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莎士比亞的簡介?作者：何建委傅光明不僅是現代文學研究界卓有成就的學者，而且在21世紀的中國莎學領域獨樹一幟——這既與他獨立翻譯紛繁複雜的莎士比亞戲劇有關，又與他相繼完成《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亞的戲劇世界》、《戲夢一莎翁：莎士比亞的喜劇世界》與《莎劇的黑曆史——莎士比亞戲劇的“原型故事”之旅》等研究專著密不可分後者通過追根溯源，在考查《羅密歐與茱莉亞》《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夢》《皆大歡喜》《第十二夜》《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與《麥克白》等九部莎劇經典的“原型故事”的基礎上，通過妙趣橫生、深入淺出的文本對比，既揭示了莎士比亞戲劇鮮為人知的曆史淵源，又向讀者展示了莎士比亞如何“‘借’化不朽”、何以魅力非凡，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有關莎士比亞的簡介?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有關莎士比亞的簡介

作者：何建委

傅光明不僅是現代文學研究界卓有成就的學者，而且在21世紀的中國莎學領域獨樹一幟——這既與他獨立翻譯紛繁複雜的莎士比亞戲劇有關，又與他相繼完成《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亞的戲劇世界》、《戲夢一莎翁：莎士比亞的喜劇世界》與《莎劇的黑曆史——莎士比亞戲劇的“原型故事”之旅》等研究專著密不可分。後者通過追根溯源，在考查《羅密歐與茱莉亞》《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夢》《皆大歡喜》《第十二夜》《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與《麥克白》等九部莎劇經典的“原型故事”的基礎上，通過妙趣橫生、深入淺出的文本對比，既揭示了莎士比亞戲劇鮮為人知的曆史淵源，又向讀者展示了莎士比亞如何“‘借’化不朽”、何以魅力非凡。

《莎劇的黑曆史——莎士比亞戲劇的“原型故事”之旅》傅光明 著 東方出版中心

誠如當代知名學者宋炳輝所言，傅光明的所譯所釋，“給我們帶來了趣味、慰藉和驚喜”，“既回應當代讀者的期待，也是譯者和闡釋者精神的灌注，更是經典的延續和拓展”。的确，《莎劇的黑曆史——莎士比亞戲劇的“原型故事”之旅》不僅妙趣橫生、娓娓道來“暗黑莎劇”與别樣的莎劇，而且聚焦關鍵問題，延續與拓展了莎劇研究空間。在筆者看來，《莎劇的黑曆史——莎士比亞戲劇的“原型故事”之旅》對“經典的延續和拓展”至少體現在但不限于以下兩點：一是完整、深入地回應了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的批評，予托爾斯泰的“激憤”以釜底抽薪式解讀；二是立體、豐富地解讀了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體現出悲憫情懷。

托爾斯泰批評的百年回響

19世紀以來，無論在英國文學，還是在世界文學的萬神殿中，莎士比亞均是難以逾越的存在，他超越了時代、種族與國家。然而，莎士比亞在20世紀初期也曾遭受過冷遇，也曾被猛烈否定。比如傅光明在《兩個“狂飙”中的莎士比亞》一文中說道：“可以說，是莎士比亞戲劇激活了德國人的‘狂飙突進’運動。”但是“很可惜，‘五四’‘狂飙’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适不這樣看。”胡适對莎士比亞不以為然，認為其難以與易蔔生等人相提并論，且對《哈姆雷特》評價很低。“五四”的另一代表人物——魯迅，雖然承認莎士比亞的地位，但對其并不怎麼感興趣。雖然從1842年開始，莎士比亞的名字便進入了林則徐、郭嵩焘、曾紀澤、嚴複等人的視野當中，加之聖約翰大學等教會學校非常重視莎士比亞戲劇的改編演出與翻譯教學，但直到1921年才有莎劇的完整譯本《哈姆雷特》。不難看出，作為西方文學的核心，莎士比亞戲劇譯介的姗姗來遲與莎士比亞不被“五四”人物看重，與“五四”運動期間大量西方文學被譯介到中國是不匹配的。在此意義上，傅光明關注兩個“狂飙”運動中的莎士比亞的不同際遇，很大程度上深意含焉。

如果胡适隻是認為莎士比亞“無用”于“五四”時期之中國，那麼托爾斯泰則是否定了莎士比亞。為了否定莎士比亞，晚年的托爾斯泰在20世紀初期撰寫了四萬多字（中譯本）的《論莎士比亞及其戲劇》。托爾斯泰“認為莎士比亞非但不能看作偉大的天才作家，甚至也不能看作最平庸的編寫者”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就是“選定了莎士比亞最受推崇的悲劇之一《李爾王》”作為批判的靶子。 “五四”運動期間，也就是1920年，胡愈之曾在《東方》雜志撰文介紹過托爾斯泰的這篇文章。胡愈之是贊同托爾斯泰的觀點的。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深受托爾斯泰影響，其思想和文風被稱為“托尼（托爾斯泰與尼采——編者注）學說，魏晉文章”即是明證。“五四”運動期間的莎士比亞在中國的際遇，與托爾斯泰有無關系，值得挖掘與考證。但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對托爾斯泰的《論莎士比亞及其戲劇》，國内莎學領域缺乏足夠的重視或回應，國内學者均有意或無意地缺少“五四”運動期間的莎士比亞研究。

然而，與國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一直很重視托爾斯泰的這篇文章。早在1947年，著名作家奧威爾就撰寫了長文《李爾、托爾斯泰和弄臣》，以諷刺與反駁托爾斯泰。在他看來，托爾斯泰批評莎士比亞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或許在托翁心底一直住着一個誰也看不見的李爾，因為托翁本人就像李爾；第二，或許托翁一開始閱讀莎翁，就把一種醋意的嫉妒，甚至嫉恨深藏在了自己的潛意識裡”。重要的是，通過細讀《李爾王》文本，通過分析經曆了兩種情緒的李爾王，通過考察托翁的術語與論據，奧威爾認定“托翁的莎翁觀是建立在武斷的基礎之上的”。

對于奧威爾所歸納的原因，西方批評家布魯姆是認同的。但與奧威爾不同的是，布魯姆捕捉到“托爾斯泰的呐喊具有真正道德狂熱的深刻，以及他自己審美尊榮的所有權威”，以及“托爾斯泰對《李爾王》這出非道德非宗教的悲劇從心底感到厭惡”是有一定道理的。這是因為托爾斯泰很準确地看出作為戲劇家的莎士比亞既非基督徒也不是道德家”。對此，布魯姆辨析道，盡管“托爾斯泰晚年比莎士比亞或任何其他人都誠摯”，但托爾斯泰批評“莎士比亞的問題就在于對真實不感興趣”不僅未必全面，而且難以束縛莎士比亞。這在于“誠摯不是通往真實的必然之路，想象性文學處于真理與意義之間”。此外，布魯姆認為，“托爾斯泰雖然有反對莎士比亞的激憤論點，但他自己的藝術卻借鑒了莎士比亞對人物的感覺，這表現在他的兩部傑出小說，以及晚期著名的短篇小說《哈吉穆拉特》中”。可知，相比奧威爾，布魯姆敏銳地察覺了托爾斯泰的“道德”與“真實”标準，盡管這些标準不能簡單衡量莎士比亞。同時，布魯姆還注意到了托爾斯泰在藝術方面對莎士比亞的繼承與發展。

與奧威爾通過文本細讀縱橫捭阖指點文字反駁托爾斯泰不同，以及布魯姆熟練地運用“影響的焦慮”理論批評“有缺陷的奇才托爾斯泰”不同，傅光明的《莎劇的黑曆史——莎士比亞戲劇的“原型故事”之旅》則獨辟蹊徑，以文獻發生學為核心，抓住托爾斯泰指責莎士比亞“抄襲”前人著作、莎劇質量不如前人原作等要點，通過考察故事流變、文本對讀、逐一對比細節的方式，詳細深入地回應了托爾斯泰的批評。比如針對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李爾王》的批評，傅光明通過詳細對比舊劇《李爾王及其三個女兒的真實編年史》與莎士比亞《李爾王》兩個文本在新舊“李爾王”詢問子女孝順的“動機”、考狄利娅迎娶、“多餘角色”、暴風雨場景與結尾的差異，通過讓文本自身“言說”以“顯現”了托爾斯泰批評的荒謬，一步步深入地使托爾斯泰的批評不攻自破與轟然倒塌。在此意義上，傅光明的考證分析，可謂融文獻考證與文本細讀為一體，既“鮮活熱鬧”，又鞭辟入裡，與奧威爾、布魯姆的批評形成了完整的反駁鍊，分别從文本細讀、理論闡釋、文獻學等方面完美地回應了托爾斯泰的批評。可以說，由于傅光明的論述，是基于文本流變的文獻學考察，他對托爾斯泰的無理指責，可謂釜底抽薪。

與此同時，傅光明主要通過“原型故事”與莎士比亞戲劇的對比，用文本用事實言說了莎翁對“原型故事”的借鑒，展示了莎士比亞戲劇不同與“原型故事”的“原創”與創造性轉換，突出了莎士比亞戲劇“震撼人心的地方”、令“無數莎迷為之陶醉癡迷”之處、“‘借’化不朽”卓然傲立于世界文學經典中心之處。不難看出，“原型故事”通過莎士比亞的借鑒、轉換與創新而重生而延續，回應了世世代代讀者的期待，得以灌注莎士比亞與無數莎迷的精神生命。在此意義上，傅光明對“原型故事”的挖掘，既是對莎士比亞戲劇源流的考察，又是對莎士比亞戲劇不同時空面相的拓展，使這些“原型故事”借莎士比亞戲劇從“幕後”走向觀衆，使莎士比亞的原創性、獨特性、豐富性、多元性得以“澄明”。

延續與拓展了莎劇經典人物

在布魯姆看來，莎士比亞長期占據西方文學經典的中心，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他筆下的人物是“寓意無盡的”。莎士比亞戲劇不僅展現了豐富多樣的人物，而且人物性格是“豐滿的、複雜的”與“活生生的”。夏洛克即是一例。自從《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在1903年被介紹到中國以來，《威尼斯商人》包括夏洛克等一直是國人較為熟悉的人物形象。不過，有學者于1999年指出：長期以來“夏洛克成了‘吝啬鬼’的代名詞”。與此同時，國内長期用社會學的視角對待夏洛克。發表于1937年的《“威尼斯商人”我評》認為，就“種族歧視”而言，“夏洛克代表了被壓迫階級，安東尼代表了壓迫階級”，半個世紀後發表的《評夏洛克》更将其視為“一個人權的捍衛者”。自此之後，國内不少研究者在注意夏洛克“吝啬、貪婪”的同時，也将其視為“種族歧視”的受害者。

與他們立足于社會學批評不同，傅光明通過考察《威尼斯商人》的原型故事，細緻對比了《十日談》中的猶太富商麥啟士德、《格魯圖斯的歌謠》中猶太人、《演說家》中的猶太人、《馬爾他的猶太人》中的猶太商人巴拉巴斯與《威尼斯商人》中的猶太商人夏洛克的差異。在翔實的資料考證與認真的文本分析基礎上，他既肯定了“在挖掘人性的豐富和深度上，莎士比亞自然更勝一籌”，又指出“莎士比亞藝術化地為夏洛克同其他人物的對立，提供了真實、廣闊的曆史與時代背景”，更認為“夏洛克作為一個藝術形象，多元複雜而又精彩深刻”，“作為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首先認識到自己是一個人，其次才是猶太人”，其對安東尼奧的仇恨寄托着他的“猶太民族自尊”。更難得的是，他特意指出夏洛克在結尾的抗辯，“事實上，又何嘗不是此時已無助無靠的失敗者夏洛克殘存的最後一點兒可憐的尊嚴”。

按照傅光明的思考，在莎士比亞筆下，夏洛克的“複雜性”體現在他在“吝啬”的同時，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有着尊嚴的人，一直在維護民族和宗教尊嚴的人，且一直遵循商業規則，但受制于時代、種族局限，其“命運則更令人心生酸楚，從喜劇發出來的笑，也含着淚”。比如他勸告女兒嫁給不同信仰的人是不會幸福的，這在當時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這是因為即使地位高的嫁給摩爾人奧賽羅就從結婚起已注定了悲劇，何況政治地位低、法律地位低的猶太女性嫁給基督教白種男性？或許身處今天的我們，一方面先入為主地對“吝啬”的夏洛克沒有好感，進而否定他的其他方面，一方面又沒有設身處地地考慮夏洛克作為猶太人的艱難處境。由于“吝啬”“作為人物性格中的情志來說是普遍性的”，因此“能引起人們的共鳴”；由于夏洛克是一個個體，因此“具有獨特個性”。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許多人對夏洛克的認識過于簡單化或臉譜化了，忽視了他的多種面向，忽視了其中存在的微妙的種族歧視與司法不公。這種遺憾或許與我們的“預設”有關。在我們很多人的“預設”當中，安東尼奧等人是“正義”的一方，夏洛克是負面的一方。我們的這種“預設”忽視了作為“個人”的夏洛克，忽視了遭遇各種不公的夏洛克，自覺不自覺地與安東尼奧等人一樣戴了“有色眼鏡”，以緻形成簡單化的是非觀與善惡觀。在“預設”的主導下，我們既忽視了夏洛克的複雜性與無助無奈，又遮蔽了莎士比亞戲劇的豐滿與多元。不難看出，相比其他研究者，傅光明認識到夏洛克的多面性與複雜性，并不是出于階級、反抗等社會學批評的考慮，而是出于文學作品如何更好地表達人物性格、讀者如何更好地把握人物性格等方面的考慮，以及出于人類普遍存在的悲憫情懷。不可否認，對于文藝作品當中的經典人物形象，讀者往往記住的是他們的“主導的情志”，比如哈姆雷特的複仇，比如夏洛克的吝啬，比如賈寶玉的超凡脫俗，比如阿Q的“精神勝利法”，但他們之所以是經典人物形象，因為他們不僅僅有“主導的情志”，他們身上還有其它的特點，他們有着“多元複雜的深刻精彩”。隻有這樣，他們才是“活生生”的人，才具有本質上“真實”，才具有親和力和吸引力。在此意義上，傅光明對夏洛克的認識，是富有灼見的。《莎劇的黑曆史——莎士比亞戲劇的“原型故事”之旅》當中，這樣富有灼見的認識比比皆是。

如果說莎士比亞“擺脫階級制約，不受階級觀點局限”，表達了對民間疾苦的同情，展現了“人的感情”的覺醒，“反映了”他同時代的“另一類人物形象”，借此超越時空，成為“說不盡的莎士比亞”，那麼傅光明對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闡釋，在還原曆史還原現場的基礎上，既體現了知識者超越階級、種族的悲憫情懷，又用生動的文字形象地為讀者叙述了“說不盡的莎士比亞”、攝人心魂别具魅力的莎士比亞，可謂一部力作。（何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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