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8歲的單傳忠遇到人生難題：到底是說書還是繼續學業。

單傳忠也就是後來聞名全國的評書大家——單田芳。單出生于評書世家，母親王香桂是解放前，關内的大鼓藝人，江湖人稱“白丫頭”。父親單永魁則是母親背後的男人，負責彈三弦。

大鼓藝人一般是夫妻檔，一人在前唱，一人在後頭控弦配樂。

單傳忠是單永魁家的老大，對于兒子今後的安排。早在他出生前，單永魁就跟妻子商量：一定不能讓兒子走他們這條老路，江湖賣藝。

那時江湖藝人有這麼一句話：流落江湖，便是薄命人。

年幼的單傳忠經常搬家，到一個地方，往往不足三個月就得收拾東西，跟這邊的人還沒相處熟，又搬去另外一個地方。

說書藝人說的本子大都來自師傳。一部書往往有數百種武器，上千個人名。江湖藝人普遍文化低，不識字，沒法抄下來。隻得一句一句跟師傅學，将師傅傳授的東西背得滾瓜爛熟。

評書藝人在茶館說書，一天兩小時，兩三個月剛好把一部書說完，由于所會的東西有限，再呆下去便無法吸引聽衆。隻能這會跑長春，說完了去營口，或齊齊哈爾。關内，關外，被逼無奈全國各地跑。

江湖藝人屬下九流，得不到尊重，你說得好，觀衆人品好的，誇你給你錢。碰上歹人，别說給錢，不給你個耳掴子，就算客氣。

單傳忠至今記得：有次在長春。有個刑事将一個扒手推進茶社，用水龍頭灌那人的嘴。茶社坐滿了人，現被這麼一攪合，弄得滿地都是水，桌子椅子都倒了，底下觀衆吓得不輕，說書的買賣沒法繼續，單父母内心恨透了這個刑事，但他們不能發火，得跑過去跟那刑事說好話，讓他别處去。

諸如此類的事情，時有發生。每當母親受窩囊氣，回家便對兒子說，要出人頭地，考大學，跳出這個屎坑。

那時大學生稀少，當差的警察看到大學生，嚣張氣焰立馬收斂，對着大學生點頭哈腰，因他們不知道這大學生将會有怎樣的出息。

在單傳忠十八歲的時候，不負父母所望，被兩所大學錄取，最終他選擇東北工學院就讀。

然而上學不到半年，家裡就遭遇變故。

母親王香桂已和父親單永魁離婚，帶着兩個妹妹去了齊齊哈爾，留單傳忠在沈陽照顧奶奶，家裡沒有經濟來源。

父親單永魁交友廣泛，解放前，認識一個名叫王子明的人。

此人聲稱是北京人，後流落到沈陽，希望單永魁能幫他找個落腳點，好方便他開店，賣豬頭肉和燒酒。其實王子明是個化名，他曾在國民黨軍中擔任少将督查處長，職位不小。解放後故意打着開店的名義，陰謀策劃反革命。

單永魁直到被捕才知道原因，判決書寫了三個理由，每條判二年，總共判六年有期徒刑。

在父親失蹤一年零三個月後，單傳忠收到一張來自外地的明信片。上面寫着：香桂，我現在在北京，正交代問題，一切很好，望不要挂念。

此前單傳忠曾到當地派出所，求熟人幫忙，打聽父親的下落。“窩藏包庇反革命分子”不同于一般罪犯，抓捕屬于秘密行動，當地政府不知情。派出所沒有單永魁的消息，也沒人知道他的去向。

距離單永魁出獄還有一年多的時間，王香桂順着明信片的地址，跑到北京西什庫13号。要求關在牢裡的單永魁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理由是：跟現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

沒了母親的經濟支援，單傳忠隻能在繼續深造和說書之間做出選擇。

恰巧李慶海來訪，李是父親單永魁的磕頭把兄弟，他問單傳忠“你能讀完五年大學嗎？即使大學畢業又能怎樣，每月工資不超過百元，與說書比起來差遠了，你現在要考慮經濟收入，有了錢才能養家全小”。

1954年，單傳忠拜入李慶海門下，正式改名為單田芳，田是字輩。一年後，單田芳帶着一家老小，搬去鞍山。遼甯鞍山素有“評書之鄉”的美譽，時當地政府組織遊散說書藝人成立“鞍山市曲藝協會”，單田芳便成了當地一名臨時演員。

1956年的大年初一，單田芳人生第一次登台評書。為了這次演出。他準備一個多月，大年除夕晚上，單田芳沒了味覺，吃不出餃子的味道，走路說書，坐着說書，甚至做夢也在說書。

單田芳并不是沒有實力，此前為了成為一名正式演員，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得文化藝術科領導的稱贊“單田芳完全可以做演員哪。”

單田芳首次面對茶社二百五十多号人，他兩眼發花，台下的觀衆似乎都長着兩顆腦袋，單田芳十分緊張。

隻聽醒木啪的一響，單田芳朗誦一首上場詩，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小時，忘了停頓。這時茶社的經理跑了過來，敲書桌“單先生你跑我這過書瘾，你看看現在幾點？”。

茶社說書，按理每隔半小時需歇一下，讓底下聽衆走動，抽煙，上廁所。那次回來，單田芳得了第一筆收入，四塊二毛錢。他買了一斤肉，十個雞蛋，一包煙後，口袋還剩三塊多錢。

單田芳盤算着：一個月起碼也有一百多塊錢的收入，當時鞍鋼工人一月的工資才四十多元，這算待遇高的。一般人一月隻有二、三十元。

從那時起，單田芳開始覺得說書是個不錯的營生。

父親單永魁得知兒子要成為說書藝人，感歎自己命太苦，當初他發誓要改換門庭，結果兒子又走回自己的老路。

單永魁出獄後住在沈陽，不跟兒子單田芳住一起，除反對兒子說書，他還跟媳婦王全桂合不來。

王全怪與兒子

媳婦王全桂大單田芳八歲，未結婚前，她叫單田芳的母親王香桂“大姑”。兒子的婚姻大事，正是母親一手促成的。當王香桂跟單永魁鬧離婚，她要求兒子有事去找王全桂，王全桂也是一名說書藝人，在單田芳最困難的時候，她就對單說“有困難就找我，我會竭盡全力幫你們的”。

父親單永魁痛恨前妻“這個女人太毒辣，太自私，扔下老小一家人”。對于這樁由前妻促成的婚姻，單永魁的态度是：不承認王全桂這個媳婦，不允許她踏入自己的家門。

自妻子王桂香離開後，單永魁對兒子單田芳說“我要混出個樣來，讓她看看”。于是從彈三弦，改去說評書。

沈陽曲藝團對單永魁的遭遇很同情，在他被釋放不久後，就讓他回到藝術團，每月給他開八十四元的工資，但有個條件：每月的收入必須超過工資才能滿資。

曲藝藝人收入主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就是登台表演的收入，另一部分則是單位發的工資。

但單永魁登台表演的收入常常達不到八十四元，工資不滿額，他隻能找兒子要錢，每次來拿錢，吃頓飯，下午就趕回沈陽。他知道自己改變不了兒子說書的事實。

單田芳自1956年第一次登台表演，到1957年已然成為鞍山一帶的“小紅人”。不僅擅長說長袍書，比如像《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薛剛反唐》，另外像《三俠五義》、《小五義》等傳統武俠書他也會。

但令單田芳不平衡的是，自己的工資居然比妻子的低。妻子王全桂是每月98元，而自己隻有84元，要知道他登台說書的收入是工資的五倍多。

單田芳很不滿，私下跟人議論自己的遭遇。

正逢“十年浩劫”時期，單田芳的言論，讓他成為“現行反革命”。1970年，單田芳從鞍山市區搬到農村杜達蓮泡，接受貧下中農的改造。

正當單田芳為春耕忙碌時，收到一封電報，上面寫着：父病重，速歸。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百業蕭條，說書人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複返，靠說書掙錢非常困難，曲藝團進行重組，精幹地留下，單永魁則被送到沈陽大東區塑料八廠當工人，每月工資六十元。雖比以前少，但單感覺很輕松，不必每天去說書，擔心自己說不好。

就在單永魁當工人不到兩年，他因幫同事修房子，靠在牆邊小睡，結果不幸中風，落了個半身不遂。工廠隻能安排單永魁提前退休，在家養病。

1970年元旦剛過，單永魁來看兒子，臨走時囑咐單田芳“田芳啊，我看遭罪的事還在後頭，不管你是個什麼，你還是這個家的頂梁柱，一定要咬緊牙關挺住。”沒成想，這是父親跟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單田芳與家人

等單田芳趕到沈陽，在旁的妹妹指着單田芳的鼻子“你好狠心，爸爸病成那樣，想你想得用頭撞牆，結果到死也沒把你盼來”。

單田芳直到收到第三封電報“父病故，速歸”，才開始動身，因當時的書記不批假。但他并沒有見到父親的遺體。塑料八廠考慮氣溫逐漸升高，屍體不好保存。便自作主張，趁死者家屬還未到齊，便将單永魁的屍體送到火葬廠火化。

單田芳捧着父親的骨灰盒，感覺盒子質地一般，這骨灰盒八塊錢一個，殡儀館最便宜的那種。

1988年，單田芳用大編織袋，裝十四多萬元，雇四個年輕小夥，去天津取一台進口夏利車。八十年代，市面上主要流通二種币值：五元，十元，尤其以五元最常見。單田芳買私家車的新聞轟動一時，大家稱他是“曲藝界買車第一人”。

早在五十年代，單田芳就一身貂皮裘衣，戴在手上的表，講究奢侈，勞力士、歐米茄等名表他換着戴。

自單田芳于1979年落實政策，得以重回曲藝界。個人專場評書、出版評書作品、電台錄書，讓單田芳名利雙收。

兜裡有錢，單田芳便想改變過去灰頭土臉的形象，買輛車好好犒勞自己，誰知有車之後，家裡矛盾不斷。

妻子王全桂咒罵單田芳亂花錢：買車的錢還不是熱一口冷一口辛苦掙來的，現在車買來了，完全是給自己添負擔。

王全桂患有嚴重的氣管炎和肺氣腫，每到春秋兩季，必是她重病期。自家裡有車後，妻子王全桂一晚上得醒來好幾次，下樓去查看自家的車。

沒有車庫，夏利停在樓下。一來怕丢，二來怕被人用東西刮傷車漆。

1992年，妻子王全桂病逝。兒子問單田芳，給母親買哪種骨灰盒。

“買最好的”。

單傳忠上小學時，經常被老師罰做“勤勞奉公”，比如栽花種樹，打掃馬路或清掃機關單位。有次星期天，單又被老師拉去做義務勞動。這次是老師自家的雜貨鋪。

當衆人對着一輛自行車擦得正起勁，忽然從隔壁傳來三弦聲。單老師的雜貨鋪緊鄰茶社，單田芳的父母此時正在裡頭說書。

單田芳童年照

同學們很好奇，伸長脖子往茶社裡瞅。老師從裡屋出來，對學生說“這是唱大鼓書，你們不知道這是單傳忠他媽”

“哦，原來你媽是唱大鼓書的”。

單傳忠一聽頓時臊紅了臉，半天沒喘不過氣來，他感覺很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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