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早就在《費爾巴哈提綱》中明确說過：“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在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也就是說人在現實的各種的活動中，人會随着自己實踐的活動内容而發生變化。比如，我們經常鍛煉，那麼，身體的肌肉就不經意間變得粗壯了。你經常使用手幹活，那麼手就變得粗糙了。等等。人影響客觀世界，而客觀世界同時在影響人，改變人。現在有一句流行的網絡用語：“屠龍少年，終究變成惡龍”。就是形象的說明了這個原理。

很遺憾的是，這種彼此互相的在實踐中改變， 是沒有善惡之分的。也就是說你幹一件事情，可能會随着各種具體情況，而有善惡的兩種趨向的變化。比如，反腐敗的司法機構的官員們，就可能會變得更加嫉惡如仇，但是也可能變得與腐敗勢力沆瀣一氣。總之，你不會不發生變化。至于如何變化，那要看各種的曆史條件。

進一步說，我們的專政機器在無産階級的領導下同資産階級進行殊死的鬥争中會發生問題，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這是在恩格斯、列甯早就預料到的。

恩格斯在《卡·馬克思“法蘭西内戰”一書導言》說到：

這種炸毀舊的國家權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權力來代替的情形，已經在“内戰”第三章中作了詳細的描述。但是這裡再一次簡單地談到這種代替的幾個特點，這是必要的，因為恰巧在德國，對國家的迷信，已經從哲學方面轉到資産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了。按照哲學家的學說，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義所借以實現或應當借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産生了對國家以及一切有關國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們從小就習慣于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隻能用舊的方法來處理和保護，即通過國家及其收入極多的官吏來處理和保護，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們以為，如果他們不再迷信世襲君主制而擁護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大膽地向前邁進了一步。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産階級在争取階級統治的鬥争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産階級也将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抛掉為止。

在這裡，恩格斯提出的對國家崇拜的問題，在我們今天是愈演愈烈的。恩格斯的這段話也就是應該成為我們今天必須警醒的良藥。

其次，恩格斯在這裡還提出，而且列甯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民主共和國的情況下，國家依然是國家，依然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産階級在争取階級統治的鬥争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這點就為我們大多數人所不熟悉了。

列甯實際上已經提到，在社會主義取得政權後，不可能立刻消滅一切資産階級的曆史影響。而這些資産階級的舊時代的影響自然就會影響我們的專政機構的作用、功能。換言之，專政機構在專政的同時可能會違背無産階級的領導意志。這是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恩格斯說在無産階級取得政權後，國家，依然是個禍害，其實就是說無産階級的專政的機構會成為禍害的原因。

一方面列甯指出，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為專政機構會在同敵人的鬥争中被敵人腐蝕，就不用了，但是另一方面則提出了應對的策略，就是巴黎公社的策略辦法：

第一，如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的：公社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緻失去剛剛争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随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

可以說專政機構的職業化是問題所在。如果克服了這個問題，那麼就好辦了。隻要職業化，就容易形成自己獨立的利益，這就會與其他的社會單位形成對立。這是問題的總根子。專業化，不等于職業化。這完全是兩碼事。整個司法隊伍的公務員要盡快實現随時撤換，實現戶樞不蠹流水不腐的原則。我們發現，出事的高級司法部門的公務員都是長期在司法部門工作，這是問題的要害。多能幹的人都不能長期在司法部門任職。這要成為鐵律。從而才可以讓更多的更優秀的司法人才脫穎而出。要讓司法部門成為司法人才的學校，而不是成為部門利益的自利者。

恩格斯特别解釋道：

以往國家的特征是什麼呢？社會起初用簡單分工的辦法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來保護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後來，這些機關，而其中主要的是國家權力，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宰。這種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襲的君主國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國内也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國，“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厲害地構成國民中一個特殊的和富有權勢的部分。

因此，隻有盡快實現司法部門的公務人員全員規模的流動，任職短期化，才是根本的治理之策。也就是任何部門都不能有自己的部門利益。而部門利益是基于部門的公務員的個人利益基礎上的。隻要可以随時撤換，任職短期化，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是一切官僚主義的根本原因。可以說部門利益，就是最大腐敗，是腐敗根源。

其次，恩格斯還指出了巴黎公社的兩大原則：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宰——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正确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随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隻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各代議機構的代表規定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财了。

對于巴黎公社的第一條，目前我們還難以實現，但是第一條中的可以随時撤換領導幹部則是可以實現的。這點我在上面已經闡述了。其次是下面的一條就是盡快實現公務人員的工資收入和全國的平均工資等同化，這就意味着公務員的工資和全國絕大多數的人一樣。也就是我們堅決不難實行什麼高薪養廉的資産階級政策，而是要實行有鹽同鹹無鹽同淡的共産主義政策。公務員高薪化，就意味着公務員集團已經有了自己獨特的利益了。這是治國大忌。

從反腐的曆程考慮，全國的公務員的私人财産要盡快公布于衆，實現真正的讓群衆監督。這一步雖然艱難，但是遲早要走。

當然，巴黎公社的原則的基礎是生産資料公有制。如果沒有公有制是不能實現的，或者說，必須實行公有制基礎的無産階級專政，才可能實行。

總之，我們現在已經提出了共同富裕了，可以說，從策略上說，沒有比共同富裕更好的反腐的辦法了。共同富裕才是反腐的根本之策。而共同富裕的根本就是生産資料公有制。這點是無疑義的。

因此，國家長治久安，應對百年大變局，都繼續盡快根本扭轉腐敗問題，而要根本扭轉，依靠司法機關自己力量肯定不足，而且還有掉進去的危險，毫無疑問，隻有用共同富裕的辦法才能根本防止腐敗。才能根本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渡過百年大變局的艱難時刻。

總之，反腐的根本策略就是公有制——共同富裕——巴黎公社原則——根除腐敗。希望有關方面盡快重新考慮巴黎公社的原則以應對目前的危機，從而杜絕還有可能再次發生的政治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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