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金龍一家三口。（許金龍供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12月26日《南方周末》）

針對刑滿釋放人員，相關部門還制定了幫扶政策，但政策并不覆蓋蒙冤的無罪釋放人員。

許金龍吃不了辣，也吃不了油膩的，一吃就愛放屁，這都是長期監獄生活所帶來的後遺症。

在多方“轟炸式”勸說下，許玉龍開始“接受現實”。他的擇偶标準不再是“未婚未育”，而是女方要比自己小7到10歲。

張麗琴認為三哥許金森挾恩圖報，許金森則指責弟媳婦破壞兄弟感情。許金龍夾在中間左右為難，夫妻經常為此吵架。

45歲的許金龍本想當快遞員，老婆孩子陪着他去求職。

妻子張麗琴擔心他不好意思開口，每次都沖到前面詢問，他則抱着19個月大的女兒在後面等。

2019年11月中旬，夫妻倆跑遍了周邊所有快遞點，問了8家，隻有一家肯收。

得到了“試崗”的機會，但聽到快遞的“規矩”後，許金龍自己打起了退堂鼓。他記憶力不大好，擔心丢件賠不起。他想找份新工作，但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

許金龍是福建莆田秀嶼區人。1994年，東浦鎮一老者在家中被殺，許金龍等四人被認定為兇手，蒙冤入獄，被判死緩，直到2016年才改判無罪，得以釋放。

進去時是20歲的小夥子，出獄時已年過不惑，許金龍就這樣與社會脫了節。

出獄三年來，他賣過茶葉、賣過酒、送過外賣，都不大順利。近三百萬元國家賠償金已經花完，還欠下十幾萬外債。

想找工作，用工單位總嫌他年齡大，不願錄用。截至目前，他已待業在家超過一年。

曾為多位重大冤錯案當事人代理國家賠償的北京律師屈振紅認為，除了給予國家賠償，無罪者出獄後，同樣需要在心理建設和就業方面得到關懷。畢竟多年的監獄生涯磨鈍了他們的感知力，不通人情世故，缺乏專業技能，身體機能下降，出獄後能快速适應社會的還是少數。

但綜合現有政策與規定，屈振紅想不到有什麼更好的方式可以解決許金龍們的困境。

“對他們關注不夠，認為平反就應該是最大的恩惠了。”屈振紅覺得這是一個遺憾。

2019年12月13日，許金龍（左）和另兩個蒙冤者張美來（中）、許玉森（右）在一起。 （南方周末記者 高伊琛/圖）

關燈睡不着覺

2015年臘月二十六，離春節還有4天。福建高院宣告許金龍無罪，他被當庭釋放。

晚上8點左右，許金龍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老房子裡。多年沒有坐過車的許金龍，下車後有點頭暈，走不穩當，但還是在親人們的簇擁下，放鞭炮、摔罐、跨火盆。

拜過父母靈位，二哥許金桂端來長壽面，他沒胃口，還是扒了幾口。

二十多人将屋裡塞得滿滿當當。許金龍的面前是一張張陌生面孔，他們挨個問他“認不認得自己”，再一個個揭曉答案。

他被關得太久，早已認不清了。1994年發生的一起兇殺案毀掉了4個年輕人的人生，許金龍是其中之一。

那年1月，莆田市前範村66歲村民鄭金瑞在家中被殺，15公裡外聯星村的4人被控有作案嫌疑，21歲的補鍋匠蔡金森首先進入警方視野，他随後将同村的許金龍、許玉森與張美來牽扯其中，蔡被判死緩，其餘3人被判死刑，後也改判死緩。他們都聲稱自己沒有犯罪，遭到了刑訊逼供。

這盆污水在22年後方才洗清。鬥轉星移，已是中年的許金龍一時難以适應。在監獄都是開燈睡覺的，回到家裡，關上燈他就睡不着。

出獄第二天，侄子給許金龍買了一部1900多塊錢的華為手機，先教他怎麼用電話和微信。他加了一位在場記者的微信，正月初二晚上，主動發起了一場視頻通話。發信息時，許金龍不會用拼音和五筆輸入法，隻能選擇手寫，在獄中不停寫申訴狀的許金龍，練出了一手漂亮的楷體字。

生活中各種瑣碎細小的困難迎面撲來，需要一樁一樁地克服。

許金龍吃不了辣，也吃不了油膩的，一吃就愛放屁，這都是長期監獄生活所帶來的後遺症。獄中難以吃上一次葷腥，回家後，許金龍不挑食，什麼都吃。有了剩飯，舍不得倒，全都硬扒進嘴裡，經常撐得胃疼。

獄中也沒有筷子，沒有瓷器和鐵器。習慣了用塑料調羹，出獄後，許金龍最怕上酒桌吃飯，擔心出醜，因為筷子拿起來“都會發抖”。

跟人聊天也是困擾。别人講生意經，他聽不懂，隻能講講被冤枉的經曆，然後陷入沉默。

一年相親三十多回

法院通知開庭再審後，家人就推測許金龍即将被無罪釋放。

在他出獄前，相親已被排上日程。沒有與許金龍商量，三哥許金森提前幫他說定了鄰村一位女士，對方答應等待許金龍出獄。

許金龍出來的第二天，三哥說了這件事，許金龍詢問對方條件，三哥說“文化程度不高”。

他不樂意：“我自己沒文化，再娶個老婆也沒文化，那不完蛋了？”

三哥又說，還生過兩個孩子。

許金龍更抵觸了，“那等于是結過婚的，我還去什麼。”他沒結過婚，沒孩子，對伴侶抱有同樣期待。

兩個記者在一旁勸：不管成不成，先去見一面，表示尊重。

第三天，許金龍被強趕到鄰村相親，隻想應付了事。

女人又瘦又矮，許金龍看不上。倆人在卧室聊了十幾分鐘，他主動抹黑自己：“非常感謝你能等我，但咱倆真不合适。我脾氣不好，在牢裡關着，脾氣性格就更差了。”

女人問，“電話能留一個嗎？”他說“，不合适，不需要留了。”

這種故意破壞氣氛的舉動，惹得女方不快，她很快再次相親，嫁給了别人。

許金龍被抓前，沒有戀愛經曆，隻相過一次親。他在看守所時，通過收音機的夜間節目，交到一個異性筆友。他當時已經被判死刑，隻覺得“這一生也沒有遺憾了，還給女孩子寫過信”。

他渴望找到愛情，但不願将就。三哥勸他，年齡相似的女人，不可能沒結過婚，如果沒結過，一定是哪裡有問題。

在多方“轟炸式”勸說下，許金龍開始“接受現實”。他的擇偶标準不再是“未婚未育”，而是女方要比自己小7到10歲，可以有女兒，不能有兒子，要會做家務，兩人能談得來。

接下去一年裡，許金龍都在頻繁相親，見過的女人“超過30個”。密集時一回見三四個，互留電話，回去再聯系。同時跟幾個人聊天，他“應付不過來”，有時聊“暈”了，會将女方信息記混，釀成笑話。

一些相親對象會言語傷人，歧視他的經曆。許金龍印象最深的話是：“你關裡面那麼久，雖然是被冤枉的，但你跟那些壞人在一起，多多少少會學壞。”

媒人建議他暫時隐瞞真相，就說老婆跑了，兩人還沒孩子。但他不願隐瞞，他覺得，如果兩人将來要走下去，說謊會出大問題。

他還會直白地提到，自己能拿到一筆國家賠償款，數額未知，但其中200萬要給自己的三哥，因為三哥為了幫他伸冤，欠了一大筆錢。有些相親對象不願意，雙方就掰了。

最後一次相親是在2016年10月19日。那天，他遇到了現在的妻子張麗琴，張是餐廳服務員，工資兩三千，有婚史，有孩子。

許金龍對比自己小7歲的張麗琴印象不錯，覺得她長得很漂亮，性格直爽。張麗琴對許金龍的身高、長相和年齡都不滿意，一開始沒看上他。但她心裡清楚，自己已經被年齡限制了，在莆田的婚戀市場中，隻能嫁給有孩子的男人。許金龍是個稀有的例外。

兩人加了微信，第二天開始約會，聊自己的過去，許金龍還送了張麗琴一朵花。

談了兩年戀愛後，2018年5月，許金龍與張麗琴的女兒出生。同年年底，他們領了結婚證。

“命錢”被花光

與張麗琴相處期間，農曆2017年臘月，許金龍拿到了290萬元國家賠償金。但三筆大開銷後，錢就用完了。

“他的賠償金接近300萬，就買了這件衣服最貴，一千多塊。”張麗琴指着許金龍身上那件棕紅色皮衣說，2017年11月商場搞活動，這件衣服打折，他就“狠下心買了”。他還給張麗琴買了件價格上千元的白色西裝。

村裡人都知道這筆“巨款”的存在，人們隻是好奇，許金龍是怎麼花掉這筆錢的。

一大半是給了三哥許金森。許金龍說，“我剛出來就知道我哥欠了190多萬。我不知道我能賠多少錢，就是想把他的錢給還上。”許金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初為了救弟弟借了很多高利貸，自己實際上是欠了397萬元外債。許金龍前後給了三哥一百五十多萬元。

剩下的錢，幾乎全部用在房子上。2018年11月，他在市區買了一套面積一百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同年12月底，又在村裡老宅基地上，蓋起了一棟三層的樓房。

“是我逼他買的。我就怕他錢給人家騙了，快點花了，我心裡才踏實。”在張麗琴看來，敦促丈夫買房、蓋房，都是為了“保護他的财産”。

張麗琴認為三哥許金森挾恩圖報，許金森則指責弟媳婦破壞兄弟感情。許金龍夾在中間左右為難，夫妻經常為此吵架，在2019年6月辦了離婚手續。

許金龍發現，賠償金帶來的煩惱甚至超過好處。

屢次爆發的矛盾中，許金龍逐漸倒向妻子。夫妻倆聽見侄媳婦（許金森的兒媳）說，“這條命都是我爸救的，那些錢都給我爸也不為過。”這句話傷了他的心。

夫妻倆後來和好，又生活在一起，但未辦理複婚手續，在妻子的堅持下，許金龍與三哥的來往越來越少。他們經曆了“共苦”，但在“同甘”處差不多已消磨掉多年的手足之情。

帶着困惑，許金龍詢問了一起蒙冤的張美來和許玉森。他們都拿到290萬賠償金，之後的情況殊途同歸。

張美來的賠償金在一年半裡就花光了。他拿出一片攤開的煙盒，紙片上密密麻麻寫了三列賬目。

隻上過小學一年級的張美來，幾乎不識字，托女兒将能想起來的花銷全記了下來，不為别的，專門給兒子看。

唯一的兒子前段時間跟他大吵，問他錢都花到哪裡去了，近三百萬怎麼就花光了。

他索性都列清楚，第一列花費是置辦物件，張羅宴席，買手機、電視、床鋪、桌椅、冰箱、空調、洗衣機、三輪車、電動車等物，花了接近13萬元。第三列是雜物花銷，包括買茅台酒、鋼筋、水泥、花盆、項鍊和其他，共24萬元左右。

第二列花費是分給其他人的錢，以及蓋房裝修的花銷。名單上寫了接近二十個名字，各自都分了一筆錢：妻子50萬，兒子40萬，三個女兒各十餘萬，用于花銷與還債。他還開了一個小店，将兩層老屋加蓋到三層，買了一輛車。

親戚們都知道賠償金是張美來的“命錢”。但有一些人，打着冤案咨詢的名頭找他借錢，希望他提供一筆“翻案資金”，拿到錢後就消失無蹤。

張美來又拿出一張借條，以及借方的身份證和銀行流水，用莆田話抱怨：“借了10萬，說好每月兩分利，怎麼能給過一次2000塊，就把自己拉黑了呢。”

“我都沒買一件好衣服。”張美來身上的黑色夾克，已多處掉皮，還一直穿着，他說夾克值百十來塊錢，還是女兒給他買的。

許玉森的賠償金也花得差不多了。拿到賠償金後，他第一時間還掉申訴欠款三十餘萬元；用了接近兩百萬蓋房子，共三層，精裝修；還給兒子買了一部車，父子倆在時間阻隔下，不太親近，他說是補償。

國家賠償金，被視作蒙冤獲平反者的“命錢”。短期内就花光賠償金的，不止許金龍、張美來和許玉森。

河南的趙作海出獄後，用賠償金的一部分給兒子娶親，後做過保健品與理财産品投資，陷入過傳銷陷阱，65萬元賠償金很快被花完。

海口男子黃家光用賠償款給兄弟幾個蓋了兩棟房子，之後投過資，并在麻将桌上屢屢輸錢，160萬賠償金在4年内耗盡，最後因為沒錢偷牛而被刑拘，再次回到公衆視野。

吉林省的劉忠林，在16個月内花掉了460萬賠償金的近一半，先給了為自己伸冤奔波的表姐夫60萬，又與比自己小22歲的女人閃婚，為對方買了房、車，花了很多錢，但領證7個月後，又離婚。

對他們來說，對親人的情感補償是不得不考慮的因素，不少人自己很快又陷入經濟上的窘境。

放棄“創業”念頭

恢複自由不久，許金龍開始“自救”。

2016年8月，他獨自到“茶都”安溪進貨。被導航引到一家茶葉市場，批發了八千多元的鐵觀音。

他盤算過，最貴的一檔茶，每斤進價280多元，售價四五百元，最便宜的三十多塊一斤，售價不超過一百塊。賣得比别人便宜，肯定有競争力。

為省下店鋪租金，許金龍決定暫時不開實體店，而是通過親人們把産品推出去。“金龍茶莊”就設在三哥許金森家的一樓。

拎着茶葉，許金龍去拜訪親戚們，他們在廣東、江蘇、山東等地做生意，“大老闆多”，他将茶葉半斤半斤地送給他們，期望有人成為回頭客。他還以茶葉經銷商的身份，到工廠和商鋪推銷，正規地印了綠色底的名片，上面寫着“以茶會友，誠信天下”。

雙管齊下忙活了兩個月，但嘗的人多，買的人少。

直到一安溪的獄友見到了那些茶葉，“你這一百多塊的茶葉，我們那兒二三十就能買到。”

出獄後賣茶葉，正是受到幾個安溪獄友的影響，他們在獄中就強力推介安溪茶葉，說“好賣，賺錢，很多人都發了财”。許金龍因此在獄中就決定出去後要賣茶葉。

知道被“茶葉市場”騙了，2016年10月，許金龍跟那位懂行的獄友一起，再次去了趟安溪，在“中國茶葉第一鎮”感德鎮，又批發了三千多元的鐵觀音。

2017年1月，另一位獄友向他介紹了賣酒的門路：吆喝幾句，有訂單再進貨，沒有庫存，不用事先掏錢。

許金龍将賣酒的收入繼續投入到茶葉生意上，堅信人們品嘗過後，會成為忠實顧客。他沒想到，2017年春節之後，茶葉還沒有賣掉，他知道他做不下去了。

複盤“失敗”的茶葉生意，許金龍認為銷售需要人脈，這不是他的優勢所在。在朋友介紹下，他又開始賣飲水機，一個月賣出了七八台，隻有兩台是賣給了陌生人，同樣“賺不到錢”。他決定暫時放棄“創業”念頭，先出去打工。

沒朋友，沒門路，許金龍找工作也是多虧了獄友們幫忙。

2018年5月，他去莆田一家本土外賣公司應聘，沒通過。

巧的是，獄友李明也在那裡工作，出面求情，“這個人還不錯，應該也挺勤勞的，年齡大一點沒事。”每月跑單量第一名的李明，深得老闆喜歡。

許金龍最終得到了一份當“騎手”的工作。每天從早上七點半跑到晚上十點，一個月能掙四五千元。

由于曾遭受過刑訊逼供，許金龍經常腰痛，下雨天腰酸背痛，爬都爬不起來，更别說騎車送貨，每隔幾天就要請假停工。時間長了，他能感覺到老闆“不太喜歡”。

半年後，2018年11月，他主動辭職。

埋在心裡的創業之火再次燃起，許金龍想自己開個外賣公司。

鎮上還未有外賣公司進駐，一個店老闆說，如果他們真的開了公司，願意合作。但兩個合作夥伴都擔心投入資金太多，創業風險過大，打起了退堂鼓。

那時，許金龍已在市區買了房子，但還沒回村蓋房，手裡尚有二三十萬餘錢。他一拍胸脯，讓兩個合作夥伴各掏兩萬，剩餘資金自己補齊。他心想，自己出錢最多，就是理所當然的經理。

兩人還是覺得成本太高，合作破裂。許金龍想單幹，到處找會電腦的人，“但是找不到，畢竟認識的人也少，懂電腦的都在外面做了。”

2018年12月底，錢最終花在蓋房子上，許金龍失去了最後一筆創業資金。

“不包括無罪釋放者”

同案的4個蒙冤者，蔡金森已攜家眷去了上海，許玉森與張美來還留在村裡，年過五旬的他們，找工作更加困難。

50歲的許玉森以前是村裡排得上号的健壯青年，但現在“體力活就不敢談了”，他找了一圈，沒有适合的工作，有些迷茫。

劉國強是莆田秀嶼區月塘鎮司法所所長，曾給許玉森推薦過保安工作，月工資兩三千，遭到了拒絕。

許玉森認為，當保安要被固定在一個地方，不大能走動，像是監牢，他接受不了。那是許玉森心中最大的陰影。說起這個，這個50歲的漢子突然流淚。目前，他和妻子都在家種田，自給自足。

53歲的張美來想做保安，但他不識字，看不懂入門登記名單，勝任不了這份工作。他在家門口建了一棟小平房，取名“美來食雜店”，賣些煙酒零食五金雜物。“解決溫飽應該是沒問題的。”在劉國強看來，務農、打零工至少都能養活自己。但月塘鎮司法所并無針對許金龍等蒙冤者的幫扶規定。

2016年，司法部、中央綜治辦、民政部、财政部聯合制定了《關于社會組織參與幫教刑滿釋放人員工作的意見》，意在促進刑滿釋放人員順利融入社會，但并不包括無罪釋放人員。

相比之下，中國台灣地區已有一些NGO（非政府組織），專門做蒙冤者回歸社會的救助、幫扶工作，一些蒙冤者平反後，也會加入這些組織從事一些社會工作。美國洗冤計劃的受益者，常常會被組織參加文藝活動、報告會等，既能讓無罪釋放者參與社會建設，也能讓洗冤計劃得到推廣，幫助更多人。

屈振紅認為，不論是有罪者還是無罪釋放者，有個相對穩定的工作，以及固定的社群，都有利于他們心理狀态的修複。

對許金龍來說，當前最迫切的還是先找一份工作。

2019年12月15日，許金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想好了，接下來要找一份司機的工作。出獄後，他用了一年時間拿到駕照。

他理想中的工作是公司提供車輛，他隻負責拉貨，不搬貨“。當然，如果實在找不到，當滴滴司機也可以。”

村裡的房子2019年11月剛建好，他沒歇兩天，就在妻子的敦促下，行動了起來。

“好多人都說，他關了那麼多年，挺可憐的，還有一個多月就過年了，覺得我沒有必要把老公逼得這麼緊。”但張麗琴也無奈，“說得有道理，可是現實就擺在面前，沒有錢，這個年也過不好啊。”

（應受訪者要求，李明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高伊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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