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報記者 龍文泱

新湖南客戶端記者 廖慧文

通訊員 蔡孟芳

汨羅江畔的汨羅山墓地，有12座高大封土形成的“小山包”。長久以來，當地人稱呼它們為“屈原十二疑冢”。近年來的考古勘探證實，這些山包是一批戰國時期高等級楚國大墓。“考慮到當時楚國都城郢已被秦人占領，不能排除其中存在屈原墓的可能性。”1月9日，站在其中一座疑冢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羅城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盛偉說。

（1月9日，俯瞰嶽陽市屈原管理區河市鎮羅城遺址小洲羅考古發掘現場。湖南日報首席記者 郭立亮 攝）

屈原人生的最後時光在哪裡度過？盛偉的目光投向西邊，汨羅江的對岸。那裡有一座城——羅城。2020年，盛偉帶隊對羅城遺址北面的小洲羅遺址進行了發掘。“從遺迹和出土文物來看，羅城很可能就是楚國安置羅國遺民之地。”

楚文化大規模入湘最早地點

羅城遺址，位于湖南省嶽陽市屈原管理區河市鎮古羅城村。城址區及外圍的聚落讓該遺址成為面積近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

（俯瞰嶽陽市屈原管理區河市鎮羅城遺址小洲羅考古發掘現場。湖南日報首席記者 郭立亮 攝）

從1957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确認為東周城址起，這裡經曆過數次發掘。很長一段時間，這裡以“羅子國城遺址”的名字被人們所知。它周邊的烏龜山、虎形山、汨羅山、高泉山等，均有春秋中期、戰國時期高等級墓葬分布。

2020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羅城遺址北部的小聚落——小洲羅遺址進行了發掘整理。“我們發現了一批春秋中晚期階段的陶器、石器等。這些陶器與湖北江漢平原西部地區春秋時期的陶器幾乎完全一樣，而與湘江下遊發現的同時期文化遺存差别較大。這說明，此時羅城遺址的居民不是本地的，可能是來自于江漢平原西部地區楚文化系統的移民。”盛偉說，結合《水經注·湘水》等文獻記載的楚人遷羅事件，以及遺址周邊發現的高等級銅器墓、帶“羅子”銘文的銅器，羅城遺址可能就是楚國安置羅國遺民之地。

（羅城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部分春秋中晚期的遺存陶器。湖南日報首席記者 郭立亮 攝）

盛偉進一步介紹：“這裡是目前國内僅見的、能夠實證羅國史迹的唯一一處遺址。遺址出土的大量春秋中期甚至更早時期的遺存，屬于湖南地區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一批典型楚文化遺存，是楚文化大規模進入湖南的最早一處地點。可謂湖南被正式納入中原王朝治理體系的起點。它的發展曆程是湖南華夏化進程的縮影，對研究江南的開發、湖南的早期曆史以及湖湘文化的源頭有重要意義。”

（羅城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部分石器。湖南日報首席記者 郭立亮 攝）

當天，在屈原管理區舉行的羅城遺址考古發掘專家現場會上，來自湖北、河南、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的考古專家肯定了這一意義，并提出打造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議。

秦軍破郢後，羅縣成為楚戰略後方

“考古發掘顯示，春秋時期楚國移民初步形成遺址，戰國時期楚國設縣建城。此後，羅城一直沿用至隋朝才廢除。”因此，盛偉認為，“羅城遺址”比此前的“羅子國城遺址”的稱呼更加全面地展現了這座城市從興起到廢除的過程。

戰國時期，楚人加大對南方的開發力度。從包山楚簡記載有“羅縣”來看，楚國設置羅縣的時間至少在公元前316年之前。考古材料表明，羅城城址是在春秋時期羅國遺民居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城垣修築的時代為戰國時期，聚落規模較春秋時期明顯擴大。盛偉認為：“這很可能與楚國設羅縣和大規模經營南方的背景有關，羅城由此成為楚國的南方重鎮。”

“戰國晚期，随着秦國攻破楚國都城郢，楚人大批南遷，羅縣人口規模急劇擴大，進一步成為了楚國的戰略大後方。”盛偉說，從汨羅山、歸州山等地發掘的墓葬來看，戰國晚期，羅縣人口出現井噴式增長。

（嶽陽市屈原管理區河市鎮羅城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專家考察發掘出土的部分春秋中晚期的遺存陶器。湖南日報首席記者 郭立亮 攝）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5年的考古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在羅城遺址的東南角發現了一座建于六朝時期的小城。綜合周邊考古發掘結果和文獻等來看，羅城遺址沿用至隋朝。

“由于城市功能的變化，南方地區戰國、秦漢、六朝時期縣城有一個從大到小的變化過程。羅城六朝小城的規制，與汝城、甯遠等地發現的六朝時期縣城規模相當。而在已有城市的西南另辟六朝小城的做法，在湖北荊州的郢城遺址中也可以見到。”盛偉認為，羅城遺址是秦漢以來南方城市發展的代表，為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屈原十二疑冢”與羅城遺址對江而立，他們之間的傳說已經流傳了2000多年。羅城遺址是否儲存了屈原人生最後的時光？期待今後的考古發掘為我們層層破題。

原載《湖南日報》(2021年1月10日04版)

[責編:徐凱琦]

[來源:湖南日報·新湖南客戶端]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