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目标與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作者：範葉超、薛珂凝（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雙碳目标與綠色低碳循環發展?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雙碳目标與綠色低碳循環發展

作者：範葉超、薛珂凝（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除工業、農業等生産過程對氣候變化的顯著影響外，現代人日常生活的“碳足迹”亦不容小觑。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2020排放差距報告》，當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含碳排放）總量的三分之二與家庭能源消費有關；估算結果顯示，出行、居住、飲食等關鍵生活部門對碳排放的貢獻最大，分别占到日常生活能源總碳排放的17%、19%和20%。《2020排放差距報告》還指出，要達到《巴黎協定》規定的至21世紀末将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則需将人均日常生活碳排放量到2030年減少到2.0—2.5噸，到2050年減少到0.7噸。因此，推動日常生活的低碳轉型對我國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即二氧化碳的淨零排放）這一長遠目标具有重要意義。

理解低碳行動的新思路

日常生活的低碳轉型最終需要反映在人的行動層面，即個體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中主動減少或者放棄開展可能會帶來高碳排放的行動，轉而更多地采取那些低碳排放的行動方式。例如，讓大多數社會成員減少或避免駕駛燃油汽車，轉向步行、騎單車、駕駛新能源汽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等更為低碳的出行選擇。那麼，什麼因素決定了個體的低碳行動呢？在社會科學界，以理性選擇理論、價值信念規範理論、計劃行動理論等為代表的“态度—行動”框架常被研究者們援引來闡釋低碳行動的生成機制。該框架的核心觀點認為，個體持有的态度觀念是影響其行動選擇的關鍵因素，人的行動主要受其态度和價值觀支配。根據這一框架，個體的低碳行動是受觀念驅動的，當“環保”“低碳”的觀念深入人心時，低碳行動自然會在社會層面流行。該框架的政策啟示是，推動日常生活低碳轉型的着力點應為人們的觀念系統，通過加大環保教育與宣傳（特别是氣候變化教育與宣傳）提升全社會的環保意識，進而能夠帶動整個社會日常生活的低碳轉型。

但大量實證研究結論卻表明，環保意識與環保行動之間存在着明顯的落差與不一緻。20世紀80年代末，曾有美國學者對該國本土開展的128項環境類社會調查進行過綜合分析，結果揭示環保意識與環保行動之間的平均相關系數隻有0.35。類似地，2003年、2010年和2013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曾專門設計過環保意識與行動方面的測量，測量結果也都一緻顯示環保意識不能準确預測中國公衆環境行動。北京師範大學資源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2019年針對北京市民的一項調查研究發現，關于低碳出行的信息公開與宣傳教育政策對市民是否選擇低碳通勤的相關行動并未産生顯著影響。綜合來看，環保意識并不如“态度—行動”框架預期的那樣能夠有效轉化為個體實際的低碳行動，寄希望于人們觀念體系的調整來推動日常生活低碳轉型的方案仍缺乏有力的經驗支持。

針對“态度—行動”框架為何不能有效解釋個體的低碳行動，衆多環境社會科學家先後進行過深入反思。在曠日持久的學術争鳴中，社會實踐論（以下簡稱“實踐論”）近年來脫穎而出，提供了一個适用于理解低碳行動的新思路，其政策指導價值也日漸顯現。

實踐觸發日常行動變遷

實踐論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于歐洲社會理論界的一個社會本體論。起初，社會思想家們建構該理論主要是為了批判彼時社會理論中日益凸顯的主客體二元論問題。至90年代末，該理論開始被應用于可持續消費領域，并逐漸成長為研究日常生活可持續性轉型的一個主流框架。實踐論的基本觀點認為，社會行動并不是單獨發生的，它們會相互支持、彼此牽連，整合成我們通常稱之為“穿衣”“吃飯”“工作”“居住”“取暖”“娛樂”等日常慣例的行動複合體，這些行動複合體便是社會實踐。以“用水”行動舉例，我們日常生活中對水的使用從不是一次性的行動，而是嵌入在“做飯”“洗澡”“洗衣”等不同社會實踐活動當中，作為這些實踐的一部分發生。根據實踐論，應當将行動看成實踐的表現，透過實踐的屬性來把握行動的再生産及變遷機制。

實踐論反對将行動解釋為個體在特定話語與價值觀念支配下的選擇，主張日常行動的動機應當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實踐意識，這也是“态度—行動”框架一再被經驗研究證實缺乏解釋力的症結所在。在援引實踐論分析可持續消費行動時，研究者們進一步提出應将實踐作為觸發行動變遷的着力點。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可持續消費研究所2012年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實踐導向的行動幹預可依循三種主要策略：一是重構個體實踐，即對實踐的構成要素進行幹預；二是汰換實踐，即用新的或其他實踐來替代原先的實踐；三是調整實踐間的關聯方式，即對實踐歸屬的更大實踐系統予以整體幹預。沿着這一分析思路，近年來國際上越來越多研究開始探讨如何通過幹預實踐來引領日常行動變遷。這些研究的結論表明，看似不變的日常生活實則具有可治理性，通過順應實踐的變遷規律對實踐給予恰切的制度幹預，日常行動能夠朝着社會預期的方向轉型。

實踐論提供解決新策略

受實踐論啟發，近年來許多環境社會學家紛紛倡議，解決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環境問題需要引入一種實踐導向的治理模式。我們認為，實踐導向的“減碳”策略在降低日常生活領域碳排放、減緩全球氣候變化方面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所謂實踐導向的“減碳”策略，即借助科學評估工具（如生命周期評價）識别出那些具有較高碳排放的日常實踐活動，并将這些實踐作為幹預的着力點，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引導它們逐漸轉變為較低碳排放的實踐。我們嘗試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探讨實踐導向的“減碳”策略。

第一，重構現有高碳實踐的構成要素。實踐論認為，實踐及其開展有賴于物質、技能、意義等關鍵構成要素。實踐的物質要素決定了其碳排放屬性，那些高碳排放的實踐即涉及大量消耗化石能源或資源密集的日常實踐活動。因此，利用綠色低碳的技術、材料與基礎設施重構高碳實踐的物質要素（如大力發展和推廣新能源汽車技術、可降解包裝材料、公共交通設施），可以引領這些實踐朝“去碳化”的方向變遷。重構實踐的技能和意義要素同樣能夠帶動實踐的低碳轉型。例如，通過多重渠道向民衆傳播“節能減排”的一些實用技巧和知識，并鼓勵他們積極運用這些新的技能來削減特定實踐的碳排放。再如，日本政府曾于2005年發起了一項名為“清涼商務”的行動倡議，通過剝離“西裝革履”的穿衣實踐與“莊重”“權力”等傳統商業符号意義的關聯，夏季身着休閑服飾工作成為在日本上班族中流行的一項新實踐，辦公場所冷氣開放的溫度标準也相應上調到28℃，達到了降低季節碳排放的效果。

第二，營造新興低碳實踐發展的有利條件。面對一些再造難度較大的高碳實踐，培植更為低碳的實踐選擇将其汰換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思路。但由于日常生活的路徑依賴效應，公衆對現有實踐一般具有更強的“用戶黏度”，如何招募實踐者是培育和推廣新的低碳實踐經常需要考慮的問題。為提升新實踐相較于現有實踐的競争力，可圍繞新實踐采取完善配套設施、提供培訓機會、構建正向意義等多重舉措，并适當運用補貼手段，激勵民衆逐步轉向低碳實踐。例如，2012年，英國伯明翰市政府聯合民間團體，在該市北部一些區域發起過一項名為“在北伯明翰社區騎行”的行動計劃，旨在鼓勵市民少開燃油車、多騎單車。其具體做法包括：提供免費的單車租賃服務，為上學和上班人群開辟騎行通道，開設專門單車服務站（提供存放、維修以及淋浴的服務），對新手進行免費的騎行培訓，向社會宣傳單車出行附帶的積極意義（如“自由”“便利”“健康”“樂趣”“環保”），等等。在這些利好政策的幹預下，越來越多市民安排短途出行時開始主動轉向騎單車這一低碳實踐。

第三，推動實踐系統整體的低碳轉型。實踐總是彼此關聯、相互交織在一起，以實踐系統的形式共同生産出特定的社會需求，這些需求看似具有客觀性與正當性，但同樣可以協調。通過調整實踐之間相互關聯的方式，一些與能源消耗相關的社會需求（如流動需求、燃料需求）有機會得到重新塑造，作為整體的實踐系統也能夠實現低碳轉型。我國福建長汀地區的水土流失治理提供了一個參考案例。長汀的水土流失問題由于無法嚴格執行封禁政策曾經長期得不到有效治理，原因在于農戶日常生活燃料需求驅使他們經常罔顧禁令上山打柴，一直未能消除森林植被恢複的人為幹擾。20世紀80年代起，當地政府部門調整了治理思路，将政策幹預目标轉向農戶家裡，幫助他們在廚房修建節柴竈、煤氣竈、太陽能竈、沼氣竈等，向他們推廣電飯鍋、電磁爐、電熱水壺、太陽能熱水器等。憑借這些舉措，當地農戶開展的做飯、洗澡等日常用能實踐與打柴實踐原先的緊密關聯被打破，農民的燃料需求日漸變得多樣化，對森林資源的依賴因此大幅減少，不但有力促進了當地森林恢複進程，而且為進一步的低碳轉型創造了契機。

總之，在充分理解實踐變遷規律的基礎上，通過政策創新驅動各種日常實踐達成減碳目标是一個值得借鑒的新思路，既不會沖擊日常生活秩序，同時又能夠推動日常生活的可持續性轉型，助力綠色生活目标的實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當代西方社會實踐論的形成、發展與應用研究”（19CSH001）階段性成果）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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