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建

1月12日，由複旦大學哲學學院、中國的哲學話語體系建構研究基地與商務印書館上海分社聯合主辦的“《黑格爾的哲學遺産》交流研讨會”在複旦大學舉行。

研讨會現場，于明志 圖

《黑格爾的哲學遺産》是複旦大學哲學學院資深教授吳曉明的最新著作，由商務印書館上海分社出版。本書以“社會-曆史之現實”為核心概念，提出“黑格爾的曆史觀是唯物史觀的直接理論前提”等主要論點。全書分為“哲學與辯證法”、“思想的客觀性”以及“社會現實”三個部分，闡述了黑格爾的哲學遺産對于當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擺脫學徒狀态、取得自我主張的重要意義。

《黑格爾的哲學遺産》

在研讨會上，商務印書館上海分社社長賀聖遂、總編鮑靜靜、編輯萬俊，《學術月刊》雜志社總編姜佑福，《探索與争鳴》編輯張蕾，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孫周興、劉日明，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立新，上海财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陳忠，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吳曉明、孫向晨、林晖、張雙利、鄒詩鵬、王金林、鄧安慶、汪行福、吳猛、祁濤、張寅等來自外國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國外馬克思哲學、倫理學各領域的多位專家學者，就《黑格爾的哲學遺産》中的概念、論點、學術價值以及相關問題進行了學術讨論。

研讨會伊始，商務印書館上海分社社長賀聖遂介紹了本書的出版過程以及他對本書的看法。他坦言，出版人的職責是發現值得推廣的思想，而做一本書需要足夠的時間沉澱。在他看來，吳曉明對于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研究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和中國的哲學問題，他說：“馬克思、黑格爾的哲學能夠幫助我們解決中國的問題，讓思想落實為行動的力量。”

孫向晨(左)和賀聖遂，于明志 圖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則強調黑格爾研究是複旦哲學的重要風格和傳統。他說：“黑格爾研究是複旦哲學的寶貴财富和風格，複旦哲學學院很多老師都寫過黑格爾，這本書是我們學術風格的引領性著作。”在他看來，對黑格爾哲學一直以來的關注，體現了複旦哲學的特點：相比于追求新潮熱點，更關注哲學思想的内在生命力。這是黑格爾哲學被廣泛研究和關注的内在邏輯。此外，孫向晨認為，《黑格爾的哲學研究》的出版還有一種象征意義：“黑格爾的研究不僅是吳老師的文集，更是對時代的一種回應。想要關照中國的社會曆史現實，黑格爾是起點。”他坦言，黑格爾的思想切中了時代命題和中國的社會曆史現實的要害，對黑格爾的研究是中國學術提出自我主張的最好參照。這部著作作為一個起點，期待有更多中國哲學界回應性的論證和讨論。

吳曉明，于明志 圖

本書作者吳曉明首先介紹了研究“黑格爾的哲學遺産”這一題目的兩個理由。第一，對馬克思學說的闡釋需要理論上的縱深，這意味着将馬克思的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相聯系。但是，用怎樣的方法和步驟去理解、研究德國古典哲學就成為了問題。在吳曉明看來，當今流行的一種方法是“對馬克思的學說做康德式的解釋”，而這種方法的意圖是“在對馬克思的解釋中去除黑格爾哲學”。為了應對這種“流行的方法”，就需要追究馬克思哲學的黑格爾淵源。第二，中國學術想要獲得一種自我主張，需要黑格爾和馬克思這兩位導師。對此，吳曉明的解釋是：“我們的學術目前是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态，這種學徒狀态是必然必要的，也是成果豐碩的。但是學術的成熟意味着在特定轉折點擺脫學徒狀态，取得自我主張，成為自律的、自我授權的學說。”黑格爾和馬克思因其對社會曆史現實的巨大關注，成為我們學術完成轉折的最好導師。

随後，吳曉明提出了他集中闡述的“黑格爾的哲學遺産”：“社會-曆史之現實”的觀點。據他介紹，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現在學術中流行的知性反思，這種知性反思的特征是“抽象的普遍性”和“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吳曉明引用黑格爾的話：“哲學是對知性反思的持久戰。”在他看來，目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都變成了形式的學術，這種學術的性質是黑格爾認為的主觀主義。唯物史觀變成抽象原則，并被機械地運用于各種曆史事物上去，從而黑格爾的辯證法都變成了形式方法。”從這個觀點出發，吳曉明論述了為什麼馬克思和黑格爾哲學的聯系是必要的，以及為什麼不能在馬克思的研究中去除黑格爾哲學：因為這就意味着去除“社會-曆史之現實”的觀點。

最後，吳曉明指出本書留下的需要繼續闡述和讨論的問題，那就是在“絕對精神”瓦解之後，在失去了“絕對”的保障之後，哲學如何保持對事物自身的通達，如何保持對真理的追尋？對此，吳曉明認為，面對這個問題，“躲避在康德哲學中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将康德的哲學理解為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哲學後盾，這種做法将是對康德哲學災難性的貶低。”在他看來，對真理的訴求、對“社會-曆史之現實”的通達，至少有兩個可行的方向，分别是馬克思的辯證法和海德格爾的解釋學。總之，我們的哲學應該有這樣的要求：繼承黑格爾的哲學遺産，保持對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哲學的批評，在沒有絕對者的保障下實現對事物的通達、對真理的追尋。

對于《黑格爾的哲學遺産》一書，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孫周興提出了自己感興趣的三個關鍵詞，分别為現實、辯證法和客觀性。在他看來，吳曉明在書中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是，黑格爾早就超越了知性面上的普遍主義、形式主義、主觀主義等等，而把“實體”理解為“活的實體”，這才是“絕對精神”意義上的“現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吳曉明引用伽達默爾的話，把“海德格爾的思想與黑格爾哲學等量齊觀”。對此，孫周興認為，這樣的看法是有意思的。他說：“我們可以猜度的是，海德格爾的意思是要擺脫線性時間觀，進入非線性的三維、甚至四維時間的本有/存在理解中，以此區别于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這方面有大可深究的地方。也正因為這樣，從黑格爾經由馬克思，恐怕還不能直接跳到海德格爾，而是必須經過尼采這個環節。”

對于吳曉明在書中談到的辯證法問題，孫周興則提出了兩個疑問：一是如何在方法辯證法與哲學辯證法之間保持一種張力或适當性；二是辯證法是否具有形式特征。“哪怕是海德格爾的‘基礎本體論’，據他自己所說，也是為了達到對此在實存的‘形式結構’的分析。至少就這時候的海德格爾看來，放棄‘形式結構’或‘普遍意義’，恐怕有失哲學之職。所以我們得慎用‘形式’一詞，這可能也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我們要反對形式主義，而不是否定思想的普遍性和形式性要求。”

孫周興抓住的第三個關鍵詞“思想的客觀性”則涉及當代思想的本質規定性和合法性問題。對此他提出的兩個問題是：“真理概念之擴大，在黑格爾與哲學闡釋學之間有區别嗎？思想的客觀性這個表述好不好？”在他看來，思想的客觀性問題，或者說當哲學失去了本體論或先驗哲學的保障後，思想如何仍然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是非常關鍵的。這個問題對哲學學者來說，則意味着哲學的“宏大叙事”或者說“講大話”還要不要進行，以及如何進行，這在後形而上學語境中是一個特别繁難的問題。

對于“社會-曆史之現實”概念，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王金林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這個概念不是從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哲學中直接搬出來的核心範疇，而是吳曉明在着力打造的概念，試圖讓這個概念能夠容納黑格爾、馬克思甚至海德格爾的思想。但是，這個概念的“鍛造”也存在讨論的空間，他說：“這個概念的建構比較多的依照黑格爾的邏輯學中的‘現實’概念，但是黑格爾的‘現實’概念本身是成問題的。本質和實存的統一等等内容是在邏輯學中展開的，這些講法在邏輯學層面沒有問題，但是一旦到了法哲學和現實世界，就會出現問題，而最大的問題出在貧困問題上。”據王金林介紹，黑格爾在讨論市民社會的時候，認為現代社會必然産生奢侈、精緻和貧困，從這個意義上看，貧困是“現實的”。但是黑格爾在讨論國家的時候，又說一個壞的國家是一個“斷的手”，盡管實存，卻沒有現實性。從這個意義上看，貧困又不是“現實的”。王金林這樣總結：“我想說的是，現實是非常複雜的。現實不會自動給出，最終涉及到怎麼解讀實存的問題。邏輯層面講的很清楚的概念，下降到現實世界，就會涉及到不同叙事。”

王金林還談到黑格爾曆史哲學中著名的“行知分立悖論”，即創造曆史的人不知道自己行動的意義，知道意義的人是哲學家。所謂“行者不知，知者不行。”就這一點上來說，王金林認為吳曉明在書中展現出的立場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吳曉明更重視怎麼抓住現實，對市民社會進行結構的分析，從而試圖獲得新的可能性。至于中國學術如何獲得自我主張的問題，王金林則認為，我們必須要做“新的行規定者”。他說：“現在的規定者就是資本和技術。問題就在于，中華文明正在展開的實踐活動在複興的過程中能不能給出新的原則，足以抗衡資本和技術原則。”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立新認為本書最重要的意義在于開啟一個視域，即怎麼把握今天的現實。在他看來，現代世界的主要成果是高揚人的獨立性。人的獨立性不斷被追求，但是獨立性的實現是另一回事。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國家要發展人的主觀性和獨立性，但是如何讓人的獨立性和國家吻合，從而能夠真正實現，這個問題是由黑格爾提出的。他這樣說：“吳老師的著作将問題呈現出來，即現代社會人的獨立性實現問題。這個實現不能以個人力量實現，他需要組織，這個組織是國家。”

對于現實概念，複旦大學哲學學院講師張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現實從來不是擺在我們面前供我們研究的，而是需要我們在參與現實的自身發展同時對現實進行思考。”他用“清洗”這個概念理解黑格爾的“現實”概念，即“現實”概念的得出總是要清洗掉不合乎理性的部分，留下符合理性的部分，并以此作為“現實”。但是，誰來對“現實”進行“清洗”，或者說辨别呢？對于張寅來說，如果這個工作不是由群衆來做，那麼這樣的思路就很難稱為是馬克思主義的。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鄧安慶将本書的思路總結為“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解析”。他認為：“我們這個時代哲學面臨的最重要任務是如何回到真理性，克服主觀性。”在他看來，要完成這個任務，關鍵在于激活黑格爾的哲學遺産，反思當代哲學的核心問題，從而理解中國的社會現實在曆史進程的什麼位置。本書運用的思想資源非常多，主要是伽達默爾和海德格爾。據鄧安慶介紹，伽達默爾激活黑格爾的方式和本書有共同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批判主觀主義和主觀思維。他認為，應該采取一個“問答邏輯”，在對話的“交互主體性”中克服“主客體的解釋關系的主觀性”問題。

在鄧安慶看來，本書可以加入更多對于主體性和主體自由的讨論。對此，他解釋說：“個體的主觀自由是現代性的出發點，在這一點上黑格爾是繼承康德了。康德對個體自由的理解更多是繼承英國和法國的傳統，采取契約論的解釋。黑格爾則認為社會國家不是有了自由的個人才有的，而是一直就有的。自由個體如何構成現代國家，這個問題不是由契約決定的，而是由傳統、倫理和曆史來決定的。這就和中國強調倫理社會有很強的共通性。”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汪行福則提出了一個新的思路，他說：“黑格爾的哲學遺産是不是一定要放在馬克思哲學中去談？其他路徑也都可以開啟黑格爾思想更為豐富的内容。”他引用伯恩施坦在《黑格爾在華爾街》中的句子，認為“今天該黑格爾說話了。”據汪行福介紹，關于黑格爾的思想的價值和意義何在，從來就有兩種說法。其一是說黑格爾是過去式，是最後一個形而上學家；其二是說黑格爾在未來等着我們。黑格爾是在差異、矛盾和對立中實現統一，這種統一今天還沒有實現。

汪行福認為，黑格爾不是學究式的哲學家，他的思想是對時代的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反思。如果黑格爾看到今天的“國會山事件”，他會強調關心普遍利益的第三等級，也就是政府的行政中心；強調公共輿論讓人民無法辨别真理；強調民主必須為大衆提供公共參與途徑，但是現代社會無法通過直接民主去實現。汪行福認為用黑格爾的理論看“國會山”事件會看到民主國家需要三個方面的支撐：第一是适度的财富分配體系，第二是民主社會的基本法制次序，第三是社會必須通過多元複雜的安排，讓每個人都能參與公共生活，讓人的“政治的人”的價值得到實現。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張雙利認為，《黑格爾的哲學遺産》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理論框架。她感歎：“關注黑格爾是因為中國人意識到現代社會這件事情是如此的艱難。重新思考市民社會為什麼支撐不了現代的人類共在，是我們回到黑格爾的理論出發點。”在她看來，市民社會為什麼支撐不了現代的“人類共在”，這個問題幾乎被黑格爾提到了一個無法解決的高度。我們需要進行的工作的兩個步驟是：第一，閱讀、理解黑格爾的學說；第二，思考為什麼經由馬克思繼承的黑格爾哲學被西方學術界排除在外。

據張雙利解釋，對于這個問題講得最清楚的哈貝馬斯和霍耐特。支撐現代化曆程的重要環節是“理性 革命”，黑格爾之後對法國大革命進行的反思，支撐起了馬克思對現代性的批判，讓這個環節中，“理性”變成對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批判；“革命”變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在這樣的雙重批判下，西方的實踐哲學為了重新興起，就必然不會将關注點放在黑格爾之上。康德的理性原則不是論述其如何和共同體共融，而是要講“理性 革命”的道路如何變成“理性 民主”的道路。黑格爾提出的問題則是，主觀自由的原則如何被國家限制住，從而讓國家和這種原則能夠共在，從而客觀和主觀的實體性才能支撐起現代性下人與人的關系。張雙利認為，黑格爾在後發國家（普魯士），看到先發國家（英法）的病症，思考重新守住“國家、社會和家庭”的“三段論”。這種思路被馬克思繼承，認為世界曆史的後發環節可以在面對現代性的結構性缺陷時保留回旋和應對的餘地。她認為：“中國本來就有雙重革命的背景，有回旋餘地去思考現代社會的結構性缺陷。可以回到黑格爾，再回到馬克思高度上談論當代中國面臨的問題。”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鄒詩鵬強調了重視德國古典哲學和馬克思的關系是複旦哲學學院的一個傳統。他說：“複旦哲學各個方向的學者都在做比較深入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我們最近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理論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學術效應，吳老師的著作是很好的見證。‘黑格爾劃時代的曆史觀成為唯物史觀的直接理論前提’，這個判斷是需要我們課題化的。”他讨論的問題有兩個：其一，什麼是黑格爾的曆史觀；其二，青年馬克思學習黑格爾的三個階段。對于第一個問題，鄒詩鵬認為關鍵在于看到其背後的德意志民族的關懷。對于第二個問題，鄒詩鵬認為青年馬克思經曆了學習黑格爾的三個階段，分别為抛棄康德傳統，向黑格爾靠攏，學習自由主義法哲學；将黑格爾主義的法哲學指認為保守主義的延伸；以及從法學的國家學領域導向社會理論領域。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吳猛則為《黑格爾的哲學遺産》可能産生的誤解做了理論澄清。他認為，本書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實質地引入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從而對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思想關系給出了當代語境的闡釋。這可能帶來一些誤解。誤解一：本書試圖将黑格爾的辯證法引入馬克思主義研究。實際上，本書引入辯證法的視野，但不一定是要恢複黑格爾的辯證法。誤解二：本書是對康德哲學的反動。實際上，本書是反對當代思想界借助對康德思想闡發而表現出的一種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而不是對主體性和主體哲學本身的反動，也不是對德國古典哲學進行割裂和肢解。誤解三：對當代現實的簡單化處理。實際上，本書以中國道路為前提，不是以簡單化的現實出發，他不斷強調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導言中談到的“現實主體/實在主體”，這個主體是具有曆史性的現實主體，而不是作為原則和原理的主體。因此本書不可能回到以黑格爾主義為主體的對當代中國的理解，本書的指導原則其實是曆史性原則。

吳猛還提到了閱讀本書的三個體會：其一，不是簡單地将辯證法“知性科學化”，而是以一種曆史性的态度對待辯證法，旨在構建我們時代現實運動本身的辯證法；其二，不能把曆史唯物主義理解為可以直接拿來理解現實本身的理論，而是要将其當代化，從當代現實運動本身，像馬克思那樣，深入時代内部，把握這個時代的現實運動的方法。其三，全面理解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思想關系。不是把黑格爾看作馬克思的思想上的早期版本，而是全面地、曆史的理解這種關系。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講師祁濤則分析了本書的兩個步驟，即回到黑格爾哲學的客觀精神領域，再在這個領域談論馬克思哲學對于未來的可能性。在祁濤看來，重要的是在共識的前提下，找到馬克思哲學和黑格爾哲學的根本差異在哪裡，并以此重新思考近代唯物主義的意義和定位。近代唯物主義中，更加傾向于“實存”，而不是合理性，而在直觀層面把握的世界意味着行動方向的無力。他提出的問題是，未來能否不做這樣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理論迂回”，直接從馬克思哲學出發，對當代馬克思主義進行理解。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提出了“漢語哲學”的概念，他說：“漢語很難講長句子，怎麼用漢語講哲學，即有容量，又能清楚，有節奏。不單單是修辭問題，還是哲學書寫問題。如何推動概念的邏輯展開，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吳老師在這方面的工作很有意義，用漢語展現了哲學的風格。”孫向晨認為，我們現在講的“PPE”專業（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專業），在馬克思那裡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傾向，即哲學的容納力可能是不夠的，“後哲學”需要考慮該如何借助其他學科繼續思考。此外，在孫向晨看來，“實體的自由”需要“主觀性”的中介，這一點在書中還需要更多的讨論。在應對中國問題的層面，孫向晨則提出“倫理社會”的概念，他說：“對當代世界的理解不能簡單以西方為參照，要納入更大面向。怎麼在倫理社會中提出新的原則，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劉日明提出了自己的兩個疑惑，其一是在“後形而上學時代”，達到事物自身的宏大叙事的理想如何實現；其二是當下的年代和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年代是不同的，究竟如何确定當今的社會曆史現實。在他看來，“新技術和疫情出現之後，整個生産方式、經濟結構以及人的經驗世界，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眼下的社會現實還能不能采用傳統的純哲學的方式進行處理和區分？社會現實變得更複雜，想要切中它，方法和哲學樣态需要有一些變化。不僅需要哲學，還需要實證科學。哲學很多時候是提供綱要性的東西，現在的社會現實不是哲學單獨能夠做完的。”

對于這一點，《學術月刊》雜志社總編姜佑福姜佑福有自己的心得。他感歎，學術刊物的主要因素是影響因子，但是影響因子的前提是良性的學術批評。他發問說：“哲學怎麼和今天的經驗科學進行對話，哲學和其他人文科學能夠有怎樣的關聯？我們有這樣的責任，要處理社會生活的實際内容，也要處理其他學科的前沿進展。”對于《黑格爾的哲學遺産》，姜佑福則認為：“吳老師展示出的不是黑格爾的知識，而本身是黑格爾化的。他的書是立足于馬克思看黑格爾，根本還是在馬克思。他的另一個立足點是當代世界，尤其是當代中國。”在他看來，本書對知性思維的批評不意味着否定知性思維的價值，因為知性思維不僅是現代知識樣式背後的哲學支撐，同時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支柱。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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