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22歲女主播因連續熬夜加班突發疾病去世，引發對新就業形态勞動者工作強度和為他們引入工時賬戶制度的關注。

記者調查發現，快遞、外賣、直播、網約車等領域，日工作超10小時是較普遍現象，缺乏工時規範約束。新就業形态為何工作時間長、有無可能建立數字時代的工時賬戶管理制度？

現象

普遍超10小時，無工時規範

中午12時半，剛送完一趟餐食的外賣員老馮，将車暫時停在了路邊。從早上7點“上崗”，他已連續工作了5個多小時。

“平均每小時跑3趟吧。每趟裝的餐食多少不等，有時候隻有一兩單，有時候多點。”老馮說，他準備幹到天黑後再回家，“我們這行，不吃苦不行。基本每天出門，都要跑10個小時以上，有時累到眼睛裡都冒花兒。”他說，一些專送騎手，每天在路上的時間更長。“完全看個人，一天跑13、14個小時的騎手也不少，想賺錢就多跑會兒呗。”一旁，老馮的朋友說道。

外賣員老馮短暫休息，和朋友聊天。

與外賣員類似，快遞員的工作時間往往也拉得挺長。下午4點，北土城東路中航發展大廈前，快遞員周正低頭忙着整理貨物。“我一般早上6點出門，一直忙到晚上8點左右，沒有‘雙休’。”周正說，遇到電商購物節或者節假日時，晚上8點以後收工，也是正常工作狀态。

記者随機采訪多位快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發現，大家普遍坦承，每天工作10個小時是“很正常”的狀态。而随着“直播經濟”而衍生出的帶貨主播，工作時長和壓力同樣不小。

30歲的曉甯，從事主播行業近4年，在多個電商、短視頻平台都有工作。曉甯介紹，自己最長一次直播是11到13個小時，如今平均每天工作6個小時左右。“人們傳統的印象可能覺得主播沒那麼累，但要在鏡頭前高強度輸出好幾個小時，其實很累。”她說，主播的工作分為日常播（小直播）、專場播等多種。一般人休息的時間，正是直播的黃金時間。“最早的直播從夜裡0點開始，也就是深夜場。”尤其是深夜場直播，“不是一個人熬夜，是台前幕後一幫人集體熬夜。”

根據我國《勞動法》的規定，工時制度有三種——标準工時制、綜合計算工時制和不定時工作制。其中，後兩者統稱為“特殊工時工作制”。但記者調查發現，對于依賴互聯網技術的新就業形态勞動者來說，并無專門明确的工時制度标準。

探因

無底薪靠計件，用時長拉收入

新就業形态勞動者為何工作時間偏長？調查發現，主要與這些領域的用工形式不一、以計件為主要标準的收入機制有關。

除了有快遞員明确表示與公司站點有簽訂固定的勞動合同之外，不少外賣員、同城配送騎手均表示自己是靈活“兼職”、時間自由。而不論是哪種用工關系，新就業形态勞動者的收入機制，主要是以計件為基準。

“沒有底薪，收入主要靠收派件數量。”周正說，自己每完成一單收派件，就能獲得一塊多的收入，每天收派件100多單比較常見，有時候遇到電商節，每天辛苦一些能收派件200多單。記者獲得一份某知名快遞公司新近的招聘啟事，其中在“薪酬待遇”中，有“計件薪酬、多勞多得”的表述，并未提及有底薪。

外賣和網約車行業也是如此。下午4點，北三環東路附近外賣員何偉才吃上一頓飯。他說，平台提成在20%多一些，自己每完成一單，平均能獲得7元左右的報酬，每天配送40單到60單。“全職”網約車司機呂苗峰也介紹，平台每一單的提成近30%，“刨除油錢，隻能拉長時間獲得更多報酬。雖然有防止疲勞駕駛的強制措施，但是以每單在線時間相加，很難跑到那個線。”

下午4點，北三環附近外賣員何偉才吃上一頓飯。

有公司背景的主播和自由職業身份的主播，收入構成也有所區别，但大都同樣依賴時長。主播曉甯介紹，對于有公司背景的主播而言，一般有保底底薪和提點。但不論是什麼用工形式的主播，主要的增加收入方式就是“靠時間，典型的多勞多得。”曉甯說。主播獲得報酬的方式主要有三類：第一種是純賺時長費的主播。第二種是拿一部分時長費，再加一部分售賣商品的提點，“理論上時間耗得越長，賣出去的件數才越多”；第三種則是不要時長費，隻談提點費。“除了專場直播之外，大多數日常直播都是播的時間越長，才賺得越多。”

保障

行業差距大，商業保險為主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系副主任、副教授劉曉倩認為，新就業形态從業者與平台公司之間關系複雜，給勞動關系的認定提出了挑戰，導緻傳統勞動标準适用困難。而工時标準是勞動法律制度的核心，在勞動關系不明确的情況下，很難将勞動法中的工時标準直接适用于新業态從業者。也因此，新就業形态領域勞動者往往缺乏“工傷保險”一說。

采訪發現，由于用工形式多樣，新就業形态領域内不同行業，對勞動者的保障情況不盡相同。

“我們有‘五險’。”一名快遞員告訴記者，盡管每天在路上的時間比較長，但自己與公司站點簽署勞動合同後，待遇保障還是不錯。而一些有公司背景的主播，“五險一金”也比較常見，“我之前就簽署了公司，有‘五險一金’，後來才自己出來幹的。”曉甯說，簽署了公司的主播，福利保障大多數都比較正規。

然而，在外賣、同城配送和網約車領域，情況就不盡一緻了，主要是購買商業保險。“我們主要是有一個意外險，以及‘三者險’。”通州萬達廣場附近的同城配送騎手賀光說，每天登錄系統開始第一單時，平台會扣除3元錢作為保險費用，“每個月90元，萬一有事故什麼的可以申請賠償。”而外賣專送騎手周正則說，平台每天會扣除6元錢作為自身意外保險費用，“每個月扣180元。”

惠新西街等燈的快遞員。

“聽說挺費勁。”騎手老馮說，自己雖然沒有發生過事故，但有站點同事此前去申請保險時，頗費了一番周折。“沒有工傷險。從我自己來說，甯願控制好每天的時間。工作太長，确實容易有安全事故。”

聲音

制度可期但不易，需提單價增保障

“需要更具創新性地探索适應于新業态從業者的權益保護方式。對于快遞、外賣、網約車、主播等從業者，要針對各自業态特點逐步建立合理的工時制度和休息休假制度。”劉曉倩認為，這不僅有利于避免過勞、減少安全隐患，也有利于促進工作和生活平衡，提升從業者内在幸福感。

劉曉倩說，新就業形态領域工時規則的建立和發展，将是逐步而長期的過程，需要突破點。這期間可以進一步發揮三方協商機制的作用，目前政府方一直緻力于補齊新業态從業者勞動權益保護的短闆，工會在吸納新業态從業者入會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績，雇主方的策略也在不斷調整和變化中。在具備相應契機時，經由三方協商建立工時規則将可以期待。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法室副主任、副研究員王天玉認為，建立新就業形态從業者工時制度，或者所謂“數字工時賬戶”，目前看不太現實。“除非建立一個涵蓋全社會所有勞動領域的大平台或者總工時賬戶，實時傳輸所有勞動形态的工作時間數據。”

王天玉認為，新就業形态的過度勞動、行業裡的利益分配，需進一步規範。解決新業态的種種問題不能用“老思維”。如果要建立新就業形态工時制度，勞動者的工作場所首先就不好界定和控制。更重要的是，這些領域勞動者工作時間過長，是因為他們有收入預期，而當下收入增長機制不夠合理。

“與其建立新就業形态工時制度，不如改善從業者的單價、收入，完善職業保障。”王天玉說，可考慮以“任務計量性”的思維來治理，即盯住從業者的任務單價和任務強度。保險可由當前的商業保險為主，逐漸設計出一個“行為險”。無論是兼職還是其他用工形式，隻要有送餐送外賣的行為即可。建立“行為風險保障”制度，從“從業人員—平台”的保障模式轉向“從業人員—行業”的行業化實施機制，形成完全社會化的社會保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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