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大書家“蘇黃米蔡”中的蔡，原指蔡京，雖然蔡京的書法造詣很深，但由于他奸佞專權，宋徽宗時四度掌權，排斥異己，遍布黨戚。金兵入侵，率家南逃，後被逐放嶺南，死于途中。所以後人把他抹掉，而以同是福建仙遊的蔡襄代之。蔡襄在朝常進诤言，為端明殿學士，泉州任職修築跨海大橋，頗為州民稱贊。政治上人格低賤尚且如此，如果為人處世，卑鄙龌龊以至欺世盜名，那就更不為人所齒了“蘇黃米蔡”之“蔡”是誰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蘇轼（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

從書法風格上看，蘇武豐腴跌宕，天真爛漫；黃庭堅縱橫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邁豪放，沉着痛快。他們都善學古人又富于創新精神，書風自成一格，時人推崇備至，列于四家，向無異議。唯獨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誰，卻曆來就有争議。一般認為所謂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書法取法晉唐，講究古意與法度。其正楷端莊沉着，行書淳淡婉美，草書參用飛白法，謂之“散草”，自成一體，非常精妙。宏仁宗尤愛其書，曾“制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又“令書溫成後父碑”（《宋史·蔡襄傳》）。蔡襄的書法藝術也為當時文人所重視，黃庭堅曾說：“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傑。”（《山谷文集》）歐陽修說：“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文忠公集》）蘇武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谟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态無窮，遂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書法已可“主盟”，那麼，列于四家應是當之無愧的。然而，明清以來，又有另一種說法一認為從四家的排列次序及書風的時代特色來說，“蔡”原本是指蔡京，隻是後人厭惡其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書畫鑒賞家張醜在《清河書畫舫》中說：“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者，渭京也。後人惡其為人，乃廳去之而進君漠書耳。君谟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後，其為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孫鍍也說；“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則前後輩倒置……”（《書畫跋跋》）安世鳳《墨林快事》進而替蔡京書名被掩抱不平，說；蔡卞勝于蔡京，蔡京又勝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駿《訂訛類編續編》也将“蘇黃米蔡非蔡襄”，作為“人訛”的一個事例。可見，明清時“蔡京說”曾有很大影響。 平心而論，“蔡京說”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書法藝術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點，與保待着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書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體現宋代“尚意”的書法美學情趣。因而在當時已享有盛譽，朝野上庶學其書者甚多。

元陶家儀《書史會要》曾引當時評論者的話說；“其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正書如冠劍大人，議于廟堂之上；行書如貴胄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絕占今，鮮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當時在書法藝術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書法在北宋前期被推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書法新風貌形成後，人們對蔡襄書法漸有微詞。蘇東坡在《東坡題跋》中，就多次提到“近歲論君漠書者，頗有異論’”，“仆以君漠為當世第一，而論者或不然”。雖然蘇轼始終堅持蔡襄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後期，人們對蔡襄的評價已不那麼一緻了。其三，從排列次序看，蘇、黃、米三家的排列有明顯的年輩次序，蔡襄是仁宗時人，年輩最高，列于哲宗、徽宗時的米芾之後，确有些疑問。 對此，堅持“蔡襄說”者提出反駁，認為“宋四家”之說，雖然迄今未見于宋人文獻，但南宋遺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過“四家”之說。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硯銘》墨迹中稱蔡襄書法“筆力疏縱，自為一體，當時位置為四家。竊嘗評之，東坡渾灏流轉神色最壯，涪翁瘦硬通神，襄陽縱橫變化，然皆須從放筆為佳。若君漠作，以視拘牽繩尺者，雖亦自縱，而以視三家，則中正不倚矣”。可見王存不僅指出當時有四家之說，而且四家明确無誤是蘇、黃、米、蔡。此外，在書法史上，蔡襄的書法成就以全面著稱，楷、行、草書皆獨樹一幟，且又有屏棄帖學，振興書風的貢獻，因此，從總體上看，其成就顯然是超過蔡京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張伯駒曾在《宋四家書》一文中指出，“按次序應是蔡、蘇、米、黃，普追讀為蘇、黃、米、蔡，以陰陽平上去順日，遂成習慣”。說明這一排列僅為讀音上的順口而形成，與四大家的年輩高下并無關系。 看來，“蔡京說”并非無稽之談，而“蔡襄說”也有理有據。由于蔡京身為“六賊”之一，人們從感情上實難接受他，于是人們多傾向于蔡襄說。不過，這一問題的最後定論，似乎應有待于宋代文獻的确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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