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為葛兆光先生著作《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劄記》第一章《背景與意義——中國古典詩歌研究中一個傳統方法的反省》閱讀筆記,筆記中加引号的内容引出自書中原話。

葛兆光先生

小樓非常喜歡辛棄疾寫愛情的一首詞《青玉案·元夕》：

青玉案·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裡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小樓在讀這首詞時，一直把它當成一首經典的愛情詞來欣賞，不過，有分析認為，這首詞寫于辛棄疾剛從北方奔南宋之時，當時，南宋強敵壓境，國勢日衰，然而南宋統治者卻偏安江左，沉迷享樂，不思進取，意思收複失地的辛棄疾不得重用，這首詞寫的就是詞人政治失意後，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格，詞中尋找情人也變成了詞人尋找政治知音。

于是，一首動人的愛情詞就變成了“含意深刻”的政治諷喻詩。

辛棄疾畫像

并不是政治諷喻詩不好，但是一道清甜可口的菜式突然加進麻辣，變成了四川火鍋，口味反差之大，讓人難以品味。

這裡就反應出了一個問題，欣賞古詩詞時，寫作背景真的決定了詩歌的意義嗎？

在傳統的詩歌批評中，“‘背景’成了一個既定思路，幾乎每一個批評家都對它司空見慣，在評論詩歌時毫不猶豫地信手拈用，但很少有人對它似乎天經地義的權力提出質疑，問問它憑什麼充當理解詩歌意義的基礎。”

背景分析通常有兩種，一是宏大的背景分析，如時代、思想、地域、民族、階級等。我們經常把唐詩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這說是時代的背景分析。但是這種分析通常隻是給詩歌加上大而無當的诠釋前提，當它直接參與詩人或詩歌的诠釋時，它那種大而無當常常會泯滅詩人或詩歌的個性特征。

二是精細的背景分析，比如詩人的人生境遇，創作詩歌時的具體情境。

顯然，“背景對于詩歌意義的闡釋是必要的，尤其是精細而準确的背景”，但它并不是一把萬能鑰匙。

首先，詩歌的寫作背景并不都能考評清楚。

精細而準确的寫作背景雖然對理解詩歌的意義很幫助，但古代有很多詩人生平記載不詳，詩歌寫作的時間跟地點更是難以考證。

其次，精細的背景也不能限定詩歌的意義。

“背景是批評家視野裡重構的曆史，是按照批評家的理解分析對一系列事件材料的排列組合與解釋，但它并不是真實的曆史本身，屬于曆史的那些事件早已逝去，屬于曆史的詩人也早已死亡，時間帶走了他們複雜的精神和微妙的心靈，留給批評家的隻有詩歌本文和相關的一系列‘曆史叙述’。”

“把詩人複雜的寫作心理簡化為背景到意義的機械過程，把詩廣泛的表現領域縮小為政治或時事的專門欄目，這是對詩人與詩歌’充分的理解與尊重’還是畫地為牢對他們的貶抑？”

就如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我們能大緻确定寫首詞的寫作時間跟地點，也知道此時辛棄疾抑郁不得志的心情，但辛棄疾這一時期就隻能寫表達他抑郁不得志心情的詩詞嗎？他就不能寫寫風花雪月的愛情嗎？這首詞與他的政治抱負的關系牽強至極，相反，詞中愛情的細節與感受卻無比清晰。

“詩人正屬于最複雜多變的那一類心靈，詩歌正擁有最微妙難測的那一類情感，把‘背景’之因與‘意義’之果硬疊合在一起難免犯刻舟求劍的錯誤。”

再次，即使背景批評準确，也常常破壞詩歌本來要給人帶來的藝術美感享受。

“詩歌本來是要給人們以藝術美感享受的，而這種精确到有些殘酷的背景批評卻常常破壞這種樂趣。”就算是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确實有所隐喻，但一想到詞中苦苦尋覓的情人竟是指政治知音，原詞中那中悱恻動人的愛情感受頓時被破壞殆盡。

在中國的古典詩詞裡，許多詞語确實有特定的政治隐喻，比如，從屈原開始，就常用香草來隐喻詩人高潔的品格，用美人來隐喻詩人的理想或君王，張九齡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就是運用了這樣的隐喻，古詩詞中還常用夫妻男女關系來隐喻君臣關系，因為存在這些詩歌詞語的習慣性聯想，當詩人一使用到這些詞語時，批評者往往忽視了它們的本義，把它們一概視為“背景”的諷喻。

比如韋應物的《滁洲西澗》：

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鹂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在小樓看來，這就是一首寫大自然變化之美的詩，但宋人謝枋得說：”幽草、黃鹂比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再看看此時韋應物在當一個滁洲刺史的小官，正是不得其位，不得其用，于是附會一下，這首詩又變成了一首政治諷喻詩了。

清人沈德潛說：“此輩難以言詩。”說得解氣。

1、詩歌本身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文本。

詩歌文本“是由詩歌的特殊語言構成的傳情達意的藝術品，盡管語言的‘指涉性’使文本‘像許多引文的鑲嵌品，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轉化’，但背景曆史卻隻 ‘其他文本’之一，相當多的詩歌并不需要背景的支撐為靠山就可以擁有完足的意義，特别是那些曆久彌新、傳誦不絕的抒情詩歌，它并不是傳達某一曆史事件，某一時代風尚，而隻是傳遞一種人類共有的情感，像自由，像生存，像自然，像愛情等等， 一旦背景羼入，它共通的情感被個人的情感所替代，反而破壞了意義理解的可能。“

2、詩歌合作雖然受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所影響，但這種影響經過詩人個人特質的扭曲，并受到具體創作時極微妙的心境變形，才在文本中留下極其含糊的“印迹”。

“把‘背景’看成是一種必然性規定性的‘勢力’或‘靠山’，至少犯了兩種毛病，一是把複雜的詩歌活動簡化為一種‘刺激-反應’模式，仿佛把活生生的詩人當成牽線木偶，把一出靈動萬變的人生大舞台看成了死樣呆氣的牽線傀儡戲；二是把文學降格為曆史學的附庸而根本忽略了文學的個性存在，隻有曆史賦予的意義，而沒有語言技巧與審美經驗賦予的意義。”

3、背景隻是詩歌意義的诠釋手段之一，并不能決定詩歌的意義。

欣賞詩歌時，背景分析隻是我們理解詩義時輔助的工具之一，而且有背景分析有着諸多局限，詩歌本身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文本，欣賞詩最重要的感受詩歌帶來的美學享受，我們不能用背景分析來限定詩歌的意義，從而破壞詩歌的藝術美感。

筆記整理：謝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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