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0月20日，就任僅45天的英國首相伊麗莎白·特拉斯宣布辭職，成為英國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

特拉斯政府此前推出一項被媒體稱為“迷你預算”的減稅方案，引發市場強烈的負面反應，市場擔心這一激進的減稅方案會造成英國政府的債務風險。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迷你預算”是特拉斯政治危機的導火索，黨内分裂才是迫使特拉斯辭職的真正原因。英國頻繁“換相”表明該國政治鬥争越來越激烈。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20日，英國首相特拉斯在倫敦唐甯街10号發表辭職演講。圖/視覺中國

“迷你預算”引發特拉斯的政治危機？

新京報：“迷你預算”是導緻特拉斯走到辭職這一步的主要原因嗎？

崔洪建：“迷你預算”是特拉斯政治危機的導火索。“迷你預算”是一個明顯的政策失誤，在引發市場動蕩和輿論批評後，特拉斯的反應可謂遲鈍，看起來她可能沒有預料到市場反應會如此糟糕。

一定程度上，這場危機也是保守黨内矛盾的延伸。此前黨内競選時，以蘇納克為代表的一派認為要先對付通脹，在通脹被遏制住之前，不能減稅。而“迷你預算”體現的就是與蘇納克一派相反的政策主張。所以當“迷你預算”引發市場動蕩後，保守黨内以蘇納克為代表的一派就集結起來向特拉斯施壓。所以我認為“迷你預算”隻是導火索，黨内分裂才是迫使特拉斯辭職的真正原因。

新京報：特拉斯前一天還表态自己是“戰士”，不做“臨陣脫逃者”，轉天就辭職了，為何她轉變如此之快？

崔洪建：促成特拉斯轉變的主要是黨内壓力。特拉斯面臨壓力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主動辭職，這多少還能保留一些體面。若特拉斯堅持不辭職，她将面臨黨内“造反”。當時，公開反對特拉斯的保守黨議員越來越多，又發生了大臣辭職事件，接下去可能就會出現内閣辭職潮等難堪的局面。所以在權衡之下，特拉斯還是選擇了一種相對體面的下台方式。

新京報：特拉斯前幾天剛承認了“迷你預算”是個錯誤，并就此道歉，還表示自己已經修正錯誤，要繼續前進。她為什麼沒能得到“知錯能改”的機會？

崔洪建：我認為關鍵是認錯的時機問題。“迷你預算”引發負面反響後，特拉斯第一時間是立場強硬，為政策辯護，她不認為“迷你預算”有錯。

接着，當風波發酵成政治危機時，特拉斯沒有選擇承擔責任，而是把責任推給當時的财政大臣克沃滕。這樣的做法非但沒有阻止危機，反而進一步把火燒到了保守黨内部。對保守黨成員來說，特拉斯的這種做法觀感不好。克沃滕之前算是政治素人，是特拉斯親手對他委以重任。現在特拉斯把責任甩給克沃滕，那麼意味着特拉斯要麼是用人失察，要麼就是刻意甩鍋。

因此，特拉斯接連失去了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的時機。直到亨特接任财政大臣并抛棄“迷你預算”的大部分政策之後，特拉斯才出來認錯和道歉，此時她已經失去了機會，也失去了黨内精英對她的信任。

當地時間2022年9月6日，英國首相特拉斯和丈夫休·奧利裡在唐甯街揮手緻意。圖/視覺中國

誰可能成為下一任英國首相？

新京報：英國前财政大臣蘇納克、前首相約翰遜等人都是下一任英國首相的熱門人選，你比較看好誰有可能成為下一任首相？

崔洪建：在此前的黨内競選中，蘇納克就是特拉斯的主要對手。兩人的主要分歧是特拉斯主張立刻減稅，蘇納克強調先穩定經濟，在穩定的基礎上再考慮減稅。現在，特拉斯的政策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那麼至少在經濟政策方面，保守黨内部恐怕短期内無人能夠挑戰蘇納克的主張。

但候選人之間比的不隻是經濟政策，還有協調能力、人事關系等方方面面的因素。蘇納克的弱點是他的出生背景不符合保守黨政客的傳統。另外，他的政治根基也不深。即便蘇納克能夠上台，可能更多是發揮經濟專長，扮演“救火隊長”的角色。

現在保守黨内也有呼聲讓約翰遜重新回歸，約翰遜有根基、有協調能力，還有帶領英國脫歐等政治遺産，但他的問題是有醜聞前科，保守黨内反約翰遜的勢力同樣強大。另外國防大臣本·華萊士等候選人也各有優劣勢。最終能夠勝出的候選人，既需要展現能力專長，又需要做到平衡派系和彌合分歧。

新京報：英國前首相約翰遜辭職後，保守黨内選舉持續約兩個月，為什麼這次保守黨選黨首隻需一周時間？

崔洪建：上一次保守黨内部選舉是走了選舉程序的，有初選、決選等幾輪投票。這一次保守黨沒有走黨内選舉程序，而是以一個不完全公開的過程，依靠黨内精英層形成内部共識，推出一個黨首。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時間短，保守黨在經曆特拉斯這場危機後，想要保持執政連續性，就需要在下一任首相人選上速戰速決。但這同時帶來一個問題，特拉斯上任時就被批評不是全國大選選舉出來的，合法性差，那麼，下一任首相連黨内競選程序都沒有，其執政合法性隻會比特拉斯更差。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5日，英國首相特拉斯在伯明翰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的保守黨年會上發表主題演講。圖/視覺中國

政治動蕩會影響英國應對危機？

新京報：當下英國社會面臨能源危機、生活成本危機等多項難題，政治動蕩會影響英國社會應對危機的能力嗎？

崔洪建：政治動蕩會影響民衆和市場的信心。特拉斯在期待中上台，推出政策，很快就失敗了，最後辭職，這樣一個令人眼花缭亂的進程會讓民衆和市場對執政黨失去信心。下一任首相上台，如果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話，那麼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會進一步上升。

同時，英國出現頻繁換首相的現象，也表明英國的政治鬥争越來越激烈，政治家可能把過多精力放在政治鬥争上，而不是放在制定好的政策，幫助英國找到出路上。這樣的政治鬥争會對英國社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新京報：一些英國政治觀察人士熱衷于比較特拉斯和撒切爾，兩人上台時都是英國遭遇危機之時，兩人也都提出了“低稅收、小政府”的自由主義方案，但為什麼兩人的實際表現差别這麼大？

崔洪建：首先兩人的時代背景不同。在撒切爾時代，英國的經濟活力、财政實力更強。現在英國經濟疲弱，其綜合國力與撒切爾時期不可同日而語，尤其脫歐之後，無論英國國内還是國際社會，對英國前景都有疑慮。

另外，盡管撒切爾也打自由主義的旗号，實行減稅政策，但她的減稅更有策略和技巧，比如她在減低所得稅時，提高了增值稅。而特拉斯一上來就全方位減稅，以英國目前疲弱的财政和經濟狀況，難以接受這劑“猛藥”。市場此時就有疑慮，大幅減稅後，政府财政靠什麼支撐？所以市場很快做出了負面反應。

再者，從政治品質來講，特拉斯也沒法和撒切爾相比。撒切爾至少沒有明顯表現出迎合某些特定群體。特拉斯則不一樣，她一度是“留歐派”，但當英國政治出現保守主義回潮時，特拉斯就迎合這部分更保守的群體，成為了“脫歐”的堅定支持者和“疑歐派”的旗手。

新京報記者 陳奕凱

編輯 樊一婧 校對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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