不清；隻怕德行不能成就，不要怕主管部門的官吏不公正。”

（2）提要鈎玄。

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沉浸頬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韓昌黎文集·進學解》）

參考譯文：嘴裡不斷地誦讀六經的文章，兩手不停地翻着諸子百家的書籍。對記事之文一定提取它的要點，對言論之編一定探索它深奧的旨意。不知滿足地多方面學習，力求有所收獲，大的小的都不舍棄。點上燈燭夜以繼日，經常這樣刻苦用功，一年到頭不休息。先生從事學業可以說勤奮了。心神沉浸在意味濃郁醇厚的書籍裡，仔細地品嘗咀嚼其中的精英華采，寫作起文章來，書卷堆滿了家屋。

（3）讀書經曆。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韓昌黎文集·答李翊書》）

參考譯文：起初，不是夏、商、周三代和兩漢的書我不敢看，不是聖人的思想我不敢銘記于心。坐着時仿佛忘記了什麼，行走時仿佛丢失了什麼，有時樣子莊重若有所思，有時模糊不清迷迷惑惑。當自己把心中的思想表達出來的時候，力求革除陳詞濫調，戛戛然困難極了！文章被人看，我不在乎别人的非難譏笑。像這樣過了不少年頭，還是不改變自己的治學方法和處世态度。然後才能識别古書是否與“聖人之志”相合，以及即使正确但尚未達到最高境界之處，直至清清楚楚地白和黑分明了，并力求揚棄那些錯誤的和雖正确但不完善的東西，才慢慢地有所收獲。

（4）讀書為道。

讀書以為學，缵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鬥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送陳秀才彤序》）

參考譯文：讀書的目的是學習，掌握語言詞彙的目的是寫文章，并非是為了以自誇而争奇鬥新；學習、寫文章是為了掌握道和理。

讀書就是要學以緻用，把書中的語言有機地連串起來就成了文章，但也并不是要以篇幅多、辭藻華麗誇耀争勝，這就是學習是為了傳道、做文章是為了闡理的原因。

（5）讀書與成才。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①。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欤。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符讀書城南》）

注釋：①梓匠輪輿：梓匠，木工。輪，制作車輪的人。輿，制作車廂的人。

參考譯文：木材能按照圓規曲尺做成器具，是因為木工和輪輿匠人的辛勤勞動；人之能夠成才，是因為飽讀詩書。詩書中的知識隻有勤奮才能獲得，不勤奮肚子裡就空虛。人之初生，學力都是一樣的，并無賢愚之分。……原因就在于勤學與否。黃金璧玉雖是重寶，難以儲藏，學問則能藏在自己的身上，身在就用之有餘。

可見，韓愈強調教育能影響人的成長，讀書要沉浸其中，也需要長期積累，要不斷加強學習和修養。

三、李翺

李翺（772—844），字習之，隴西成紀人，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曾追随韓愈學習古文，主張文以明道，是古文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有《李文公集》104篇傳世。李翺在閱讀上提出以“文、理、義三者兼并”作為品評文章的标準，反對以個人好惡評斷是非優劣。另外他關于閱讀趣味、讀物特色等的論述，也能給人以啟迪。

（一）李翺的教育思想概說

受佛老心性理論啟發，李翺創造性地提出了“複性”說。他認為聖人之性與百姓之性一樣，人性本善，但情動可使人的善性被遮蔽，善性難以顯露。“複性”的過程就是息情滅欲的過程，也就是由“齋戒”“至誠”再到“明道”的過程。李翺之“複性”說與道家的“複其初”、佛家禅宗的“明心見性”有異曲同工之妙，然“明道”指向不同，佛老之明道在于成聖、成仙，而他的明道卻在于明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聖人之道。他的教育思想的突出特點是，把儒、佛兩家的思想糅合在一起，尋求一種人格解放的道路和方法。

（二）李翺的教育思想言論

李翺論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是三篇《複性書》，它們集中表述了他對人性及教育過程的本質的看法。

1.複性的基本内容

李翺提出“性者天之命也”“人之性皆善也”，認為任何一個人都有“性”與“情”，而性是善的，情是惡的。

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複性書》）

參考譯文：一般人與聖人先天的本性是沒有差别的。

聖人與一般人就其先天的本性而言都是善的，是沒有差别的，所不同的是聖人能保持它，使之不為情所惑，一般人卻為情所困而不知複其先天的善性。

情者性之動也……情者性之邪也。（《複性書》）

參考譯文：性之動而産生情……情是邪惡的表現。

李翺認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他把情看成是要不得的壞東西，這顯然是接受了佛家世幻思想的影響。

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複性書》）

參考譯文：情本身有所待而生，不是自有自生的存在，而是依附于性而存在的；而性本身也無法在人的認識能力所及範圍内自我呈現，而需要通過情的作用發生時反激出其精粹清純，然後才可以顯露出性的本質。

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複性書》）

參考譯文：人的本性來自天的授受，聖人得到它而不緻為情所迷惑；情是本性表現出的作用，百姓則容易沉溺于其中，而不能去探求恢複其本性。

李翺認為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是因為他能保持天賦的善性，其善性不為邪情所匿，而一般人天賦的善性卻為邪情所惑，故其善性不能充分地顯露出來。因此，性在聖人那裡充而明，在一般人那裡卻昏而塞。李翺從“性善”“情惡”的基本觀點出發，認為教育的過程在本質上就應該是一個“複性”，即恢複或發展人先天的善性的過程。

雖然一般人之性都為情所惑而昏塞，但“複性”并不難。因為任何人自身都先天具有一個善性，隻不過是為妄情所惑，昏而不充，塞而不明。隻要去其妄情也就可以複性了。

2.複性的方法

（1）無慮無思。

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複性書》）

參考譯文：不要主動亂想，不随便起思慮，感情就不起作用；感情不起作用，才是最純正的思想狀态。純正的思想沒有一點憂愁和顧慮。

李翺認為僅做到“無慮無思”還不夠，“然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于靜焉。有靜必有動，動靜不思，是乃情也”。意思是，“齋戒其心”，還會“生情”，仍不能達到真正“複性”的境界。

（2）其心寂然。

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複性書》）

參考譯文：知道本來沒有所謂思慮存在，既不牽涉于動，也不牽涉于寂靜，這不動搖的樣子才是至誠的境界。

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複性書》）

參考譯文：因此誠之為體，是聖人本性的本質。

他提出一個所謂“至誠”的神秘化觀念，其核心是“寂然不動”或“其心寂焉”，也就是“視聽昭昭而不起于見聞”，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萬念皆空。他認為隻有具備了這種功夫，才能止息邪思，顯出本性的“廣大清明”，超脫塵俗，達到真正“複性”的境界。這種“複性”方法，正是一種神秘而不可思議的佛教徒的修煉功夫。

（3）慎獨。

所謂“慎獨”，即無論客觀世界怎樣“變化無窮”，作為君子都要做到“未始離于不動”，即永不動心，保持心的“寂然”狀态。這就是“慎獨”的真谛。所以，他說：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因為不睹之睹，不聞之聞，實際上是“其心一動”，“心動”則“情生”。如果心已動了，則距離複性的境界也就愈來愈遠了。由于“情”是感性的主要因素，所以，“不動心”乃是“複性”的根本要求。可見，李翺提倡的“慎獨”，顯然是接受了佛家“滅情”以見佛性的影響。後來宋儒強調“慎獨”功夫，乃直接導源于此。

（4）“擇善固執”“終歲不違”。

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則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複性書》）

參考譯文：停止縱情，時間長了就可以複回誠明之體；回複誠而堅持不停止就能明達；明和誠的保持能整年不失，就能一直維持到終身。

李翺認為“複性”的過程，是一個長期的修煉過程，是人生一輩子的事。因此，必須具有古人“擇善固執”“終歲不違”的精神。他說：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就是說，教育是教人修身行道的過程，也就是教人達于“誠”之境界的過程。要想達到“誠”的境界，就必須對于天賦的善性執着不放，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離開它。

（5）“循之而不已”“不已能歸其源”。

複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能歸其源矣。（《複性書》）

參考譯文：恢複本性的目标，是為賢人所遵循并且實踐不停止的，不停不休地堅持，到最後能與聖人一樣回複本源。

李翺認為隻有經過長期的修煉，才能使先天的善性複觀。這種心态就像孟子所說的：想以一杯水來救一整車的柴火。他強調在修養過程中，要具有堅持不懈的精神，作長期的努力，這一思想是可貴的。

第三節　小結

隋唐時期，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都是古代文化最輝煌的時期。在教育方面，科舉制度可以說是隋唐在人才培養方面的一個創舉，它擴展了封建國家引進人才的社會層面，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士人用功讀書的風氣盛行；促進了文學藝術的發展，尤其是因為進士科重視考試賦，大大有利于唐詩的繁榮。

在語文教育方面，隋唐的寫作教學有較大的發展，其中很大程度受科舉制度、古文運動及詩歌創作的影響。相應的，服務于科舉制度的寫作參考用書也因而得以發展，如《?玉集》《類林》等；另一方面，詩歌寫作訓練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出現了一些關于格律和寫作方法的用書，同時還有《正聲集》《國秀集》等詩歌選本。

隋唐有一批語文學家緻力于文字、音韻及訓诂學等方面的研究，他們所著的注疏、韻書、字書等語文教育用書，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世，其中比較突出的有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孔穎達的《五經正義》、顔師古的《急就篇注》與《漢書注》、李善的《文選注》和顔元孫的《幹祿字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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