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進步及其引發的産業變革是推動一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内生動力，必然引發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特别是貿易、金融及貨币關系、技術及産業關系的調整和演化，成為推動國際關系調整與演化的關鍵力量。

其一，改變國家之間的技術及産業競争優勢，引發國際生産力結構變革，促進大國關系調整與變遷。在國際社會中，擁有先進技術的國家或者說率先開發先進技術的國家在國際技術及産業競争中具有先發和比較優勢，技術落後或者說技術開發能力相對較弱的國家在國際技術及産業競争中處于劣勢地位。國家之間的技術及産業變革競争構成國際競争的重要内容，技術變遷特别是創新性技術的開發利用必然對國際關系結構産生革命性影響。

其二，改變跨國社會行為體的行為方式，引發國際關系模式和結構的變化。技術進步及其産業變革對社會行為體特别是各國政府、跨國公司、國際組織、跨國非政府組織行為方式産生影響，改變社會行為體行為的地理空間範圍、時間分布、行為工具及手段、行為内容、行為組織方式、行為目标、行為預期等，由此引發國際關系微觀結構與宏觀演化模式的調整與變遷。

其三，國家之間為了獲取新技術而展開的競争推動着國家之間國際結構的調整和變遷，特别是國家之間的盟友與競争對手乃至敵對關系都可能出現變化和調整。在當代國際社會，擁有最新創新技術的國家在國家間競争中的利得和優勢地位吸引着各國對高新技術的投入和研發，各國在技術競争中為了獲得有利地位，必然調整本國的外交政策，根據國家之間技術競争的态勢而調整盟友與競争對手的關系。

大數據搜集、儲存、傳輸、處理與應用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以國家為代表的當代國際社會行為體的認知、決策與行為方式。人工智能不僅能夠部分替代人類的認知、決策和行動功能，推動新興技術和新興産業的形成，推動人類科技革命和産業結構轉型升級，而且能夠極大地改變着國家之間的技術能力與技術競争關系，深刻改變着不同國家之間的綜合國力和綜合競争優勢，推動構建國際結構的調整乃至重塑。

其一，大數據改變國家的資源結構與主權内容。大數據資源影響跨國關系的表現主要有三點：一是一國人口規模越大，産生的大數據資源越多，越容易在跨國數據資源競争中獲得比較競争優勢和規模優勢；二是大數據資源豐富的國家擁有發展大數據相關産業的資源基礎和市場規模基礎；三是大數據主權成為主權國家主權權力的重要訴求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如果不能夠有效維護國家的大數據主權，則主權國家的主權權力得不到充分保障。

其二，大數據技術改變國家的實力結構。國家之間在大數據技術領域的分工合作與競争構建了國際大數據合作與競争的基本内容，推動着國際關系結構的變遷與調整，其在三個方面表現最為顯著：一是大數據技術合作成為推動國家之間整體經濟合作的内生技術動力；二是大數據技術競争已經成為國際競争特别是大數據技術大國競争的前沿領域；三是大數據技術引導下的大數據貿易、大數據金融推動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格局的調整與演化。

其三，人工智能推動國際技術格局和國際生産力格局的重塑。人工智能對國際關系結構的沖擊和重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工智能技術研發能力和進展決定大國技術地位乃至政治經濟地位；二是人工智能能夠引發國際産業結構調整與變遷；三是人工智能對傳統産業和傳統社會生活方式的沖擊，引發傳統國際關系結構和模式的重構。

其四，人工智能重塑國際規則及制度體系。人工智能将在五個方面重塑國際規則及制度體系：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人工智能技術領域并不完全占有絕對優勢；二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能夠部分替代或弱化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職能；三是人工智能改變了跨國社會行為體的行為方式特别是跨國公司的經濟活動方式與内容；四是人工智能為國際分工合作提供了新的技術平台和規則體系；五是人工智能為跨國政治經濟問題的解決特别是跨國沖突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方案。

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持續進步的當代國際社會，各國之間的超級博弈構成國際博弈的主要内容和核心基礎，也是推動國際關系演變的主導内生動力，借助大數據方法與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從超級博弈論角度分析當代國際關系的演變趨勢。從超級博弈論角度看，當代國際關系演變主要表現出如下三方面的趨勢：

第一，大國之間政治經濟超級博弈決定國際關系基本結構類型與演化方向。大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博弈及競争涉及到跨國政治經濟活動的全部領域，表現出超級博弈的顯著特征：一是大國政治經濟博弈中的利益相關者衆多；二是大國參與國際政治經濟博弈的策略類型和數量都表現出多樣性、多元性、變化性和不确定性；三是大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博弈在立體時間與空間同時進行；四是大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博弈是一個長期的曆史過程。

第二，國家之間大數據資源及技術競争的超級博弈決定不同國家在未來國際社會中的基本地位和影響力。如果一國不能夠在大數據資源及大數據技術的超級博弈中獲得有利地位，則在未來的國際競争中不可能獲得相應的政治經濟影響力。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大數據資源及大數據技術競争直接影響到一國在國際技術及産業競争中的最終地位；二是大數據資源及大數據技術競争結果決定一國在國際社會的技術話語權、經濟話語權和政治話語權。

第三，人工智能技術競争引發的大國及國家集團間技術及産業競争超級博弈決定國際社會中的大國興亡與制度變遷。調整和變遷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工智能技術領先大國必然成為國際社會的前沿技術與新興産業的主導力量；二是人工智能技術及其相關産業發展必然對現行的國際技術規則體系、市場及貿易規則體系、金融及貨币市場規則體系、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規則體系産生沖擊；三是人工智能領域的跨國競争與超級博弈已經成為推動當代國際格局變遷與社會演化的主導微觀力量和關鍵宏觀條件。

注：圖片來自網絡

文章來源：《國家治理》周刊2019年3月第3期

《大數據、人工智能與超級博弈論——新時代國際關系演變趨勢分析》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世界經濟專業博士生導師、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保建雲

編輯：李思琪

視覺：王嘉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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