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諾獎後的新作?十年後，“講故事的人”回來了，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莫言獲諾獎後的新作?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莫言獲諾獎後的新作

十年後，“講故事的人”回來了

莫言獲諾獎後首部作品《晚熟的人》發布

7月31日晚，作家莫言蘊積十年的新作《晚熟的人》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發布。這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首部作品，由十二個故事組成，以作家“莫言”獲獎後返回故鄉高密的所見所聞為視角，描繪了一個有喜有悲、有荒誕有現實，從上個世紀到當下社會，從曆史深處步入現實百态，壁立千仞、氣象萬千的世界。

那個“莫言”，被這個莫言所打量

與過去《紅高粱家族》等作品寫曆史不同，這一次，莫言關注當下。讀者随着小說裡的這位“莫言”，獲獎後回到高密東北鄉，發現家鄉一夕之間成了旅遊勝地，《紅高粱》影視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窩”和“縣衙門”突然湧現，“還有我家那五間搖搖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點”。每天都有人來參觀，來自天南地北的遊客，甚至還有不遠萬裡前來的外國人。

在發布會現場，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談道：“盡管這本書創作了很多人物，但最觸動我的是那個叫‘莫言’的人。那個人也是一個作家，也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享受着聲名同時也為聲名所累。在寫作的時候，那個‘莫言’被這個莫言所打量。”此外，李敬澤敏銳地注意到，整本書的故事都是落地到“現在”，故事的主角，是一個一定程度上被曆史化經典化的作家，但當他作為一個活動于現在、活動于此時此刻的人的時候，面對這個龐雜世界，會産生和當下所有人一樣的迷惘和感歎。

“這部小說，我是一個寫作者、同時也是作品裡的一個人物，深度地介入到書裡。小說中的莫言，實際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孫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執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麼決定，我在觀察着、記錄着這個莫言與人物交往的過程。”莫言說。作家還鄉是一個很經典的視角，這樣的視角魯迅等中外作家都使用過，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學寫作時也用過，隻是這一次再次使用，視角本身發生了變化，一是随着作家年紀增長自身眼光有變化，二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盛名後再次遭遇商業時代、信息時代的故鄉，經曆更為複雜，莫言分析道。

書裡寫的依舊是“文學的故鄉”高密東北鄉，隻是随着時間的推移，那個用童年經驗和想象力織造的高密已一去不複返。對于家鄉的變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來的也攔不住。一切曆史都曾經是當下，所有的當下也都會變成曆史。”隻有意識到一切當下都會變成曆史、所有作為都會留下印記，才會明白人要負有責任。同時，隻有明白一切曆史同樣是當下，才會明白我們溫故知新，就可以從“當年的當下”裡汲取教訓、獲得智慧，莫言這樣理解。

老和尚隻說家常話

在這本沉澱了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改變了他一貫的講故事的方式，既延續了以往的創作風格，又明顯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靜直白，夢幻傳奇裡多了具象寫實。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漢王八蛋”，而是轉向了故鄉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們過于真實，仿佛就是從我們身邊走出來的人物。這樣一群人，組成了時代演進中的“常”與“變”。寫下他們的故事，好似不經意地在一張白紙上刻下一個又一個坐标。看完12個故事，所有的坐标被一條無形的線聯系起來，讀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講述的不是某一個人的故事，而是時代的潮起潮落。

作家畢飛宇曾用“兩個心髒、四個胃、八個腎”來形容莫言，以此表達他在閱讀莫言作品時感受到的能量。“以前像大色塊的油畫，這一次加入了線條。”畢飛宇這樣談自己的感受，“如《鬥士》這篇文章裡對主角武功和村裡一個外号叫黃耗子的青年打架的描寫，就是典型的白描。我喜歡武功這個人物，如文章結尾所說，‘似乎他是一個笑到最後的勝利者，一個睚眦必報的兇殘的弱者’。在咱們以往的文學作品裡，兇殘者和弱者并不并存。但這一次是例外，這或許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貢獻。”

“文學創作圈有句話，叫作真佛隻說家常話。修行了一輩子，一開始當和尚的時候經念得雲山霧罩，最後發現老和尚隻說家常話。因為老和尚終于修行到他覺得家常話就能把事說明白的境界了，”李敬澤評價道，“對一個作家來說，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追求，莫言現在到了隻說家常話的時候了。”

莫言認為，相較于過去的創作，《晚熟的人》少了血氣方剛劍拔弩張，更加沉靜平實，也更為幽默松弛。

文學的作用，恰恰在于它的“無用”

對作家而言，“早熟”是常态，為何莫言會為新作取名“晚熟”？

對此，莫言分析道，“晚熟”是一個很豐富的概念。從文藝創作角度看，一個作家或一個藝術家過早地成熟了、定型了、不變化了，他的創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終點。文學家、藝術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斷地變化，不斷超越自己。因此，“晚熟”是一種創作的态度，希望自己的藝術生命、自己的創造力，能夠保持得更長久一些。

“像前浪在沙灘上打了個滾兒，翻過來又變成了後浪。”李敬澤打趣道。

發布會現場，莫言、李敬澤、畢飛宇三位作家坐而論道，“文學的使命”是繞不開的話題。

文學跟科學不一樣。科學的進步和發展，可以直接帶來生産方式、生活方式的變革，例如屠呦呦發明青蒿素，能迅速治療瘧疾。但千百年來，文學的發展變化比科學小得多，它對人類社會看起來沒什麼作用。但文學的作用，恰恰在于它的“無用”，在于它非功利化的價值取向，莫言談道。

李敬澤認為，文學中包含着一些“無形”“無用”但卻至關重要的價值。“文以載道。在中國傳統中，文學更是負載着至關重要的使命。中國和其他國家之所以不一樣，就在于我們的文化和其他文化不一樣。在我們的文化中，文的傳統、文學的傳統幾乎是我們民族一個支撐性的精神構造。不管我們對文學的具體理解是什麼，我們通過文學所要解決的，是‘晚熟的人’中的那個‘人’的問題。對于一個在中國文化傳統下成長的人而言，一生要面對的是如何成為一個人、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不管怎麼變，載體無論是書籍還是屏幕，在中國都不會失去它的意義和作用。”

距莫言獲諾獎已經過去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說已過去十年。有人說莫言陷入“諾獎魔咒”——得了諾獎就很難再進行持續創作，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埃斯普馬克卻說：“我相信莫言得獎後依然會寫出偉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種力量，沒有人會阻止他。”

在瑞典文學院發表獲獎感言時，莫言曾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晚熟的人》付梓，那個“講故事的人”回來了。

(本報記者 韓寒)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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