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台記》是蘇轼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被排擠出朝廷，先後任開封府推官、杭州通判。後來為離自己弟弟近點（蘇轍在濟南），被批準改任密州（今山東省諸城）太守。第二年，管理上穩定後，他便開始治園圃，潔庭宇，把園圃北面的一個舊台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蘇轍揣測哥哥的心情，給這個台取名叫“超然”。故此，蘇轼這篇《超然台記》也就應運而生。
說到蘇轼的仕途，不得不提到兩個人：王安石和司馬光。
王安石是堅定的政治改革派，做事目标明确、方向堅定，推動改革雷厲風行，不惜得罪有權勢的大地主們的既得利益，但對新法實施過程控制不力，以緻于底層官吏在變法執行過程中的偏差變成了保守派的武器，最終變法以失敗告終。對外，他也主動出擊，收入西域兩千裡疆土。是典型的進取型人才。
司馬光是典型的保守派特點。反對變法成功後，對王安石新法全盤否認，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緻力于恢複舊制。而在對外政策上，他的保守表現更為突出，為保證西夏邊疆的安甯，他采取的是閉關鎖國的方式：禁絕邊民和西夏市場交易和修建堡壘。還把王安石率軍收複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
衆所周知蘇轼的豁達與超然物外。其實蘇轼在被貶谪前也是一個激進、優秀的“斜杠青年”，但蘇轼言論對事不對人，雖然也被列入反對派而貶谪，但他也看到王安石變法的積極成就，對司馬光全盤推翻新法的不合适做法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但沒被采納。多次被貶的磨練，也造就了他“此心安處是吾鄉”“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超然心态。
今小楷錄其《超然台記》，與師友共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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