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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糖哪裡發明

我很小就知道紅糖的來曆——從甘蔗到糖塊的所有故事。美好的故事在廣袤的田野上年複一年地發生着。

那時候我常獨自蹲在田埂上玩耍，研究各種花的結構。我知道甘蔗是怎麼生出來的。播種甘蔗并非像麥子、稻谷那樣迎風播撒種子，而是這樣的：牛拉着犁铧在前邊走，身後犁出一道溝。農民執着一根甘蔗，邊走邊砍。砍下的小截兒準确地掉泥溝裡。牛在犁下一趟溝時，翻起來的泥土剛好蓋住原先這道溝。真是自動化呀！不久，褐色的土地上就會冒出小苗，形成巨大的陣營。大人們分散在田間薅草，大聲講話，還有人唱調子。

甘蔗的行列逐漸壯大。肉眼根本就看不出它們是怎麼長大的。每一株甘蔗都像一個兵，葉子就是利劍，完全可以割破人的喉嚨。鋪天蓋地的甘蔗兵排列在空曠的原野，利劍交錯連成一片，無比壯觀。大風掀動，發出轟鳴，越聽越像黃河大合唱。一個人的内心是什麼樣子，他聽到的甘蔗森林就是什麼樣子。甘蔗開花很像蘆葦。我隻見過一次甘蔗開花。老祖母說，不是旱到極點，甘蔗是不會開花的。我在童年時代就開了這個眼界，還真不容易。

田野的荒地上，大人們在打土坯，砌一溜很長的竈，支起七八口大鐵鍋。一旁有木樁和金雞納樹枝搭成的窩棚。這就是說，榨季要開始了。太陽高高興興地照着。甘蔗和作燃料用的灌木枝葉源源不斷地運來，堆成兩座小山。空氣中彌漫着甜蜜的香氣。柴油機叭嗒叭嗒地響着。管榨機的師傅一根接一根地掭甘蔗。甘蔗水像小河，從機槽裡流出來，淌滿大缸。幾個壯小夥光着上半身，拎着桶吆喝，一路小跑，把甘蔗水運到糖鍋裡去。我在一旁羨慕。凡是大人我都羨慕。那時我拼命地想長大，想做大人才能做的事情。缸邊那位舀了半瓢甘蔗水給我。我發現甘蔗水并不怎麼好喝。還不如手握一截甘蔗親自嚼。甘蔗被牙齒碾軋，出水，同時嘶嘶地吸，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曾因吸的力度過大，被母親笑話說：“後頸窩都要吸通了。”

7口糖鍋雲騰霧繞。越往裡的那口鍋，糖水越稠。熬糖師滿頭是汗，執着大瓢——瓢柄足有一丈長。他就用這瓢來調度各鍋的糖汁，掌握着它的老嫩。顔色偏黃，那就是嫩了；顔色偏紅，那就是煮老了。老嫩就在火候、調度和師傅的一念間。空氣裡香噴噴的。沒有嗅過的人永遠不知道熬制紅糖的香味有多美妙。大地和陽光的養分全釀在裡邊了。讓人無論如何也要找一根小棍子挑起糖汁吃一口。我以我誠實的童年發誓：這種稀糖吃起來遠沒有聞着香。熬糖師把沸騰的稀糖舀進巨大的木桶。桶有嘴巴，如同壺嘴。我想象它是一隻巨大的茶壺。兩個壯漢小心地擡着這把大壺“斟茶”。茶杯就是星星般密布地面的糖模子。

比較有浪漫情懷的熬糖師會騰出功夫來做糖菩薩、糖獅子。而這些浪漫師傅中最浪漫的那位，才會做糖斑鸠。因為做糖斑鸠是要費些工夫。得事先用竹篾編一個鳥骨架，連着個長長的提籃把手。師傅拎着這把手，放進糖桶裡浸一下，提起來晾一陣，再浸，再晾，一層一層包裹下來，一隻肥胖笨拙的糖斑鸠在甜蜜中誕生。它同糖獅子、糖菩薩一樣，是擺設物。人們買去幹啥呢？放在桌子上玩賞一段時間，而後切碎了做包子？或者把糖斑鸠挂在牆上，人睡覺的時候看着它，半夜餓醒了爬起來啃一口？

榨坊的遠處，地面密布着長方形的窖坑。甘蔗渣被填進坑裡，擂得結結實實的，日夜發酵。發酵的甘蔗渣蒸出來的酒是當地的“茅台”。我那時聽父親講“茅台酒”，還以為是“茅塘酒”。所謂茅塘，即茅坑是也。也就是廁所糞坑。這令我詫異。比聽到廣播裡說“剛才水火油響，北京時間八點整”還要詫異。後來我于回憶中頓悟，“剛才水火油響”其實是“剛才最後一響”、茅塘酒其實是茅台酒。這時我已經長大了。各地已經完成包産到戶。生産隊已經成為曆史。廣袤的田野由衆多“責任田”構成。以前，集體開展生産，大家分散在田間，彎腰、低頭、薅草、談笑、唱調子，這樣的勞動場面再也看不到了。農忙不再是從前的農忙，而是各忙各的了。

多年以後，故鄉的榨坊已經不見，但市場上紅糖仍然不少。家鄉的糖市，街道兩邊停了很多農用車，都把車尾朝着人。車廂篷布半遮着成垛的紅糖。也有用竹籃子盛了，擺在街道上賣的。我沒有找到一尊糖菩薩和糖獅子，更别說糖斑鸠了。母親告訴我，這些年各個村都有熬糖的專業戶。農民種出甘蔗，要麼賣給私人熬紅糖，要麼賣給國家造白糖。我說，我曾在城裡小賣部見過一種白裡透黃的玩意兒，賣主說是紅糖。母親說，其實那是用白糖做出來的假紅糖，連糖塊上的顆粒狀結晶都看得出來。我說，甘蔗生了兩個孩子，白糖是女，紅糖是男。

（責任編輯 楊文江）

作者 馬瑞翎 雲南能源投資集團

原載2019年《社會主義論壇》第6期“視點•讀書•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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