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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之死司馬昭殺成濟

生活 更新时间:2025-02-02 17:22:41

曹髦之死司馬昭殺成濟?曹髦:吾不能坐受廢辱劉協、曹奂退位後,不失王公之位,且可在封地中“行(前朝)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名義上尊崇備至;這是因為他們肯于配合權臣表演,主動下诏禅讓,因此才得以善終,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曹髦之死司馬昭殺成濟?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曹髦之死司馬昭殺成濟(魏武遺風論曹髦之死)1

曹髦之死司馬昭殺成濟

曹髦:吾不能坐受廢辱

劉協、曹奂退位後,不失王公之位,且可在封地中“行(前朝)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名義上尊崇備至;這是因為他們肯于配合權臣表演,主動下诏禅讓,因此才得以善終。

曹髦則不然,他不僅不願配合司馬氏的政治表演,還多次在宮廷筵講中以夏之少康自诩,取“太康失國,少康中興”之典故,即有心銳意進取,重振皇綱,他甚至私撰《潛龍詩》自喻,令司馬昭不勝反感。

帝宴群臣于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中書令虞松等并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魏氏春秋》

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晉書 五行志》

得罪司馬氏的下場是很嚴重的。曹髦的前任曹芳,曾串謀李豐、張緝、夏侯玄等人欲重奪大權,結果慘遭廢黜,死後還被冠以“厲”之醜谥(殺戮無辜曰厲),可謂身名俱裂。有此前車之鑒,可知曹髦既然不肯配合司馬氏,那他自然也不會得到好下場,不僅會被廢黜,還會“坐受廢辱”,即人格尊嚴亦難保全。

晉受禅,封齊王(曹芳)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谥曰厲公。--《魏世譜》

從《魏書》的相關記載看,曹髦彼時已即将被廢,且罪名亦基本确定,即不仁、不孝。

曹髦死後,其嫡母(曹叡遺孀)郭太後望風承旨,污蔑其“不可以奉宗廟,恐颠覆社稷”。此言雖有事後遮掩彌補之意,亦側面反映曹髦被廢已成定局。

另外,郭氏诏令中還提到曹髦的兩項大罪,其一是“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其二是“以誣謗吾,隔絕兩宮”。性情暴戾即不仁,隔絕兩宮即不孝。身為人主,不仁不孝,自然“不可以奉宗廟”。

皇太後令曰:“……(曹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吾語大将軍(司馬昭),不可不廢之,前後數十。”--《魏書 高貴鄉公紀》

這裡需要注意,郭氏雖為明帝遺孀,卻自通于司馬氏,雙方家族成員“頻繁為婚”,可知诏書之中醜辭,乃是替司馬氏尋找廢黜曹髦的合理借口。

景、文二王(即司馬師、司馬昭)欲自結于郭後,是以頻繁為婚。--《晉諸公贊》

實際從《高貴鄉公紀》的記載看,曹髦“少好學,夙成”,且頗知禮法,謹慎勤恪,于是“百僚陪位者欣欣焉”,明顯是英明令主。可知郭氏诏令,皆為不實之詞,甚至可能出自司馬氏之手筆。

司馬氏安在曹髦身上的罪名,除“不仁”、“不孝”之外,還可參考曹芳被廢之時的罪名,即“共觀倡優,裸袒為亂”,簡言之,即淫亂不軌。

皇帝(曹芳)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内寵,沉漫女色……遊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王沈《魏書》

司馬師誣言曹芳“耽淫内寵,沉漫女色”

曹芳被廢時,不僅被冠以淫亂之罪,還被安上“以彈彈人,不避首目”的惡名。此罪乃是先秦時代權臣趙盾廢黜晉靈公之借口,此時複見于曹芳,造作之意顯見。曹芳待遇如此,曹髦境遇可知。

帝(曹芳)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王沈《魏書》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左傳 宣公二年》

綜上所述,在曹髦起兵前夜,他已知曉自己行将遭到廢黜,且會被冠以“不仁”、“不孝”之罪,甚至可能會被醜化為淫亂昏君,淪為史書中的笑柄;因此隐忍多年的他終于退無可退,發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怒吼,将兵而出,欲與司馬氏決死。

(曹髦)出黃素诏于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魏氏春秋》

曹髦為何要殊死一搏

曹髦身為人主,不願“坐受廢辱”,這一點不難理解;但“正使死,何所懼”的悲壯遺言,卻又略顯蒼涼。其實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曹髦一旦被廢,絕對得不到善終,勢必遭到司馬氏的殺害。

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漢晉春秋》

原因很簡單,曹髦兼資文武,壯志淩雲,在朝野中頗富人望(詳見後文),且具備一定的政治手腕。他和劉協、曹芳、曹奂等傀儡君主存在根本差别,因此必不為司馬昭所容。

劉協早年嘗試過反抗,失敗之後遂自暴自棄,淪為曹氏父子的掌中玩物。曹芳在尚可一搏之際,因為“懼不敢發”而放棄刺殺司馬兄弟的計劃,導緻“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可知亦是庸才。至于曹奂,乃是司馬昭精挑細選的庸懦宗室,其存在的唯一意義便是配合嬗代演出,固無足論。

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司馬昭)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将軍。已書诏于前。文王入……帝(曹芳)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司馬師)因是謀廢帝。--《魏晉世語》

而曹髦性情剛烈,完全不同于上述傀儡。同時代中,重臣鐘會、石苞等人曾高度評價曹髦。鐘會稱其“才同陳思,武類太祖”(見前文注引),石苞則稱其“非常人也”,甚至“以為魏武更生”。

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石)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魏晉世語》

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生。--《晉書 華表傳》

“陳思”即陳思王曹植,此言即贊美曹髦的文學素養。“才同陳思”已經頗令司馬氏畏懼,“武類太祖”則更令司馬氏坐卧不安。

一個作為“禅讓工具”而被扶植的傀儡天子,竟然具備了奸雄曹操一般的文韬武略,甚至被認為是“魏武更生”,這對權臣而言無疑是十分危險的信号,尤其考慮到這個評價還是出自石苞之口。

石苞是司馬家族在闾閻中延攬的風塵末吏,青龍年間(233-237)“鬻鐵于長安”,為司馬懿父子所知。正始年間(240-249),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石苞亦在其中,後參與高平陵之變,由是發迹。

初,青龍中,石苞鬻鐵于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魏晉世語》

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晉書 景帝紀》

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

司馬懿認為石苞“好色薄行”,不甚喜愛,但司馬師卻認為“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因為“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可知此人并非“貞廉之士”,之所以被司馬父子相中,正是因為此人毫無底線,可以做主君不方便做的事情。

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晉書 石苞傳》

在此背景下,石苞對曹髦的誇贊,絕不能被視作善意之辭,反而是催促司馬昭弑君的暗示之語。因此在石苞發出“(曹髦)非常人也”的感歎之後,随即發生了弑君之事。學者姚範認為“司馬昭廢立之計蓄之已久,而石苞更促之”,可謂一針見血。

(石)苞曰:“(曹髦)非常人也。”明日發至荥陽,數日而難作(指弑君事發)。--《魏晉世語》

更令司馬昭畏懼者,乃是曹髦不僅少年夙成,英明奮發,還很有政治手腕。

昔日(254)曹芳被廢,中領軍許允亦被牽連誅殺,禁衛大權遂轉入中護軍之手(請廢曹芳的奏疏中,有中護軍而無中領軍,可謂佐證),而充任中護軍的人選是司馬望。

魏初,因置護軍将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也。--《晉書 職官志》

司馬望本為司馬孚之子,後出繼給伯父司馬朗,而司馬朗、司馬孚皆為司馬懿之同胞兄弟,其政治立場可知。比如請廢曹芳的奏疏中,司馬望便位在其中(見《齊王紀》引王沈《魏書》)。

然而就是這個心如鐵石的司馬望,擔任中護軍期間,由于受到曹髦的“親待”,竟被其人格魅力感化,最終因不願承擔弑君之罪,辭去護軍職務,逃離了洛陽這個是非之地。司馬望雖然未能徹底倒向帝室,但曹髦籠絡人心之手段,由此足見一斑。

(司馬望)遷護軍将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司馬)望與裴秀、王沈、鐘會并見親待,數侍宴筵……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觐,權歸晉室。(司馬)望雖見(曹髦)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将軍。--《晉書 義陽成王傳》

在此背景下,少年老成,英明有為的曹髦,已成司馬昭的眼中釘、肉中刺,因此他不僅會“坐受廢辱”,甚至被廢之後亦不能得善終,勢必遭到隐誅。可知曹髦所處之形勢,已如昔日之陳勝,即“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這不僅可以解釋曹髦臨行前為何要留下“正使死,何所懼”的壯烈遺言,也可以解釋他為何在“帝師潰散”之際,仍然“手劍奮擊”,視死如歸。因為曹髦自出征的一刻起,便沒打算活着回來——他甯肯死于亂軍之手,彰司馬氏大惡于天下;亦不肯在“坐受廢辱”之後死于鸩毒,流于無聞。

高貴鄉公之難始末

曹髦讨伐司馬昭,在《晉書》中被寫作“高貴鄉公之難”,以君讨臣,而被書作“難”,無疑是史官立場使然。便如魏室忠臣讨伐司馬氏,被寫作“淮南三叛”一般。

從高貴鄉公之難的始末細節上看,曹髦殺伐果斷,智勇兼備,雖因兵力寡弱而最終敗殁,但亦不失人主之雄。

(1)臨危不亂,冒雨出師

曹髦臨行前,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共謀大計。他們分别隸屬侍中寺、尚書省、散騎省。

(帝)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漢晉春秋》

曹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漢魏皇宮之中,存在許多不同的“殿”;而“省”即是以“殿”為中心構成的院落(見陳蘇鎮《東漢的“殿中”和“禁中”》)。散騎省在魏晉時隸屬門下省(即侍中寺),但由于功能差異及辦公區域不同,因此被稱作“雖隸門下,别為一省”。

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将士囚之于散騎省(據此可知散騎獨為一省),以大戟守省閣。--《晉書 趙王倫傳》

晉置四人,典章表、韶命、優文、策文等,雖隸門下,别為一省。--《通典》

按陳蘇鎮的《魏晉洛陽宮的性質與格局》考訂,散騎省在太極殿北,侍中寺在太極殿東南,端門之内;而尚書省在端門之外。端門,即“殿中”區域的南門,亦是正門。照此看來,曹髦大約想通過心腹侍從動員宮省,加強出兵時的後備力量。

不幸的是,王沈、王業為求自保,竟然臨陣叛逃,“奔走告文王(司馬昭)”,時又天降大雨,人心惶惶。曹髦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并未慌亂,而是即刻“下陵雲台”,召集人馬,趁夜冒雨出兵,欲與司馬氏決死。

(王)沈、(王)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漢晉春秋》

戊子夜……會雨,有司奏卻日,(帝)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诏于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後,遂拔劍升辇。--《魏氏春秋》

(2)私屯甲胄,铠仗授兵

跟随曹髦出兵的兩位武官,一位是“冗從仆射李昭”,另一位是“黃門從官焦伯”,此二人職官身份比較特殊,皆是禁中的内侍。

戊子夜,帝自将冗從仆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台,铠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讨文王。--《魏氏春秋》

“禁中”,是宮中防衛等級最高的地方。這裡是皇帝的起居之所,有時亦代指後宮所在。禁中不同于“殿中”與“宮中”,殿中宿衛有虎贲、羽林郎;殿門宿衛有三署郎;宮門宿衛有衛尉下轄的衛士,皆由士人充任;而禁中的宿衛,按制度皆用宦官。

按《續漢書 百官志》,冗從仆射,全名“中黃門冗從仆射”,用宦者。黃門即禁門,亦寫作“黃闼”,可知李昭、焦伯按理應是宦官。

中黃門冗從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續漢書 百官志》

禁門曰黃闼,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令。--《續漢書 百官志》劉昭注引董巴《漢書》

不過由于曹丕改易宮禁制度,限制宦官、重用士人(見《魏書 文帝紀》),以至畢軌(典農校尉畢子禮之子)、華廙(司徒華歆之孫)等人均有擔任冗從仆射的記載,因此也不能排除李昭、焦伯可能具備士人身份。

冗從仆射畢軌表言:“尚書仆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魏書 辛毗傳》

泰始初,遷冗從仆射。--《晉書 華表傳-附傳》

不過按常理推斷,為了保證禁中安全,避免穢亂宮廷(東漢時侍中郭舉值守禁中,趁機與後宮私通,見蔡質《漢儀》),即使李昭、焦伯是士人,他們的從屬成員,應該亦多為宦者。宦官的身體條件、訓練水平自然無法和職業武士相比,這也能夠側面解釋為何曹髦軍隊的戰鬥力較差,一觸即潰。

不過曹髦也并非全無準備,他糾合“僮仆數百”之後,随即“铠仗授兵”,可知在六年(254-260)的傀儡生涯中,曹髦也暗中積蓄了不少力量,所藏甲胄兵刃,足以武裝數百人規模的隊伍。

帝遂帥僮仆數百,鼓噪而出。--《漢晉春秋》

(帝)铠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讨文王。--《魏氏春秋》

曹髦铠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讨文王

達到這一成就并不容易,因為昔日司馬懿誅曹爽時(249),便是“先據武庫”,之後才“出屯洛水浮橋”。司馬氏既憑此起家,自然會嚴密防備他人效仿,曹髦能夠在司馬氏黨羽的監視下,積攢起數百人的武備,可知确有過人之處。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魏書 曹爽傳》

武裝完畢後,曹髦随即“拔劍升辇”、“擊戰鼓,出雲龍門”,向着司馬昭的相府殺去。

(3)避實擊虛,破門而出

曹髦欲與司馬昭決死,需要突破兩道防線,其一是“殿中”門,其二是“宮中”門。曹髦沖出“殿中”時,選擇的是東側的雲龍門為突破口。

“殿中”,即以太極殿(曹魏正殿)為中心組成的院落,外設殿牆。殿牆南側為端門,也是殿中正門;西側為神虎門,東側為雲龍門。皇帝與群臣朝會,多經由端門或雲龍門,因此二門頻繁見于史冊。

(帝)拔劍升辇,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魏氏春秋》

曹髦不走端門,可能是因為端門為殿中正門,防衛力量較強,因此避實擊虛,選擇東側的雲龍門。側面反映出曹髦頗有智慧,絕非魯莽之輩。

屯騎校尉司馬伷(司馬昭之弟)聞訊,率宿衛親兵與曹髦戰于“東止車門”。“止車門”指殿門,“東止車門”即雲龍門。曹髦此時沒有選擇硬拼,而是以天子名義令“左右呵之”,于是“伷衆奔走”。可知曹髦在朝野中具備一定的威望,也很善于利用自己的威望。

(帝)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入,遇帝于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漢晉春秋》

從“殿中”成功突圍後,曹髦随即引兵向南,朝着宮門方向挺進。

從曹髦“出雲龍門”的行軍方向看,突出太極殿後,他應該會向東掖門、司馬門(南掖門)或阊阖門(宮城南側正門,亦作大司馬門)方向進軍。按《漢晉春秋》,“賈充又逆帝戰于南阙下”,可知曹髦最終選擇從南門出宮,即走司馬門或阊阖門。

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于南阙下,帝自用劍。--《漢晉春秋》

“阙”指宮門兩側的高大門樓,“南阙”即宮城南門的門樓。《水經注》記載魏明帝曾在司馬門“築阙”,結果“崩,壓殺數百人”,遂“不複築”,因此司馬門無阙。據此可知,曹髦突出殿中後,是向阊阖門方向行進,在此遭遇賈充阻擊,雙方遂“戰于南阙下”。

《晉書 荀勖傳》亦有“高貴鄉公欲為變時,大将軍掾孫佑等守阊阖門”的記載,可以互文印證。

(4)手劍奮擊,以身殉難

曹髦進軍的目的地,即司馬昭的“相府”,其具體位置不詳。按仇鹿鳴《高平陵之變發微》一文推斷,其府邸似在洛陽宮城之外東側,與阊阖門的距離不明。不過按賈充“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複有種乎”的恐慌态度來看,可知彼時情勢危急,側面反映出相府距離阊阖門應該不會太遠,曹髦一旦率部沖出宮門,确實有可能威脅到司馬昭的人身安全。

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複有種乎?何不出擊!”(成)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魏末傳》

賈充: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複有種乎

在南阙之下阻擊曹髦的賈充,彼時接替司馬望,擔任中護軍。賈充是著名的無良奸佞,他自結于司馬氏,與司馬昭之子司馬攸(司馬攸後出繼司馬師)、司馬炎之子司馬衷兩代為婚,姻親肺腑,休戚與共,因此他自然不會像前任司馬望那樣對曹髦抱有同情之心。

彼時暴雨傾盆,阊阖門下血光沖天,冗從、禁衛、僮仆、宦官們厮殺成一團,曹髦躬自“擂戰鼓”,為先鋒助威;可惜臨時拼湊的雜役部隊,畢竟不是護軍的對手,然而“帝師潰散”之後,曹髦竟驅車突入陣中,“手劍奮擊,猶稱天子”,借以激勵士氣,雄壯豪邁如此。

會雨……賈充自(宮)外而入,帝師潰散,(曹髦)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魏氏春秋》

(曹髦)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陳(陣)間。--《魏書 高貴鄉公紀》

事已至此,唯有弑君一途。在賈充的煽動下,騎督成倅、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跸”,将曹髦刺殺于車辇之中。在曹髦崩逝的一刻,雷霆大作,烏雲倒卷,天地一片昏暗,晦冥不可視物,似乎上蒼都在哀泣這位少年英主之死。

(賈)充帥厲将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氏春秋》

曹髦的人生雖然定格在了二十歲,但他不甘廢辱的反抗精神,以身殉社稷的悲壯之舉,卻書于竹帛,傳唱千載。北魏孝莊帝刺殺權臣爾朱榮之際,亦自诩“吾甯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可知曹髦的精神遺産,曆久彌新,不斷激勵着後世中身處逆境的帝王人君。

小結

曹髦兼資文武,少年夙成,壽元雖短,卻堪為一代令主。若無權臣篡弑之事,其前途不可限量。

可歎之處,乃是一代令主死後,竟被群小污蔑為無忠、無孝的敗亂之君,甚至被冠以“自陷大禍”之惡名。司馬氏兩代三人奸宄相繼,為惡日甚,自不必言;郭氏身為明帝遺孀,亦助纣為虐,信口雌黃,委實愧對魏朝宗祀。

曹髦死後,朝廷群魔亂舞,宵小盈溢。郭太後率先詐稱“(曹髦)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然而太後居于西宮,曹髦卻率部出雲龍門(殿東門),可知所謂“密因鸩毒”、“圖為弑逆”皆乃醜辭。

皇太後令曰:“……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為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因鸩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魏書 高貴鄉公紀》

郭太後誣言曹髦欲入西宮弑母

權臣司馬孚,在曹髦崩後“枕帝股而哭”,貌似忠厚;結果很快便撕下僞善面具,率領群臣上書,污蔑曹髦“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醜态百出,震于中夏。清代學者林國贊罵辱司馬孚惺惺作态,稱其“名教掃地”,不為虛言。

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漢晉春秋》

太傅(司馬)孚、大将軍文王(司馬昭)、太尉(高)柔、司徒(鄭)沖稽首言:“……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魏書 高貴鄉公紀》

按《漢晉春秋》,曹髦死後雖雲“葬以王禮”,實以民禮葬之;至于弑君元兇司馬昭,身為人臣,死後竟被葬以帝王之禮(彼時魏朝尚在),其僭越如此。惡逆賈充,不僅未被追責,還“為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于群官”。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至此極矣。

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裡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漢晉春秋》

文帝(司馬昭)崩,賈充、荀勖議葬禮未定。(石)苞時奔喪,恸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晉書 石苞傳》

甚至就連彼時的弑君者成濟之宗族,亦未遭深究。《晉書 文帝紀》雖雲“夷(成)濟三族”,但同書《荀勖傳》卻不慎透露出“今成倅(成濟之兄)刑止其身”的線索。可知真正充當替死鬼者,唯成倅、成濟二人,其家屬皆平安無事,所謂“夷滅三族”不過是空文欺世,徒張大言。彼時朝政之污濁,王法之敗亂,足見一斑。

帝(司馬昭)奏曰:“……(成)濟幹國亂紀,罪不容誅,辄收濟家屬,付廷尉。”(郭)太後從之,夷濟三族。--《晉書 文帝紀》

(荀)勖谏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晉書 荀勖傳》

在此背景下,“才同陳思,武類太祖”的曹髦,不甘坐受廢辱,亦不肯自毀社稷,最終憤然讨逆,亡身殉難,借帝王之血,彰群小之惡,既是時勢所迫,亦是個人意志之宣洩。

好在天道昭彰,終不能颠倒黑白。千載之後,忠奸自有分明。實際東晉之時,便有明帝聞高貴鄉公之死而“以面覆床”之事,可知王沈之醜唾,終不能掩曹髦之英武;陳壽之直筆,亦足彰司馬之奸惡。可惋惜者,唯有英主早逝,社稷傾覆而已。


我是胖咪,頭條号曆史原創作者。漫談曆史趣聞,專注三國史。從史海沉鈎中的蛛絲馬迹、吉光片羽,來剖析展開背後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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