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大學門口有兩條路，一條是公路，一條是人多的近路。許淵沖“不喜歡走大家都走的路，隻喜歡一個人走自己的路”。在日記裡，許淵沖寫道：“我過去喜歡一個人走我的路，現在也喜歡一個人走我的路，将來還要一個人走自己的路。”

翻譯家許淵沖最近一次公開談起“接班人”是2021年4月，他的百歲生日前夕。

6月17日上午8時許，翻譯家、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許淵沖，在京逝世，享年100歲。

許淵沖的一名學生向新京報表示，許老是 “安詳地去世”。

兒子在國外，2018年妻子照君去世後，許淵沖獨自一人生活在北大暢春園的小房子裡。學生說，許老家裡沒有很親近的親人了，日常生活都由保姆照顧。

1921年，許淵沖出生于江西南昌；17歲時，他考入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2010年，許淵沖獲得中國翻譯協會頒發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4年後，他獲得“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這是國際翻譯界的最高獎項之一，許淵沖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翻譯家。

94歲時，他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翻完14本後，他不翻了，“（莎士比亞的）每一本書不會都喜歡的，的确有些也不好。”許淵沖最新的翻譯作品是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伊人倩影》（《The Portrait of a Woman》），此後，他開始寫自傳《百年夢》。

如今，《百年夢》永遠不會有機會再寫完了。

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尋找接班人是他經常提起的話題。在他的百歲生日前夕，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去采訪，問他有什麼生日願望，他轉而問對方：“你在哪裡念的外文？”記者覺得詫異，反問他：“您想讓我當您的接班人啊？”許淵沖用自己招牌的大嗓門回應稱：“隻要有可能，你别小看，我也沒想到我會成今天的。”

記者說自己40歲了：“現在還能來得及當翻譯啊？”老人擺擺手，笑眯眯地繼續說道：“我60歲了才開始，你隻要現在開始，沒有來不及的……将來就看你們了，我認為可以的，我可以超過前人，後人可以超過我。”

百歲老人

許淵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百歲生日會。

4月18日，在北京大學博雅酒店的會客廳裡，許淵沖坐在沙發上睡着了。接連幾天的大風過後，許淵沖在卡其色的西服套裝内穿了一件同色系的薄款羽絨服，保暖又體面，這是老人家的講究。

許淵沖半個身子仰靠在沙發上，腦袋微微地向上仰着，眼睛緊閉，發出輕微的呼聲。不大的會客廳裡，三三兩兩站着前來參加生日宴會的賓客們，有北大的老師，也有從上海、洛陽等地趕來的學生們。賓客們進門後不自覺地壓低了講話的聲音，偶爾側頭看看打盹的老人，生怕吵醒了他。

實際上，100歲的許淵沖已經很難聽清别人講話了。和人聊天前，他總是一邊大聲地告訴對方：“我聽不到，你大點聲”，一邊伸手指指自己的耳朵。年輕時，許淵沖嗓門就大，加上脾氣火爆，得了個外号叫“許大炮”。

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黃友義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見許淵沖的場景：“許老師嗓音洪亮如鐘，說話語速極快，氣勢如虹、氣壯山河，他的氣場之大，我幾乎沒有插嘴的機會”。

在北大參加生日會的許淵沖。新京報記者 王偉哲 攝

現在聽力衰退，擔心别人聽不見，許淵沖講話的聲音更大了。

臨近下午3點，許淵沖醒了，他緩慢地擡起頭，看了看周圍的人。賓客們被請出門外，幾分鐘後，許淵沖坐上了輪椅，被學生推着走向宴會廳。

北京大學校長郝平為他送上了生日禮物：一副寫着“願持山作壽，常與鶴同侪”的書法作品和一束鮮花。

大部分時間，許淵沖都靜靜地坐在台下。當播完一段以韓甯翻譯的《将進酒》為主要内容做成的視頻後，許淵沖接過俞敏洪遞過來的話筒，給出了自己的評價：“翻得不錯”。

台上分享的是他的學生，台下坐着的，也是他的學生，許多已經退休了。許淵沖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簡稱信息工程大學）當過20年老師；1983年，許淵沖調往北大任教，直至1991年退休；1999年起，他又在清華大學開設了“中國古代詩歌翻譯與賞析”課程。

許淵沖的學生太多了。在北大舉行生日會的前兩天，他不同時期的學生們已經給他過了兩次生日了。學生們從上海、洛陽、鄭州等地趕來，把老師請到離家不遠的湘菜館裡吃飯。

學生王裕康還記得，吃飯時，許淵沖興緻起來，在飯桌上和同學們說起了翻譯。“大家都知道他主張翻譯要講‘意、形、音’三美，但吃飯的時候，他又提到三美要根據情況表達，不要拘泥于每篇文章一定要實現三美，要看具體的場合和作品。”

和人聊天，許淵沖的話題總是離不開翻譯，在北大生日會現場亦是如此。在20分鐘的發言裡，許淵沖的講話從對“道”的翻譯開始：“ ‘道可道，非常道’，他們（外國人）把‘道’翻譯成‘DAO’，中國人也不懂。什麼叫‘道’？這很簡單，‘道’是道理。英文來說，可以翻譯成truth，所以‘道可道’（可以翻譯成）truth can be known，真理是可以被知道的。”

結束時，他又語重心長地說，“詩句裡面不知道多少翻譯錯誤。這種翻譯拿出去怎麼能讓外國了解中國？……在座的諸位，這就是你們的重要任務之一，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輝燦爛。”

“老小孩”

生日會結束，許淵沖回到他住了近40年的家——北大暢春園。不大的兩居室保持着上個世紀的裝修風格，水泥地面上放着各式木質的家具，頭頂是一個搖搖晃晃的吊扇。

和人聊天時，許淵沖總是坐在一個米色的單人皮質沙發上。或許是因為使用時間長，沙發的扶手處已經開裂了，露出星星點點的黑色。來客人時，沙發朝着門口；客人走了，許淵沖坐在沙發上用腳輕輕一轉，沙發轉向書桌，他便沉浸在翻譯的世界裡。

原木色的書桌上放着幾支簽字筆、日曆、字典、放大鏡、不同的雜志和書籍，正中間是一張許淵沖和夫人照君的合照。照片裡的倆人坐在一排書架前，穿着同款的白色外套，望着鏡頭微笑。

許淵沖的書桌上總是放着一個放大鏡。新京報記者 李桂 攝

書籍和照片，是這個家裡最多的東西。許淵沖的卧室裡靠牆放着兩排書架，上面放得滿滿當當的，都是他翻譯的作品。和譯作放在一起的，是許淵沖不同時期的照片，在西南聯大時期、到各地遊玩、和老友一起過生日等等。

唯一一張沒有許淵沖或家人出現的照片，是老友楊振甯。照片中的楊振甯和妻子翁帆坐在許淵沖房間的沙發上，翻閱他翻譯莎士比亞的手稿。

倆人的友誼始于上個世紀，1938年，17歲的許淵沖以第七名的成績考入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楊振甯則是兩萬人中的第二名。

許淵沖總愛跟楊振甯比一比。倆人一同上老師葉公超的英文課，第一次小考，許淵沖考了85分，楊振甯得了95分；期末考試倆小時，楊振甯一個小時就交了卷，成績也是全班第一。“無怪乎他小時候就說将來要得諾貝爾獎金了。這不是天才嗎？”多年後，許淵沖在回憶錄裡如此寫道。

從西南聯大畢業後，倆人有50多年沒有聯系，直到1997年，倆人才再次在北京見面。楊振甯送了許淵沖一本《楊振甯文選》，許淵沖回對方一本《追憶逝水年華》。獲得北極光翻譯獎後，許淵沖回西南聯大原校址演講，又再次提起：“楊振甯太不像話了，我外文系考79分，他物理系考80分，比我還多一分。”

對許淵沖而言，西南聯大時期的求學經曆幾乎影響了他一生。在這裡，老師吳宓改變了他的翻譯觀念，讓他從喜歡魯迅的直譯理論，轉向“還是意譯有道理”；也是在西南聯大求學期間，他為美國空軍擔任翻譯，創造性地将三民主義翻譯成“of the people , by the people , for the people”，首次收獲來自翻譯的聲名。

如今，大半個世紀過去，許淵沖還在堅持翻譯，隻不過翻譯的舞台從當初的戰場上，變成了小小的書桌。白天事情多，夜裡11點到次日淩晨三四點，成了老人獨屬于翻譯的時間。眼睛看不清了，他便舉着放大鏡看書，再一字一句地将譯文寫到紙上。

在這小小的一方天地裡，他翻完了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詩經》、《楚辭》、《論語》、《道德經》等的英文翻譯，也把福樓拜、司湯達、巴爾紮克、莫泊桑、雨果等作家的代表作翻成了中文。

94歲時，他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完成14本後，他不翻了，“（莎士比亞的）每一本書不會都喜歡的，的确有些也不好。”

最近，許淵沖開始寫自傳《百年夢》。此前，他已經出版過《西南聯大求學日記》《夢與真》《绮年瑣憶》等多本自傳。“以前寫的是小學、中學、大學、留學，這本題目一聽就知道是百年（的經曆），不是一年兩年了。”許淵沖說。

在朝北的屋子裡，放着一台電腦，這是許淵沖寫書的工具。電腦屏幕上的字也要越大越好：全屏顯示的word文檔，字号要調成三号，文檔也要放大到150%。許淵沖打字的時候不喜歡看電腦屏幕，總是低着頭盯着鍵盤。打完一句話後，擡頭看看屏幕，發現錯了，又在鍵盤上找到向上移動的鍵，摁到錯誤的地方删掉。

和年輕人不同，許淵沖隻用兩根食指打字，他總是戳一下鍵盤後又停下，才能繼續摁下一個鍵。打字的速度也決定了老人的新書不能很快出版，但他并不着急，依然信奉“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觀念：今天累了，那就明天寫；不想寫書了，那就翻譯；不想翻譯了，那就寫書；什麼都不想做了，那就休息。

偶爾，電腦出了問題，許淵沖嘴裡嘟囔着“哎呀這個錯了”，保姆小芳想上前幫忙，他又總是嚷嚷着“我自己來”。小芳說，老人極為重視自己的作品，不光不讓她碰電腦，就連日常打掃時，書架也不讓擦。北京沙塵的日子裡，小芳準備掃掃書架上的灰，許淵沖看到了又連忙說“這裡不用掃”。

許淵沖家的書架上擺滿了自己的譯作和夫人照君的照片。新京報記者 李桂 攝

每日必備的工作除了翻譯和寫書，許淵沖還喜歡逛公園。暢春園門口就是一個小的體育廣場，許淵沖覺得太近了，不喜歡，偏要到2公裡外的海澱公園。以往，許淵沖總是自己騎自行車去；2017年中秋節摔了一跤後，變成小芳騎着電瓶車帶他去。

北京的春天常有大風，小芳擔心老人身體，說要不别出去了。老人總是搖搖頭說不行：“我一天不動怎麼行？肯定是要出去的。”有時候，風太大了，小芳騎不穩電瓶車，“要是摔着了怎麼辦？摔着了我負不起這個責。”許淵沖則大手一擺，說：“沒事，我不用你擔責，我自己擔責。我都100歲了，我也能走了。”

有一年夏天，下大雨，許淵沖還想出門去逛公園。小芳告訴他，下雨了，騎不了電瓶車，要不打着傘在小區裡逛逛吧。許淵沖不同意：“你可以一隻手打傘，一隻手騎車。”小芳哭笑不得，隻好連連說：“不行，我沒這個技術。”

在小芳的眼裡，許淵沖随着年紀的增長，越來越像一個“老小孩”了。他喜歡吃甜食，以前，還喜歡喝冰可樂，2007年做了手術後，可樂不喝了，改成了甜甜的旺仔和露露。冰箱裡永遠放着巧克力和奶油蛋糕，就連小小的一碗白粥，也要放兩勺糖才吃。

2017年登上中央電視台節目《朗讀者》的舞台後，許淵沖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網紅”，家中總有訪客，他關于翻譯的言論也總是出現在熱搜上。他最近一次登上熱搜，是有記者去采訪他，問他俄語成績也很好，為什麼不用俄語翻譯？

許淵沖的回答依然“孩子氣”：“俄文有一個毛病，吃飽飯你要看這書太累了，所以後來不念俄文了。法文，輕而易舉，跟英文太像了，所以我後來搞法文了。法文不費力。”

說到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許淵沖伸手在眼前比出一段長長的距離，形容兩個人寫的句子有“那麼長”：“你簡直不想看，寫那麼長幹什麼，我想算了。”

“這樣就美了”

或許很難想象如今的“老小孩”就是幾十年前和半個翻譯界吵過架的“許大炮”。

許淵沖對待翻譯的态度，一貫是嚴謹而認真的，他認為翻譯是一種藝術，要講究“音美、形美、意美”，也要超越原文。他常把“翻譯是把一個國家創造的美轉化為全世界的美”挂在嘴邊，這也是他對美的追求和堅持。

最早因為“美”和人“吵架”，源于古詩翻譯是否需要押韻的争論。彼時，翻譯家王佐良推崇散體譯詩，著作詩歌的形象、意境和氣氛，認為“英美譯得比較成功的中國古詩絕大多數是不押韻的”。許淵沖不同意，覺得散體譯詩沒有美感，一心想要批倒王佐良的“謬論”。

在朝北的屋子裡，放着一台電腦，這是許淵沖寫書的工具。新京報記者 李桂 攝

以《關鸠》為例，王佐良推崇阿瑟·韋利的翻譯：“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 .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 fit bride for our lord. 許淵沖覺得這個翻譯“不美”：“哪有‘關關’叫的鳥？韋利說是‘fair，fair（美啊，美啊）’,也不知道是說聲音還是意思。”

許淵沖說，水鳥是咕咕叫的，但“咕咕”太輕了，要加入響亮的原音“安”才能入詩，這才有了“關關”的音，這是幾千年前古人展現出來的“音美”。許淵沖将其譯為：By riverside are cooing ,a pair of turtledoves.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a fair maiden he loves.

“在我這裡全部都是押韻的，所以北極光（國際譯聯設立的翻譯界最高獎項）給的是我咯。”許淵沖在2020年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此說道。

詩歌押韻是一件難事，偶有得意之作，許淵沖總是不吝于和人分享。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王強是許淵沖在北大的學生。在他的腦海裡，許淵沖一直有一個穿着睡袍、坐在書桌前翻譯的形象。

“他起床就坐在書桌前，開始想哪個詞和哪個詞能押韻，哪個詞和哪個詞放在一起用合适。”王強說，有時候去許淵沖家裡聊天，他能拉着自己講半天：“說自己早上4點起床就在想這個詞，到了6點多，忽然就想到押韻的詞了，而且意義完美匹配。”

4月底，在暢春園的家中，許淵沖半躺在沙發上，手上搖着一把絲制的團扇，開始講起《靜夜思》的翻譯。這首表達思鄉的詩，許淵沖翻譯為：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 Looking up，I find the moon bright，Bowing，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中國人喜歡團圓，看到月亮，也就會想到團圓，”許淵沖晃晃悠悠地，繼續說道：“我把月光比成水，然後沉浸在鄉愁中，這樣就美了。”

多年前，許淵沖曾和錢鐘書在書信中探讨過詩歌翻譯的問題。錢鐘書認為詩歌翻譯有“無色玻璃”和“有色玻璃”兩種譯法，“前者會得罪詩，後者會得罪譯”。錢鐘書選擇“兩害相權擇其輕，隻好得罪‘詩’而不得罪‘譯’”；許淵沖的翻譯有過多發揮，屬于“有色玻璃”。

但許淵沖卻認為，如果原詩是真而美的，譯文“真而不美”，也不能算是“傳真”；但倘若譯文“美而不真”，則有可能是“失真”，也有可能是“超過了原文的美”。

1983年，許淵沖從洛陽調到了北大後，還專門跑到中國社科院去找錢鐘書，雙方為了譯詩“傳真”和“求美”的矛盾辯論不已。“錢先生最後說，這個問題我說服不了你，你也說服不了我，還是各自保留意見吧。”

在“真”與“美”的選擇中，最著名的論戰和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相關。全書的最後一句話“Elle mourut”，翻譯家趙瑞蕻譯成“她死了”，許淵沖譯成“魂歸離恨天”。翻譯家馮亦代形容許淵沖的翻譯是“花花綠綠的東西”：“原文就是‘她死了’”。但在許淵沖看來，市長夫人是含恨而死：“要表示含恨而死，還有比‘魂歸離恨天’更恰當的表達方式嗎？”許淵沖不服。

如今，曾經和許淵沖論戰的諸多翻譯家已經離世，但關于“真”與“美”的争論卻并未停歇。

接班人們

很少有人能說清楚，對許淵沖而言，翻譯到底意味着什麼。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答案至少是“很重要”。

王強記得，2018年，和許淵沖相伴60年的師母照君去世了。王強擔心許淵沖，照君去世的第二天下午，他和一名北大的同學一起去看望他。到了家裡，打開門，王強才發現老人仍然坐在電腦前，拿着放大鏡一字一句地做翻譯。

那是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的作品集，700多頁，“平裝的，字特别小”。看到學生過來了，許淵沖指着屏幕向倆人展示剛剛翻譯的段落。

許淵沖告訴王強：“如果我現在不翻譯，我沒法想象我怎麼從失去老伴的悲痛中掙脫出來，那人生的意義在哪兒？幸虧我還有翻譯的世界，當我進到翻譯的世界裡，它那種強大的力量會把我從悲傷中暫時帶離。”

來客人時，許淵沖總是坐在米色的單人沙發上和人聊天。新京報記者 李桂 攝

王強聽得很感動，倆人看到老人看書費勁，就把書拿到北大附近的複印店裡，讓店家按照最清晰的程度，把整本書用A4紙複印出來。一個多小時後，倆人又把複印好的新書送回了許淵沖家。

照君去世後，王強也曾問過老師需不需要錢。得到否定的回答後，許淵沖告訴王強，希望他可以幫忙給中國現代文學館贈送一套自己全部的譯著。這也是認識多年以來，許淵沖唯一一次向王強提出請求。“這件事我一定要辦，”王強說。

大學畢業後，王強留在北大任教，跟許淵沖的交往多了一些。有一次，許淵沖告訴王強，他有很多早期的法文書，這些書放到王強那裡可能“更有價值”。王強連連擺手，說“不敢收”。

2017年接受《魯豫有約》采訪時，許淵沖直言，讀書時俞敏洪不是最出色的學生，王強要更厲害些。

“我現在确實也不是好學生，因為畢業以後基本上沒搞什麼翻譯，然後就出來經商了，一直做到今天，偏離了文化的很多軌道。”在北大生日會的現場，俞敏洪如此說道。

事實上，在許淵沖的學生中，全職做翻譯的人少之又少。學生于曉是為數不多做過翻譯的：“我至少翻了有四五本書都出版了，一本是馬克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還一本是卡西爾的《語言和神話》”。但這也是閑暇時的愛好，算不上職業。

學生王裕康則從未想過成為一名全職的翻譯，“翻譯很累的，我們已經這個歲數了，純文學的翻譯就讓更有才華的人去做吧。”誰是更有才華的人呢？王裕康想不出來。

畢業快40年後，王強才翻了人生的第一本書，他花了整整一年時間。這被王強認為是1984年上完許淵沖的翻譯課後，“第一次交的、完整的作業”：“等這本書出版後，我一定會送給許老師一本，讓他像批改作業一樣，有空再給我批改一下。”

對王強而言，除了翻譯，人生還有諸多有意義的事情。但對許淵沖來說，隻有翻譯了。

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大學門口有兩條路，一條是公路，一條是人多的近路。許淵沖“不喜歡走大家都走的路，隻喜歡一個人走自己的路”。在日記裡，許淵沖寫道：“我過去喜歡一個人走我的路，現在也喜歡一個人走我的路，将來還要一個人走自己的路。”

幾十年過去，許淵沖仍然在“一個人走自己的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能做到中英法翻譯。五千年來，隻有我這麼一個人！”

在北大的生日會現場，聽完俞敏洪等學生的發言後，許淵沖主動伸手要了話筒，再次提到接班人的話題：“我到北大後，80多歲還在做翻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你們就是接班人，将來還是要看你們的。

學生們也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紀，似乎也都有了屬于自己的、可以用于翻譯的時間。在生日會現場，有學生給自己立了一個目标，以後每天也要翻譯一千字。學生張蕾覺得這個計劃可行：“我們用接下來的40年來追趕許老，盡量接近（他的成就）還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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