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文強在醫院拖地。

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蔣文強一直避不開武漢這個話題。他偶然闖入疫情中的武漢，進退兩難，隻能找了份醫院保潔員工作解決吃住問題，由此無意間成為了武漢抗疫最前線的一名志願者。

蔣文強家在大連，這位29歲的小夥圓臉小眼睛，跟藝人肖央形似；再配上标準的東北口音，好像一開口就能說到别人的笑點上。因為這麼一段武漢的“奇遇”，他被媒體冠之以“平民抗疫力量”，人們把這段“奇人奇事”作為談資口口相傳。他成了網紅！

蔣文強為此上了大大小小好多節目，把自己在武漢的經曆一遍遍地重複。他也說，确實講煩了！

“當時我連遺書都寫好了”

蔣文強原來在大連經營着一家手遊工作室。2020年2月15日，一次出行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迹。

那一天上午，他坐上開往長沙的高鐵，打算到長沙跟人洽談工作室的一個合作項目。

但沒想到，在高鐵上發生了一個意外。中午時分，蔣文強從餐車買好盒飯出來後，誤入了“外地人員返回武漢的專門車廂”。到了武漢站，車廂裡的所有人都被要求下車，盡管他再三跟列車員解釋，自己是走錯了車廂，但按照要求，他最後還是不得不下了車。

這下蔣文強傻眼了。“我當時想，下車就再買張票上來，能下去肯定就再能上來。”然而，武漢高鐵站空無一人，售票處也關閉了；全市的出租、酒店也都因疫情停滞了。蔣文強站在高鐵站彷徨四顧，不知何去何從。

怎麼辦？他上網浏覽信息，看到了當地的一個招聘啟示，“包吃包住”的條件讓他心動了——總得有個地方住有口飯吃吧；況且，那裡管吃管住之外還有日均500元的工資。

蔣文強打過幾輪電話後，武漢市第一人民醫院派車從高鐵站把他接走了。從此，他成為了這所醫院的一名臨時工。

防護培訓結束後，蔣文強被安排在醫院9樓的重症病區。要知道，在這裡接受治療的絕大部分是新冠病毒重度感染者，傳染性極高。

蔣文強在這個病區負責清掃工作，每天清理病房的生活垃圾，拖地消毒——這些都是他過去29年裡極少幹的活兒。而在武漢的25天裡，他每天都要重複這一操作，一天下來得工作上12個小時。

“太害怕了，整個人都麻木了。”蔣文強說，因為擔心被感染，他戴了好幾層手套，再用膠帶封上口。但即便小心再小心，還是無法克服對病毒的恐懼，第一天完事後他就想撤了。他想盡各種辦法試圖逃離武漢，包括報警、聯系志願者……但統統都沒有結果。

沒辦法，到了第二天，他隻能返崗，硬着頭皮進了病房。他強打着精神，但堅持不跟患者交流。有一次收拾病人吃完的飯盒，他不小心碰到了灑在盒子底部的湯汁，“當時就在想，完了，感染了”。

2月，新冠疫情在武漢全面暴發，确診人數暴增。蔣文強所在的9樓也住滿了病人。那些日子，蔣文強親眼目睹病人不幸因新冠肺炎離世，家人都來不及看最後一眼。由此他聯想到自己，一旦被感染出現意外，家人也可能見不到他了——想到這些，他忍不住躲在被窩裡偷偷哭了。

有一天，幹完一天的清潔工作後，回到醫院安排的宿舍，蔣文強發覺胸口特别悶，“我覺得我可能出不去了，可能要徹底留在這了”，情緒就此崩潰。

他一直不敢告訴家人自己的現狀，但又覺得需要有人知道自己的下落。這時候，他想到了自己在家開車時常收聽的大連交通廣播。

他到大連交通廣播的微信公衆号上留了言，寫下自己的姓名、身份證号、手機密碼、現在所在的位置、所做的事情、父母家的位置。他想着一旦自己出現了意外，或許這個渠道能幫助他通知到父母。“其實當時我還寫好了遺書，手寫的那種。”他告訴《中國慈善家》。

“這事咱就不聊了，現在想想那天晚上真的太難受了。”三個月後，面對《中國慈善家》記者的采訪，蔣文強拒絕再提這段經曆的細節，不堪回想起當時絕望的心境。

“反正不能活着離開武漢了”

到武漢時，蔣文強隻有身上的一套衣服，這身衣服每天都在穿，被汗液浸透。他特别希望有人能幫忙解決自己在物資上的困難。

為了吸引關注，他在防護服上寫了“大連”兩個大字，希望能遇到來自家鄉的醫療隊，解決自己的困難。

“然而，是我想太多了。”武漢市第一醫院裡并沒有來自大連的醫療人員，最後還是志願者給他送來了一套替換的衣服。

絕望過後，蔣文強開始“自我放棄式”激勵，“反正也覺得不能活着離開武漢了，看到這裡那麼難，就想着出一份力吧。”

他在病房過道裡給自己找了一個工位，寫上“大連小夥等候處，九樓女神守護者”。因為勤快，也有幽默感，醫生、護士都挺喜歡他，願意跟他聊天，并親切地稱呼他為“大連”。

蔣文強在醫院的“工位”上。

但對于病人，蔣文強開始一直是排斥的，他總是擔心吊膽，也拒絕跟患者交流，“每天的工作都在刷新我心理防疫的底線”。

在醫院工作的第二天上午，蔣文強所在病區的一位大爺鼻子一直流血，紙巾都沒法止住。“當時他拿着滲着血的紙巾想扔垃圾桶，沒扔準，就扔到我腿上了。”當時，蔣文強一下子就僵住了，站在原地一動不動。最後，是一個路過的護士幫他收拾好。“那護士可是個真漢子！”

在病房的那段日子裡，蔣文強從未如此貼近死亡。也是在醫院工作的第二天晚上，他在樓道裡看到工作人員把死者擡下樓，家屬在殡儀館車輛旁邊痛哭——蔣文強才蓦然意識到，“這個病真的能死人啊。”

還有一天下午，蔣文強進入一個病房打掃衛生，那個病床上的大爺他已經很熟悉了。他看到房間裡的垃圾桶是幹淨的，“大爺，您中午沒吃飯嗎？”蔣文強一邊打着招呼，扭頭一看，卻發現床上，大爺已經被包在裹屍袋裡了。他慌張地跑出了病房，在工位上坐了一個小時，既驚吓又難過，半天緩不過神來。

但他也目睹了患者病愈的喜悅，以及他們與家人劫後重逢的撫慰。有一天，一位患者喜滋滋地告訴他自己已經好了，要出院了。他們聊了很久，對方把他當醫生一樣向他傾訴病情的細節。蔣文強才意識到，“這個病是真的能好的。”

再之後，病愈出院的患者越來越多，醫護人員們也給了蔣文強很多的鼓勵和幫助；大連交通廣播幫他聯系了大連醫療隊和志願者，還給他找了心理醫生。這樣，蔣文強慢慢地放下了心理負擔，不再惶恐度日。

這時，媒體也注意到了蔣文強的奇遇，紛紛來到他所在的醫院，拍下他工作的照片和視頻，報道他的抗疫事迹。因為擔心父母看到會擔心，蔣文強接受媒體采訪時用了“大連”作為化名。

而遠在大連的父母一直以為兒子滞留在長沙。“我媽給我打電話時候，我就打馬虎，跟她說，我在起床，問我什麼時候回來，我就說，沒忙完。一般要視頻的時候，我就拒絕，說在忙。”

蔣文強在醫院與護士的合影。

“隻想當個廚師”

3月10日一早，蔣文強收到大連醫療隊給他發來的做核酸檢測的通知。這也是他在武漢第一人民醫院工作的最後一天。他拿起手機拍了短視頻，記錄下自己護理過的病房、操作間、洗拖把的地方。鏡頭裡，護士們紛紛向他揮手告别。

回憶起在武漢的奇遇，蔣文強覺得自己相當幸運，“我遇到了許多好心人，也不用再擔心吃喝和日常裝備物資，在大連的家人也被安撫得很好。”

3月30日，蔣文強跟随大連支援武漢醫療隊的最後一批隊員乘坐包機返回大連。在外漂泊了64天，他終于回到大連瓦房店的老家。

回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籌劃開了自己的餐館。蔣文強學過6年廚師，開餐館是他曾經的夢想。

這位疫情中的網紅“平民英雄”，如今心心念念的就是做好自己的餐館。

在武漢醫院當志願者時，蔣文強每天能領到500元工資，25天裡共拿到了12500元。他覺得不算多，“我給你算筆賬。”他把隔離的天數也算上，算下來64天拿了一萬多。“是不是不算多？”

他把這筆錢作為小飯館的啟動資金，在大連市區内盤下一個300平米的店鋪，開始做起了海鮮燒烤生意，名字就叫“大連小夥海鮮燒烤”。

偶爾再翻看手機相冊裡關于武漢的視頻，他還是會心裡酸酸的。他把視頻發在了短視頻平台上，配上傷感的文字：“我僅有的一些記錄，自己看完，流淚了。”這條視頻點贊人數超過了16萬，近6000多條評論。

疫情裡的意外走紅，讓他“大連小夥”的短視頻帳号粉絲從最初的15個暴漲至15萬個。“不多吧。”雖然這麼說，但他的語氣裡有掩飾不了的得意。

他不斷地回述這段故事，“都講膩了！”他說，還有電影導演看中了這段奇遇，想找他拍戲。“我跟對方說，暫時沒有合作的打算。眼下，我隻想當個廚師。”

到底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火的，蔣文強也沒概念，隻記得有家自媒體發表了一篇關于他的報道，第二天他再去上班時，醫護人員都說：“小夥子，你火了！”那篇文章大概有二三十萬的閱讀量，而關于他的話題登上了微博熱搜。

“我一直是個小市民，剛開始覺得這麼多人知道我，挺開心的。我還想以後應該吃喝不愁了，能跟人要點吃的了。”蔣文強有點興奮。

起初，他對上電視毫無概念。在央視的節目裡，演員張國立跟他連線，他緊張得結結巴巴，“什麼也沒說出來，最後隻是隔着屏幕要了張簽名照”。

而在5月接受《中國慈善家》的采訪時，蔣文強對于媒體俨然已經駕輕就熟了。“忘了”“記不清了”，是他回憶武漢故事時的高頻用詞。

如今，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做好自己的餐館。雖然疫情之下餐飲業前景堪憂，朋友也都勸他再想想，但他執意要實現這個想法。他說，這得歸功于武漢那段經曆給予的能量。“大家都覺得餐飲業不太好的時候，我想做出點樣子，讓那些想放棄的人繼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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