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後世将他奉為神明崇拜，認為他是奎星轉世，由于，民間傳其黑面形象，亦被稱為“包青天”。

包公是宋朝人，而“包公戲”則在元朝時期風靡全國，随着時間的推移，包拯斷案的橋段被後人的想象力改寫成許多版本，融入到各種戲曲與文學作品中。到了現代，這些流傳下來的包公故事被無數次翻拍成影視作品，包公也成了剛正不阿秉公執法的代名詞。

其實，作為一種元朝時期才逐漸成型的戲曲，“包公戲”中的大部分故事情節都是民間杜撰出來的，在流傳的過程中更是被添磚加瓦，内容雖然越來越豐富卻早已脫離了真實的包公轶事。就像是武俠小說中每位俠客都有屬于自己的專屬兵器一樣，包公也有許多皇帝禦賜象征代表最高執法的專屬物品，比如：我們熟知的三口鍘刀，以及，能斬遍奸臣的尚方寶劍。

其實，宋朝并沒有皇帝向大臣們賜予尚方寶劍，更不可能賦予大臣随意殺人的權力。在明朝萬曆年間才有了尚方寶劍的制度，皇帝特批，持有這口寶劍的人有先斬後奏的生殺大權。而包拯的三口鍘刀更是民間百姓豐富想象力的産物，鍘刀從古到今一直都不是官方行刑用具，極有可能是當時的文人腦洞大開，覺得鍘刀不但适合鍘草，還能夠行刑，這才送給包公一套鍘刀。

其實，宋朝人是很抵制“尚方寶劍”“免死金牌”這類法外私權的，宋朝司法十分講究“不論貴賤，一緻與法”。雖說，其中有許多“潛規則”，但是，明面上絕對不會出現這類行使特權的物品。

在所有關于包公的作品中，幾乎都描繪了包公審案的場景，那就是罪犯被差人挾上大堂，然後，按在地上磕頭下跪。宋朝根本沒有訴訟人必須向官老爺下跪的記載，倒是有不少宋朝官員審案時，訴訟人站在大堂中的記錄。

所以說，在影視作品中包公問“堂下跪為何人？”這個場景也是純屬虛構。

縱觀所有包公作品，包青天負責的案件似乎十分廣泛，隻要有人來開封府陳述案情，不論是大小案件，涉及到民事刑事，通通歸包青天一個人負責。似乎，整個開封府就隻有包公一個人忙上忙下，最多加上一個公孫策在旁邊出出主意。

實際上，宋朝時期開封府的司法結構十分複雜，除了主審官員外，每次審案大堂上還會有多位判官、推官等從旁協助，這些人都有一定的司法職權。老百姓前去開封府上訴時，首先，與百姓對接的并非包青天，而是左右軍巡院負責受理。

實際上，知府的任務是協調整個部門的正常運轉，主要負責整個部門的公務，很少親自審理案件。倘若大小案子都得包公親力親為，以宋朝訴訟成風的現象，再加上，開封省府事務繁雜，包青天恐怕分身乏術。

為了讓包公的形象變得高大上，後人還強加給包公一個“大義滅親”的故事，那就是：包公的侄子因貪污渎職被人揭發，包公親自接手侄子貪贓枉法一案，在查出侄子的确罪行累累後下令将其處斬。根據曆朝曆代的司法制度，這件事根本不可能在宋朝發生。

包氏族人始終遵循着一條祖訓，那就是：包家後代但凡有貪贓枉法之人，永遠不準其回到本家，在其死後也不許埋入祖墳，不遵守這條家訓的人不配成為包公子孫。并且，将《家訓》镌刻于石碑，豎立于堂屋東壁，以昭示後人。

包家後人始終嚴守家訓，包公的兒子、孫子都是剛正不阿的清廉好官。所以，包公沒有貪贓枉法的侄子，也根本沒有大義滅親這回事。就算包拯的确有個品行不端的貪官侄子，包公也沒機會親自受理案件。

宋朝的司法制度在這方面有十分嚴格的要求，在審理家屬案件時必須強行回避，在審判的每個過程中，都不許插手其中幹預。宋朝的回避制十分人性化，倘若，宋朝官府受理了一起案件，在審判之前必須先挑出需要回避的司法人員。

不僅是親戚，包括師生、仇敵等關系都必須在審案前自覺上報。這種制度很大程度的避免了司法人員因為個人因素影響審判結果，出現不公平的情況，也避免了剛正好官不得不大義滅親的悲劇。所以說，包公根本沒有“機會”處死自己的侄子。

在包拯去世後，包拯故事在民間也有流傳，《合同文字記》和《三現身包龍圖斷冤》是最早的宋人創作的包拯斷案故事，《宋四公大鬧禁魂張》雖不是包拯斷案故事，但在篇末出現了包拯名字：“直待包龍圖相公做了府尹，這一班盜賊，方才懼怕。各散去訖，地方始得甯靜。”

但是，總的說，在流傳下來的宋元話本中，包拯的故事并不多。

可以說，在“包公戲”盛行之時，宋朝早已成為曆史，戲劇中出現的司法制度已遠遠偏離宋朝的真實情況，隻能從側面反映出元明清三個朝代的司法觀念罷了。至于現代影視作品，偏離真實的因素就更多了，隻能娛樂大衆罷了。

參考資料：

『《合同文字記》、《三現身包龍圖斷冤》、《文學中與現實中的“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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