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經濟學家本·伯南克、道格拉斯·戴蒙德（中）和菲利普·迪布維格。圖/諾貝爾獎官網

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

瑞典皇家科學院10日宣布，将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本·伯南克，道格拉斯·戴蒙德和菲利普·迪布維格，“以表彰他們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導師謝丹夏告訴新京報新京智庫，其在芝加哥大學留學時，曾師從道格拉斯·戴蒙德。從芝大畢業後，他還曾專門去拜訪戴蒙德教授，向其彙報自己的實證銀行擠兌研究進展以及網貸平台金融風險相關研究，戴蒙德教授總是非常耐心地給予各種指導。

這三位獲獎者做出了哪些開創性的貢獻？戴蒙德教授給他的學生們帶來了哪些影響？就此，新京智庫專訪了謝丹夏副教授。

對全球金融危機做了一個學術“了結”

新京智庫：與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相比，這次的評獎有何特點？為何要以銀行和金融危機研究作為頒獎緣由？

謝丹夏：諾貝爾經濟學獎大緻是按照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計量與實證方法等三大領域輪流頒發的，當然也會偶爾穿插一些較小的領域如金融經濟學、經濟史、勞動經濟學等。比如最近幾次，2018年頒發給了宏觀經濟學；2019年是實證方法；2020年是微觀經濟學；2021年又是實證方法。那麼今年頒發給宏觀經濟學的概率就很大了。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很有特色，既可以看成是頒給了宏觀經濟學領域，因為是對金融危機的研究；又可以認為頒發給了金融經濟學領域，即對銀行和金融中介的研究，而上次頒發給金融經濟學領域則要追溯到2013年。當然，這次經濟學諾獎還可以認為是頒發給了宏觀-金融這樣一個新生的跨學科經濟學領域。

此次以銀行和金融危機研究作為頒獎緣由，首先是對2008年次貸危機發生以來的學術與政策發展的總結與反思。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此後在全球造成的金融危機連鎖影響，直至此次諾獎頒發，才算做了一個真正的學術“了結”。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後，雖然當年的諾獎頒給了提出第一代貨币危機模型的克魯格曼，但當時頒發的緣由主要是出于他對國際貿易理論的貢獻。此後幾年，學界一直猜測經濟學諾獎可能會頒發給金融危機相關的研究，卻一直未實現。這可能是因為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理論和政策分析還沒有完全塵埃落定，還需要更多的理論沉澱與學界共識，而且作為該次金融危機宏觀政策主要掌舵人的伯南克還在美聯儲主席任上（2006年-2014年），因而也可能有避嫌的考慮。

伯南克在該次金融危機中的作為可圈可點，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他自身學術研究的政策可用性，而戴蒙德和迪布韋格所共同創立的銀行擠兌模型到今天也已經曆了足夠長的時間檢驗。

在經曆了兩年多的新冠疫情沖擊之後，一些國家的經濟已經遇到不少問題，出現了全球經濟衰退的迹象，金融危機的風險也開始浮現，因而這次諾獎頒發也頗具時效性和現實意義，他們的發現将有助于各國改善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

學生在課堂上常跟不上他的思維

新京智庫：戴蒙德是你在芝加哥大學留學時的教授，你對他有哪些印象？戴蒙德做出了哪些開創性的貢獻？

謝丹夏：戴蒙德教授是位溫潤如玉、風度翩翩的學者，也是位和藹可親的良師。從芝大畢業後，我還曾專門去拜訪戴蒙德教授，向他彙報和交流自己的實證銀行擠兌研究進展，以及與網貸平台金融風險相關的研究，他總是非常耐心地給予各種指導。

當然，他過于睿智的思維和對問題的深刻洞見，有時候常常讓我們（這樣的小白）在課堂上無法及時跟随。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10日，美國芝加哥，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戴蒙德出席發布會和慶祝活動。圖/IC photo

戴蒙德教授與合作者迪布韋格（今年的另一位諾獎得主），在他們1983年發表的經典論文《銀行擠兌、存款保險和流動性》中，第一次提出了銀行中介及銀行擠兌（bank run）模型，非常精妙的、富有創造性的把銀行儲戶之間的戰略互補性（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問題使用經濟學語言生動地描述出來——即每位儲戶都害怕其他儲戶把銀行有限的現金（流動性）取光，因此會進一步增強每位儲戶馬上取款的動機，最終使得銀行擠兌情況更為惡化，即儲戶間的協調失靈會增加銀行倒閉的風險。

基于此模型，他們還分析了存款保險制度及相關政策對于規避銀行擠兌風險的有效性。

戴蒙德教授非常強調短期債務、流動性在金融風險和穩定中的關鍵作用。此外，他對金融中介的重要作用也有重要理論。

指出了金融中介的不可或缺性

新京智庫：有論者說戴蒙德的一大貢獻是為金融中介正名？你怎麼看？如何理解這一貢獻？

謝丹夏：戴蒙德教授在他1984年的獨作《金融中介和委托監督》一文中，提出一個關于金融中介作用的重要理論：金融中介比如銀行，對于借款人可以起到“委托監督”的關鍵性作用——當借款人得到貸款後，銀行實際上可以被看作受到貸款人委托，來監督借款人的行為，以減弱借款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風險”問題，因而可以削弱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危害，進而提高信貸市場效率。而且，大的金融中介還更有利于對風險的分擔。

戴蒙德教授所提出的金融中介委托監督理論，實際上指出了金融中介的不可或缺性。這也可以從科思對公司與市場邊界的讨論中得到類似推論——當存在交易成本時（在金融信貸市場上的交易成本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所導緻），（金融）市場将無法完全取代（金融中介）公司。

新京智庫：師從戴蒙德教授的經曆，對你的學術研究有哪些影響？

謝丹夏：戴蒙德教授也深刻影響了我自己的研究。在芝大期間，與他的銀行擠兌（bank run）模型相對應，我提出了一個“理性拼搶”（rational rush）模型，用來分析過度投資和“資産泡沫”問題。而且，在他的直接建議和指導下，我（和合作者們）開始從實證方面來研究銀行擠兌問題，現已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正在準備投稿。我的其他相關研究還包括對網貸平台金融風險的理論和實證分析。

受到戴蒙德教授著名的銀行擠兌（bank run）模型的啟發，我（和合作者們）提出了第一個“醫療擠兌”（hospital run）模型，用于分析新冠疫情中的醫療資源分配及政策協調問題。

戴蒙德教授溫和而嚴謹的學者之風，對我們的影響潤物細無聲，也深刻影響了我的思維模式以及對學生們的指導風格。

給我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提供了建議

新京智庫：此前看到你在相關文章中談到，戴蒙德教授還為我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寶貴的建議。這是何時的事？

謝丹夏：存款保險制度作為我國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有助于提高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并保護存款人的利益。戴蒙德教授在他1983年的成名作《銀行擠兌、存款保險和流動性》中，不僅闡述了銀行擠兌發生的根本原因，還論述了存款保險的關鍵作用機制。

值得一提的是，戴蒙德教授還為我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寶貴的建議。

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險條例》正式施行，這标志着我國存款保險制度正式建立。在這個過程中，我國有關部門曾專門邀請戴蒙德教授來華并提供咨詢和提出必要的政策建議。

文 / 新京智庫首席研究員 柯銳

編輯 / 鄭偉彬

校對 / 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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