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教育思想内容豐富，見解獨到。除了一般意義的學生以外，孟子還有一批特殊意義的王者學生。當面對王者學生時，孟子尤其注意保持教師的獨立人格和平等地位。

孟子對于那些不謙虛的君王學生，就不予教育和教導。當滕國國君的弟弟滕更依仗地位高貴來向孟子學習，孟子就不予理睬。弟子公都子問其故時，孟子還洋洋灑灑說了一番道理：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在中國教育史上，孟子最早提出了教育概念。僅憑教育概念的提出，孟子對中國教育就有着極大貢獻。孟子之教育既包括學校教育，又包括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屬于有目的、有組織以及有内容和方法的自覺活動，對個體而言，是直接完整意義上的教育，也是影響終身的教育。社會教育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對個體的影響和作用，絕對不能低估。無論學校教育，還是社會教育，都有一個教師與學生的關系。孟子約四十歲時在鄒地開設杏壇，聚徒講學，此後終身與教育結緣，其所論教育重點應是學校教育。

孟子周遊列國，以王者師自居，對齊宣王、梁惠王們進行教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文公上》）。孟子不僅有一般意義的學生，而且有特殊意義的王者學生。對于王者學生，無論教還是學都有着不同的要求，這是孟子異于孔子的地方，也是孟子在提高讀書人地位。孔子教育的主要對象是學生，教與學、師與生互相交流，教學相長，融為一體，老師諄諄教誨，學生虛心接受。

作為教師，孟子與學生的關系，同孔子是一樣的；作為王者師，孟子與學生的關系就不一樣了。一方面，孟子必須時刻注意保持自己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一旦感到威脅，馬上就會作出反應。孟子感到齊宣王憑着地位而輕視自己，稱病不相見，所以也稱病不去朝廷。另一方面，王者學生與一般學生不同，可接受孟子的教導，也可不接受孟子的教導。從孟子周遊宋國、滕國、魏國以及兩次遊齊的經曆分析，他的王者學生基本沒有接受他的仁政學說和王道理想。王者學生沒有接受孟子的政治主張，卻豐富了孟子的教育思想。孟子的教育思想系統而完備，既有對教育者的要求，又有對被教育者的要求，還有共同的要求。

共同的要求是存心養性。無論教育者還是被教育者，無論一般學生還是王者學生，都要存心養性，首先把人做好。這是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也是從事任何職業、做好任何工作的前提和條件。教育者存心養性，有利于為人師表；被教育者存心養性，有利于塑造良好人格；王者學生存心養性，有利于施行仁政和王道。仁義是孟子的最高道德原則。“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離婁上》）在孟子看來，存心養性的内容是存仁義之心，養仁義之性。

存心養性要清心寡欲。人的欲望越多，仁義之心的存留就越少，存心養性最好的辦法是盡可能減少自己的欲望。“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也；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盡心下》）

存心養性要自省，自省是儒家重要的修養方法。孟子用反求諸己的觀點表達自省要求，當遭遇挫折時，不要責怪他人，而要反過來從自己身上找到問題的症結和缺點加以改正；當自己的行為不被他人理解時，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反躬自問，考察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仁義禮智的規範。“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上》）孟子很看重反求諸己的修養方法：“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醜上》）

存心養性要知恥改過。人吃五谷雜糧，哪有不得病的？人有七情六欲，哪有不犯錯的？問題不在于犯錯，而在于能否知錯就改。孟子認為，不能知錯就改的，就是不知羞恥，一個人如果沒有羞恥之心，那就不可救藥了。對于那些知錯不改的行為，孟子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當齊國大夫陳賈為讨伐燕國的錯誤辯護時，孟子批評說：“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公孫醜下》）

存心養性要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孟子重視艱苦環境對修身和存心養性的作用：“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盡心上》）意思是，人之所以能夠擁有德行、智慧、技藝、知識，常常是由于災患的緣故。隻有那些孤立無援的大臣、地位卑微的庶子，他們操心勞神總是不得安甯，憂慮災患更深，所以通達事理。

對于教師而言，孟子認為，最根本的要求是正己。正己既是教師的行為準則，也是重要的教學方法。教師隻有正己，言傳身教，才能正人、教好學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盡心上》）。正己是按照仁義道德立身處世，“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告子下》）。

孟子認為，教師要懂得知識和道理。教書育人是教師的基本職能，如果說正己的目的是為了育人，那麼，知識和道理則是為了教書。教師隻有懂得知識和道理，才能培育出有知識有智慧的學生，這就要求教師“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盡心下》）。從而使學生“博學而詳說之，将以反說約也”（《離婁下》），即在廣博學習、詳細解說的基礎上，使學生融會貫通，抓住中心，由博返約。

孟子認為，教師要“言近指遠，守約施博”。所謂言近指遠，是指用淺顯的語言闡明意義深遠的道理；守約施博，是指操作方法簡單而效果明顯。

孟子認為，教師要結合學生實際，因材施教。對于有的人不屑于教誨，也是一種教誨，“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告子下》）。具體而言，孟子提出了五種因材施教的情況和辦法：“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财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盡心上》）意思是，有的學生修養很好，隻要稍加點化即能通達，猶如及時雨化生萬物一樣；有的學生品德不錯，略加熏陶便能成為有德行的人；有的學生富于才華，善加指導，便能成為通達多能的人；有的學生隻有一般水平，隻能就他們所提問題進行釋疑解惑；有的學生因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不能及門受業，可以用間接的方法加以教育。

對于學生而言，孟子認為，最好的途徑是請教名師和大匠。隻有名師，才能教育出優秀學生，隻有大匠，才能培養出好的徒弟。“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于海者難為水，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學生之所以要請教名師和大匠，不僅是因為名師和大匠的格局大、标準高，而且還在于名師和大匠不會降低教育标準：“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盡心上》）意思是，高明的木匠不會為手藝拙劣的木工改變或廢棄規矩，羿不會為技藝拙劣的射手而改變他拉弓的标準。君子教導别人正如射手拉滿弓，卻不把箭射出去，做出躍躍欲試的樣子。他站在正确的道路上，有才能的人就會追随他。

孟子認為，學生學習要自求自得。自求是指學習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有個叫曹交的人想住下來跟孟子學習，孟子告訴他，隻要你有學習的主動性和自覺性，随時随地都可以找到老師請教，“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下》）。自得是指透徹地理解和深刻地把握所學到的知識。孟子很看重自得的知識，隻有自得的知識，才能牢固掌握而不動搖，才能左右逢源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離婁下》）

孟子認為，學生學習要專心緻志，不要三心二意。孟子分别舉了兩個例子給予說明，一個是植物生長的例子，即使容易生長的植物，不專心緻志培育，也難以生長成才，“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意思是，天下即使有容易生長的植物，曬它一天後，又凍它十天，沒有能長得了的。另一個是下棋的例子，即使像下棋這樣的小技藝，不專心緻志也不能學好，“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緻志，則不得也。”（《告子上》）

孟子認為，學生學習要堅持不懈，不要半途而廢。學習好比流水，隻有晝夜不舍地流淌，才能流到大海，“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離婁下》）。這段話還表達了學習要循序漸進的思想，像水那樣，先要把坑坑窪窪都灌滿了，才能繼續前進，否則就不能向前流入大海。學習也像挖井，一定要挖到泉水才停止，“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盡心上》）。意思是，做事情好比挖井，挖得九仞之深還見不到泉水，仍然是一口廢井。

《孟子譯注》（簡體字本），楊伯峻譯注

對于帝王師與君王學生，孟子有着許多獨到的見解，這是孟子教育思想的重要标志和寶貴财富，至今仍然有着現實意義。作為帝王師，孟子認為，關鍵是要保持教師的獨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甚至認為教師的地位應高于君王學生，“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盡心下》）。教師可以藐視大人，是因為教師占據了仁義道德的制高點，而大人們有官位和财富，卻不一定具備仁義道德，孟子引用曾子的觀點進行論證：“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還以商湯和齊桓公為例，認為他們盡管是君王，卻願意虛心地向伊尹和管仲請教，然後才成就了王道和霸業。“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公孫醜下》）

孟子對于那些不謙虛的君王學生，就不予教育和教導。當滕國國君的弟弟滕更依仗地位高貴來向孟子學習，孟子就不予理睬。弟子公都子問其故時，孟子還洋洋灑灑說了一番道理：‘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盡心上》）

對于君王學生，孟子是居高臨下，要求他們學習仁義之道。當梁惠王問孟子，不遠千裡而來，必有利于我的國家。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梁惠王上》）要求他們施行仁政，“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滕文公下》）要求他們以德服人，不要以力服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裡，文王以百裡。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孫醜上》）

管仲曰：“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管子·權修》）百年樹人，道盡了教育的無窮意義和悠悠情韻。教育不僅關乎過去、現實，更是關乎未來的大事；不僅關乎個體成長，更是關乎社會進步和國家安甯的大事。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不重視教育，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不關心孩子。現代社會已經基本解決教育問題，這是令人欣喜的巨大曆史進步。然而，教育仍有隐憂，特别是如何平衡教書與育人的關系，保持教書與育人之間的必要張力。教書與育人是相伴教育始終的千古矛盾，教育固然不能忽視教書，傳授知識和學問，卻應更加重視育人，培育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才。

知識和學問與人文精神原本不可分割，而是互相聯系，互相激蕩。知識和學問關注自然界和客觀對象，是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認識和反映，也是人文精神的現實支撐。沒有知識和學問，人文精神就難以發揚光大和熠熠生輝。人文精神關心的是人，康德認為：“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國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也是自然的立法者。”（［德］康德著，韓水法譯：《實踐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95頁。）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終極關懷，不是權宜之計。任何知識和學問的最終目标都是為了維護人的尊嚴，提升人的價值，凸顯人的存在意義。人文精神是知識和學問的靈魂，沒有人文精神，知識和學問就可能走偏方向，不僅不會造福于人類和社會，反而可能會傷害人類和社會。知識和學問是冷冰冰的，人文精神是熱乎乎的。從這個意義上分析，育人重于教書，人文精神高于知識和學問。教育務必把育人放在首要位置，着力培育人文精神，塑造有道德的學生，為社會造就有靈魂的合格人才。

（本文選自《孟子與政治》，中華書局2019年9月出版。标題為編者所拟，原标題為《孟子之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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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與政治》

夏海 著

簡體橫排

32開 平裝

9787101140460

58.00元

作者潛心于先秦諸子的經典，堅持以經注經，堅持義理為主，緻力于傳承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本書是作者以更高的站位和更深的理解品讀《孟子》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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