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濁醪妙理

曆史有時候就是這麼簡單，隻要提到一個曆史人物，熟悉曆史的朋友，就能從其稱謂與名氣上判斷出指的是何人。

但是提到宰相王圭，熟悉唐史的朋友，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初唐四大名相之一的王圭；然而熟悉宋史的朋友想到的則大抵是有着“三旨相公”之稱的王珪；既熟悉唐史又熟悉宋史的，可能就要犯嘀咕了，這說的可到底是誰？

當然，也許有的朋友會說，王圭和王珪明顯是兩個人嘛。但是，在考慮異體字的前提下，兩者是可以互通的，“圭”又作“珪”，是一種古玉器及禮器。因此，提到王圭，還真就不好判斷說的是哪位。

初唐名相王圭，字叔玠，隋朝山西祁縣人，也算得上是太原人，而唐高祖李淵起兵就是在太原。當然，凡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若是想不受苦就成功，是肯定不行的。王叔玠的叔父因為在隋朝時候參與漢王楊諒謀反，而被誅殺。王叔玠也受到牽連，被迫逃入終南山隐居。直到隋朝滅亡，李淵于大興城稱制，王叔玠才被重新舉薦啟用。與貞觀名臣魏征一樣，王圭也是入了太子李建成的幕府。甚至沒等經曆驚心動魄的玄武門之變，就先一步于事變兩年前因“募健兒，欲以為變”的罪行，流放崔州。

玄武門事變發生後，太宗李世民摒棄前嫌，任用王圭、魏征等原太子舊臣以佐國事。

貞觀四年，王圭任侍中，即門下省的最高行政長官。作為三省大佬之一，王圭也是當時朝中有數的幾位宰相之一。後世将他與房玄齡、魏征、杜如晦并稱唐初四大名相。

王圭與魏征一樣，也被稱為唐朝有名的诤臣。我們姑且不論，他們成為诤臣有幾分是為了自保，但其激濁揚清、嫉惡好善是确有其事。在史書上的記載即是“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八個字。

貞觀六年，太宗于丹霞殿設宴，讓王圭評品諸臣。這次的國宴，為後世留下來了一次永載史冊的廷對。

太宗問王圭，你“标鑒通晤”，房玄齡等人和你相比，誰更賢能呢？

王圭回答道：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兼資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谏诤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征。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于數子有一日之長。

太宗十分稱贊。這次的廷對，對太宗朝文武将相的過往予以褒譽肯定，對其之後在朝中扮演的角色予以定位。其曆史功績可與西漢開國時，高祖劉邦對漢初三傑的定位相比肩。

同時，王叔玠作為孔門儒學的傳人，一生謹守孝悌忠恕之道。對經傳皆有着自己的獨特闡述解讀。

貞觀十一年，即被受命正定《五禮》，并于同年成為魏王李泰的老師。

還是在這一年，王圭的小兒子王敬直迎娶了太宗的三女南平公主。

按照當時的規矩，公主出嫁和王公百臣之家嫁女兒是不一樣的。公主出嫁叫“下嫁”，男子與公主結婚叫“尚主”或者“尚公主”，公主因為身份尊貴，所以說是娶公主，實際還是屬于上門女婿，而公主對驸馬的泰山泰水也缺乏（或者說是不需要）應有的禮儀，下嫁之後，常常需要公公婆婆對公主行君臣之禮。

王圭對于自己的兒子“尚公主”，嚴格遵照古禮，要求南平公主按照禮制來拜見公婆。太宗聽說這件事之後，下令規定以後的公主出嫁，都要遵守禮節。唐代公主拜見公婆，自此開始。

當然，這也隻是因為史料記載這件事，所以我們今人認為唐朝公主自太宗朝開始，就遵守禮節。可是，實際上唐高宗、唐德宗、唐宣宗等等唐代帝王都下過這樣要求公主守禮的诏令，一件事需要這樣三令五申，就可見這件事做的一直不好。

貞觀十三年，王圭病卒，年六十九，追贈吏部尚書，谥曰“懿”。

北宋宰相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在小時候随家遷徙到舒縣，後來王珪和其後人也都葬于此地，此地也就是今安徽廬江。

王珪和他的父親、祖父、曾祖父都是進士及第，這樣的書香門第在文風鼎盛的宋朝也是不多見的。王珪23歲即進士及第，步入政壇。一步步升遷之下，于50歲的時候做到了政事堂參知政事，成為當時全國最高決策層中的一員。

王珪升任參知政事的那段時期，正是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變法”剛剛展開的時期。當時神宗皇帝剛即位不足三年；舊黨的赤幟韓琦、司馬光、歐陽修等反對變法十分激烈。

王安石和其領導的新黨還處于草創時期，變法的幹将章惇、曾布、呂惠卿等人資曆、人望全都不足，無人能擔當重任。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位不新不舊、而唯皇帝之命是從的重臣，王珪自然而然地就進到了神宗皇帝的眼中，升任宰執也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随着神宗皇帝年歲和閱曆的增長，他對朝政的控制欲望越來越強烈，在朝中已經逐漸容不下“拗相公”王安石，而更希望作為宰執的都是一些唯命是從的臣子。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兩次被罷相，最終退居江甯，病逝于鐘山。于此同時，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

想來王珪的人生信條，大概就是“隻要不做事，就永遠不會犯錯”之類的吧。他除了“取聖旨、領聖旨、得聖旨”之外，一事不做。居相位十六年，僅得了一個“三旨相公”的“雅号”。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他不作為，就否認他的一切。王珪的詩詞在文學史上也有着濃墨重彩的一筆，他的詩因為喜用金玉珠寶等物名，寫出的作品雕龍畫鳳、精美絕倫，而被時人稱作“至寶丹”。

值得一提的是，王珪的孫女是南宋第一奸臣秦桧的夫人王氏，而他的外孫女卻是兩宋之際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

王珪的重名也可以算是偶然中的必然，畢竟“王”這個姓，是在我國亘古而又悠久的王朝更疊史中，逐漸形成并壯大的一個姓氏。改朝換代之後，前朝的王公貴族們不得不更名改姓以逃避兵災禍亂，可是經年累月的上層社會的熏陶，身為王族的優越感，使得這些龍子龍孫不甘于與販夫走卒為伍，然而卻又沒有能力與魄力去複仇，甚至有些養尊處優慣了的，連謀生都有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通過改姓“王”來彰顯身世。

但不管如何，起碼在北宋剛建國的那個時期，“王”這個姓氏就已經是社會上一個大姓望族了。我們熟知的《百家姓》，第一句就是“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其中“趙”是當時天子的姓氏，故而列在首位；“錢”是《百家姓》的成書出現與率先流傳的吳越地區，藩國國主吳越王錢家一族；吳越國國王錢俶正妃孫氏的姓位列第三；與吳越相鄰的南唐國主李氏則就排在了第四位。去掉這幾個在那個時期，政治意義大于實際情況的姓氏，“王”這個姓氏在當時的比重就可見一斑了。

而“圭”是一種祭祀用的禮器，在古代尊孔的大時代背景下，“禮”“樂”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兩個宰執王珪又都是出身在書香門第，族中的長者為其取“圭”這個名字，也貌似無可厚非。

同樣的，北宋時期，文風鼎盛，王禹玉的父親為其取了一個和前朝名相相同的名字，應該也蘊含着希望兒子出人頭地、位極人臣的心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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