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闆橋（1693-1765年），原名鄭燮，字克柔，号闆橋，江蘇揚州興化人。進士出身，學識淵博，工詩詞，善書畫。因為他在所作的書畫下款都題“闆橋鄭燮”字樣，後來人們就稱他為鄭闆橋。鄭闆橋是著名的“揚州八怪”之一，以書畫聞名于世，但其實他也是一位難得的好官、清官，曾任山東範縣、濰縣知縣十餘年。鄭闆橋一心為民，寫過一首這樣的詩：“衙齋卧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聽到竹林裡傳來的蕭蕭風聲，就能使他聯想到百姓的疾苦。鄭闆橋不僅在廉潔自律方面堪稱楷模，在勤政愛民方面同樣政績卓著，即便因此獲罪罷官也再所不惜，深受當地百姓的愛戴。

乾隆七年（1742年）春，鄭闆橋被選授山東範縣知縣。“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在鄭闆橋看來，既然為官一方，就要盡職盡責，努力造福一方百姓，方可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地，中間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據史料記載，在做範縣知縣時，鄭闆橋居官謹慎，很擔心自己不了解民情，辦錯了事，對不起老百姓。他明白官民之間有着巨大的鴻溝，“縣門一尺情猶隔，況是君門隔紫宸。”（《範縣》）所以他經常深入農村，探問農桑之事，了解下情。他為官力求簡單，非常讨厭衙門開道之類的擾民禮儀。他常常不坐轎子，不鳴鑼開道，不打“回避”“肅靜”牌子，身着便服，腳穿草鞋到鄉下察訪。因為他常常微服“隴上閑眠看耦耕”，以緻“幾回大府來相問”，上級官員派人到縣衙門找他，竟看不到他的人影。鄭闆橋還堅決拒絕别人的饋贈和賄賂，積極處理政務，不積壓文案，公事之餘就和文人們一塊飲酒詠詩，有人都忘記他是縣官，正所謂“絕苞苴，無留牍。公餘辄與文士觞詠，有忘其為長吏者。”

鄭闆橋在範縣做了四年的知縣，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調任濰縣知縣。不料自乾隆十二年起，山東連年荒歉，《清史列傳》和《揚州府志》均有記載，如“官濰縣時歲歉，人相食”。有一天，鄭闆橋到城外視察災情，看到災民成群結隊地遠離家鄉，到關外逃荒，不禁熱淚盈眶，随即寫下《逃荒行》：“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剩一身，茫茫即長路。……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

鄭闆橋深為百姓的苦難焦慮：“我鄭闆橋在本縣生靈塗炭，民生凋敝之際，竟然束手無策，真是愧對黎庶！此時不為百姓請命，更待何時！”《清史列傳》做了這樣的記載：“燮開倉赈貸，或阻之，燮曰：‘此何時？俟輾轉申報，民無孑遺矣。有譴我任之。’”也就是說，鄭闆橋看到百姓大災，遂直接打開官家的糧倉救濟百姓。有人勸阻他，讓他按朝廷的制度規定，先向上級請示，他卻義無反顧地說：“這是什麼時候？等輾轉向上級請示報告，老百姓就剩不下一個了。上級有什麼譴責，由我來承擔責任！”由于他的力排衆議，打開官倉放糧赈濟，讓百姓辦好領糧的借據，就把糧食發給他們，救活了成千上萬的人。

這年秋後，仍無收成。“秋又歉，捐廉代輸，去之日，悉取券焚之。濰人戴德，為立祠。”災民根本無力還糧，鄭闆橋不顧自身安危，決定把借條當衆燒毀。燒毀借條的那天，老百姓從四面八方趕來，縣府門前萬衆歡騰，借條被紛紛投入火海之中。随後，鄭闆橋主動捐出自己的官俸，并組織富戶、官紳籌資，替老百姓交納賦稅。由于鄭闆橋的精心努力，使得濰縣雖然遭受了長達五年的自然災害，老百姓卻能度過饑荒。濰縣人民對他感恩戴德，修建生祠來奉祀他。

鄭闆橋還善于斷案，留傳至今的鄭闆橋批案判牍有6冊之多，涉及案件300餘件，詳細記載了他無私奉公、秉公斷案的事迹。由于他的勤政，使得在濰縣任職的七年時間裡，他沒有積壓任何案件，也沒有老百姓受冤枉，甚至好幾次出現了監獄中連一個罪犯都沒有的景象。史料也稱贊他“無留牍、無怨民”，“囹圄囚空者數次”。從中不難看出他治理濰縣社會秩序、民風教化的成效，堪稱縣官的楷模。

鄭闆橋之所以能有這樣的作為，受到百姓的衷心擁戴，這需要從他的所思所想、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進行剖析。

鄭闆橋以科舉入仕，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具有濃厚的儒家基本色調，“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他認為讀書寫文章，都是為了經世緻用，為國為民，最重要的事業是“敷陳帝王之事業，歌詠百姓之勤苦”，所以他明确表示，自己出來做官的目的，是想效法前賢，“立功天地，字養生民”。（《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相反，對于那些隻想出人頭地的讀書人，他是非常鄙視的，說這些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釣魚，造大房屋，置多田産。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個好結果。”（《範縣署中寄舍弟墨》）

鄭闆橋有深厚的農民思想意識，觀察社會時，往往站在以農民為中心的勞動人民立場。在《範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中，他這樣寫道：“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隻有農夫，而士為四憶之末。”因為農民“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獲，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他同情農民，重視農民，把勞動人民提高到社會首位，把讀書做官之人放在末等，這是真正擺對了自己做人、做官的位置。

他主張平等待人，“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淩虐他”。他教導孩子，凡有好吃的東西，一定要分給那些貧寒人家的孩子，“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剜肉乎？”（《濰縣署中寄舍弟第二書》）他還反複告誡家人，對窮人“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範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他深切同情農民的苦處：“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吃粃糠，啜麥粥，搴取荇葉、蘊頭、蔣角煮之，旁貼荞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争吵。”每每想到這些，他就忍不住落淚，所以讓弟弟把自己的工資“挨家比戶，逐一散給。”（《範縣署中寄舍弟墨》）

支持、維護窮苦人和弱勢者，替他們把心中的理由講出來，不準有錢有地位的人仗勢欺人、強詞奪理，保證執法公正，維護社會公平，這是鄭闆橋做官的亮點之一。他經常有意識地為弱勢群體喊冤叫屈，替他們發聲，維護他們的權益。更為重要的是，鄭闆橋還積極通過自己的詩和筆，為窮苦百姓呐喊代言。在他的集子中，有許多反映民間疾苦的作品如《滿江紅·農家四時苦樂歌》，以及《悍吏》《私刑惡 》《姑惡》《孤兒行》《後孤兒行》《逃荒行》《還家行》等詩詞，都是站在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立場說話。

“不燒鉛汞不逃禅，不愛烏紗不要錢。”（《燕京雜詩》）鄭燮在山東省先後做了十二年的官員，“以請赈忤大吏，乞疾歸”《清代學者像傳》。鄭闆橋為民請命受到上司的處罰，離任之時，“囊橐蕭然，賣書畫以自給”，口袋裡空空如也，一無所有，靠賣字賣畫為。不過值得鄭闆橋欣慰的是，山東父老自發沿途十裡相送，這正是老百姓對他為官一方的最高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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