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上有幾個終極論題，其中就包括“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

我國古人同樣不乏對類似論題的探讨，”莊周夢蝶“正是對”我是誰“發出的思考，屈原也在《天問》裡發出“遂古之初，誰傳道之”的深刻提問，然而如此深邃的論題一時間終是難有定論的，否則它也配不上“終極”一說。

孔孟思想崛起後，“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當義與利被泾渭分明地賦予了“君子與小人”的類比，後世清高士人們紛紛以這樣的名利觀為行為準則。可是在名與利之間，卻出現了難以調和的雙面性：說士人們不圖名，他們對門楣世系上的“我從哪裡來”卻甚為在乎；說他們不重利，由于利附之于名，有了好名聲後，“利”也就不請自來。

這就給人們帶來了困惑：如果名和利都不重要，那麼“我是誰”還重要嗎？

于是在儒家體系下，“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就有了出身和世系的雙重含義；然而顯赫的世系又未必與人們的出身直接相關，比如我們的劉玄德劉皇叔，他雖出身西漢皇族，現實中卻是草鞋販子出身。若非借了祖上之名，即便劉玄德再胸懷大志、又有多少人願去搭理他呢？

劉備的叔父劉元起堅信：此非常人也

劉皇叔自然是“時勢造英雄”的受益者，他那草鞋販子出身不打緊、重要的是，他能名正言順地打出光複漢室的旗号。從這角度說，他是誰并不重要，背後的皇室世系背景才是最讓人在乎的幌子。

現實中并非所有懷才不遇者都能有劉皇叔那樣的運氣，名不成利不就的他們雖恪守住了自己清高的名利觀，但他們也會感歎命運對自己的不公，于是有了元末明初詩人楊基在《感懷》一詩中的那句“英雄各有見，何必問出處”，這就是“英雄莫問出處”的最初來源。

很顯然地，楊基所說的“出處”是出身問題。劉玄德出身再不好、他好歹沾了“從哪裡來”的好處；更多象楊基這樣的人身前身後卻是再普通不過，他們是誰沒人在乎、他們也拿不出稍值得炫耀的祖上榮光來告訴世人“自己從哪裡來”！這樣的懷才不遇誰不郁悶、誰不困惑？雖有“英雄莫問出處”的呐喊，但現實就是如此殘酷！連莊子屈原、孔孟諸聖都沒能搞明白的事情，儒家士子們也惟有頹然長歎了。

楊基為“吳中四傑”之一，其實也非籍籍無名

古人家庭的貧寒與否、聲望好壞，多少都跟他們“從哪裡來”有關，楊基的這“出處”又被後人引申到了宗族世系上面，但無論名利是因祖上而來還是因自己的努力而來，它的雙面性始終都無法回避：名不成，人們就不會知道你是誰；利不就，你就無以光耀門楣、給後世帶去“從哪裡來”的榮光。

儒家思想對這樣的雙面性問題其實一直在搗漿糊，因為它的世系思想建立在“千秋萬代”的前提之下；帝王家尚做不到基業永固，何況臣民百姓呢？所以，一個人的祖上或許是貴族或帝王，其實際出身卻可能是尋常布衣。

在儒家的名利觀下，這些人一方面“不得不”恪守儒家清律、另一方面又無法避免地去在意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因為“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孟子》)同樣是儒家思想體系的一部分，誰不希望自己能在宗族世系中吐氣揚眉？如此的話，他日身後即便有劉玄德這樣的懷才不遇者，他至少還能擁有“我從哪裡來”的資本。

孔子：我覺得是楊基沒讀懂我的意思呢

據此，我覺得楊基其實是在向孔子吐槽：既要淡泊名利“與君子為伍”、又要強調出身世系的“根正苗紅”，那麼，真正的英雄們還能出自何處？

出身市井的韓信無疑是古人心目中的大英雄，楊基應是清楚他“從哪裡來”的。《史記》裡對韓信的世系記錄不詳、出身記錄也不多，僅說他“貧，好帶刀劍”。須知道的是，漢初之前唯有貴族才能随身攜帶刀劍、且不說其價值如何，平民之家鑄劍及佩劍本就是犯法的。

韓信對手上這把顯然是來自祖上的劍極為看重，他整日抱着它、甯可蹭吃蹭喝也不舍得賣掉換點财物、為的就是時刻警醒自己“來自哪裡”。

飯都吃不飽、書劍不離身的韓信

清朝滅亡後，有些窮得叮當響的滿清貴族在接受他人的“理發、端茶”等服務時也不忘打賞幾個錢，對他們來說，“貴族範”是萬不可丢的，韓信顯然也認這理。不知他哪來的自信，韓信還對施舍他飯吃的大娘承諾說“将來一定厚報”，仿佛有了這貴族血統、他日的自己就必能成就大事似的。我們萬不可小觑韓信如此“高貴地執拗着”，一旦他随波逐流埋沒市井，後面的曆史就不會是如今這樣了！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已熟知，市井布衣出身的韓信果然成了當世英豪，當日他抱劍徜徉市井的形象就仿佛在告訴世人：”我是誰并不重要，關鍵是我清楚自己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可以看出，韓信内心裡非常看重來自祖上的榮光，可惜曆史記載就這麼點，他的詳細世系信息還真成了謎，如今的我們隻知他是“淮陰人”而已。

我們對楊基如何看待韓信這“市井出身”不得而知，不過韓信這樣的奇人史上罕有、尋常人再有志氣也難以視之為榜樣，所以楊基是不會傻到拿韓信去作“英雄莫問出處”的文章的，因為人家分明就是大有出處呀！

“韓信與漂母”的故事

楊基在《感懷》一詩中所描述的心中英雄就是鄧禹和諸葛亮，這二人确實出身平平、尋常讀書人家罷。不過楊基或許忽略了，鄧禹遇到了劉秀、諸葛亮遇到了劉備，這就是“時勢造英雄”，或“他們來自時勢”；沒有劉秀和劉備這樣的人物去掀動時勢，也許鄧禹和諸葛亮也會碌碌一生、發出跟楊基同樣的感慨。

光武帝劉秀評價鄧禹“深執忠孝”、姚思廉也評價說“昔鄧禹基于文學”，可見鄧禹亦是儒家仕子。更始帝劉玄在“王莽之亂”中即位時，鄧禹已是名氣不俗，衆豪傑都推薦他報效劉玄光宗耀祖，鄧禹顯然有他自己的名利觀、對劉玄這樣的“人為名而尊己者(王夫之語)”自然瞧不上，這才有了他北渡黃河追随劉秀一舉。

鄧禹劇照

無論是為名或為利，鄧禹的名利初衷非為了“尊己”，否則他報效的就會是劉玄、而他自己也會因逐利成了小人、跟“英雄”再也沾不上邊。

諸葛亮的故事就更為人知了，他本來全無追名逐利之意，若非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倒是更願呆在隆中過他閑雲野鶴的日子；實際上，諸葛亮留給後世的名與利均是為報答劉備知遇之恩的一系列曆史結果，跟他的個人名利觀倒無多大關系。楊基當然會羨慕諸葛亮那樣的運氣，但運氣基于時勢，這可不是諸葛亮自己能主宰的。

如果英雄的出處多是時勢使然，這其實也非鄧禹和諸葛亮等人所願意看到的；畢竟天下大亂生靈塗炭，成了英雄、名利俱得又豈符合他們的名利價值觀？所以我覺得，楊基更應該感懷的是運氣、而不是自己的出身與時勢，因為元末明初時同樣“時勢造英雄”，為何不是你楊基、而是“朱元璋劉基”等人呢？

“諸葛村夫”正源子諸葛亮躬耕隆中的初衷

在楊基看來，出身不好、時勢也不妙，所以才“何必問出處”。此說的意義本是一種個人感懷而已，卻無意中将儒家名利觀的雙面性反映得淋漓盡緻；作為儒家仕人，沒有顯赫世系就難以追名、出身貧寒自然無以逐利，為何儒家一邊在宣揚“正統世系”的美名、另一邊卻又讓出身貧寒者淡泊名利、保持自我清高呢？

楊基想不明白的正是儒家“搗漿糊”的高超藝術，估計漢武帝在接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時就這麼想：“讓你想不明白就對了！”

在統治者看來，儒學思想的精髓就在于能夠平衡體制内外的名與利，世上的好處就這麼多，“内外有别”的雙面性也是一種統治需要呀！所以一樣是讀聖賢書，一個王朝内的世襲者往往能在世系延綿的同時獲得良好聲望，而其他的懷才不遇者就唯有拿“與君子為伍”自我安慰了；一旦這當中的人能象鄧禹、諸葛亮般晉身朝堂後，他們身後的世系一事就再也含糊不得，這些個“英雄出處”可是會在史書上大記一筆的！

董仲舒正是實用主義和儒家名利觀的有力倡導者

曆史上的徽商無疑算得上“商業上的英雄”，但他們在營商逐利的同時也能恪守儒家的名利觀，所以被稱為“儒商”。徽商們絲毫不掩飾自己“從哪裡來”，因為徽州這“朱子故裡”一直就是他們引以為榮的出處；身為徽州人，家族中沒點儒家的家學淵源是不好意思自報世系的。

雖是營商行為，不過徽商們卻能在“待人以誠、接物以信、以義為利“等方面恪守儒家之道，名利均沾後卻依舊留下良好口碑。究其根底，徽州人深知”逐利“本為儒家所惡，于是他們幹脆不去拘泥名利小節、而是在”德“字上大做文章，這反而跳開了儒家名利觀帶來的雙面局限：名可追、利可逐，但一切都要在”德“字框架下辦得亮堂堂的！

要知道，“朱子”(朱熹)對儒家的最大補充就是個”德‘字，在道德淪喪的宋代末期，他的理氣論使孔孟儒學“萬物歸于其理”，所以徽商們在“朱子故裡”的陶冶下、有德有理地獲取自己的名利就并無不妥。

“朱子故裡”處儒家氣息濃厚的徽商宅院

從這角度說，當你成功後“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當你的英名傳遍大江南北之時，這時候再看“英雄莫問出處”是否覺得有點突兀？人一生榮光也好、黯淡也罷，最後終要歸于身後的世系傳承當中，這也是一個正常社會的沿革傳承之道，實在是無可厚非。

即便你一生默默無聞、沒人知道你是誰，能清楚自己“從哪裡來”也堪稱對社會的盡責，國家與社會依賴的其實正是這些無以勝數的基石、默默無聞的英雄。儒家時代已成過去，假如楊基活在人人都可以是英雄的當代，想必他也不會寫出《感懷》一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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