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美孚教授擅長泌尿系統疑難複雜疾病的外科治療，在國内較早開展泌尿外科微創手術，在腎上腺外科、腎移植、内鏡手術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各類型腎髒腫瘤尤其是腎癌的治療有獨到之處。曾任中華醫學會泌尿外科學分會常委，國際泌尿外科學會會員。2013年獲北京協和醫院傑出貢獻獎。

【聽醫者講述】

少年時代跟随軍醫父親在部隊生活，戰場上深切感受到了醫生的價值。從醫七十年，臧教授幾乎把自己全部的時間都奉獻給了病人和他摯愛的醫學事業，門診、病房、手術室，是比家更讓他留戀的地方。

——訪談人董琳

我做總住院醫師的時候，有一次内科找我去會診，那時候張孝骞教授是内科主任。病人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腹部脹得很大，内科認為是肝硬化的腹水，做完檢查後發現腹水是尿的成分，最後診斷是一個巨大的腎積水，讓我去做一個腎造瘘。泌尿系最主要的一個概念就是“引流”，不能有哪個地方不通，不通必然造成遠端的積水。我到了一看，這麼大的積水怎麼辦，幾乎都積到腹腔裡了，下邊就是膀胱。我靈機一動，就把腎盂跟膀胱做一個側側吻合，不用引流，積水進入膀胱他就能尿出來了。當時我跟上級大夫彙報，做了這樣的處理，他們也覺得很特别。由此也能體現協和學術環境的民主和寬松。

回顧我的外科成長過程，我這一輩子沒有醫療事故，差錯也很少，我覺得是得益于查房制度。因為你事先已經反複考慮到了各種可能，所以在操作過程中就有主動權。

我們那時候除了科内三級查房以外，還有外科主任查房。每次曾憲九主任來查房，大家都跟着，有時候也跟到别的科室去轉一轉。曾主任的特點是啟發性查房，“肯定的肯定、肯定的否定”，往往對某個病已經得出結論了，他再提出來，假如不是這個病大家又該怎麼樣，反向再提出一些問題，讓大家重新再考慮。這讓我印象很深。對于臨床上的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地認為是什麼就是什麼。所以，查房制度很有必要，可以提高醫療質量、減少醫療差錯。

20世紀60年代，我做完總住院醫師後定到泌尿外科，主要看泌尿外科常見病，包括泌尿系腫瘤、先天性畸形及腎上腺疾病。腎結核也是常見病，假如一個禮拜切除10個腎髒的話，可能8個都是腎結核。那時沒有B超、CT，我們就做尿液分析、逆行造影、靜脈腎盂造影。當時沒有預防結核的藥，一旦确診了都是晚期，一側無功能了，完全是膿腎，所以就做腎切除。幾年下來我們技術熟練到最快用25分鐘就可以完成切皮、切腎、結紮、縫合、縫皮的全流程。

随着基礎醫學的發展，尤其臨床有了抗結核藥，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結核就很少見了。有一次，一個病人因尿頻尿急在外院始終無法确診是什麼泌尿系感染，到我這兒一看，我說要除外結核，因為診斷腎結核有一句經典的話，就是“長期膀胱炎、尿裡白細胞為主，要想到結核”，病人一查果然是結核菌陽性。現在年輕人可能一年都碰不到一個腎結核，都不考慮結核了，但我們那個年代過來的首先警惕的就是結核。

除了腎結核之外，我們在腎上腺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跟内分泌科合作很密切。我們治療了很多庫欣綜合征，病人從正面看不見他的耳朵、從側面看不見他的鼻子，腹壁有好多紫紋。當時診斷病因是雙側腎上腺皮質增生，手術探查看到兩側腎上腺肥厚，我們一開始先做一側，對側功能還繼續亢進、還是肥胖，又做對側，就考慮切多少，我的經驗是先切一半，再切一半的一半，最後臨床實踐證明切90%才夠。

有一個階段我們把精力放在了腎性高血壓上，一側先天性的腎缺血會引起高血壓，如果看到病人一個腎髒是正常的，對側是個小腎髒、萎縮腎髒，做完腎素測定，把小腎髒切掉後他的血壓就下來了。後來我們發現大動脈炎内膜增厚導緻腎動脈入口狹窄，也會引起高血壓，我們就把這個高血壓跟腎病又結合起來，做腎動脈入口的擴張，甚至利用髂動脈一些分支來代替這個狹窄血管，做起了血管外科的一些工作。腎移植我們也做了不少，針對腎性高血壓做自體腎移植，放到自身的髂窩上，可以改善缺血的情況，從而糾正高血壓。1973年，協和泌尿外科成功完成國内第一例親屬活體腎移植。

随着時代的發展，醫學在進步，病種也在變化。預防醫學、技術進步帶來了臨床的一系列改變，診斷技術要與醫學發展齊頭并進，當然診斷水平、思維方法也要跟上。

我覺得醫生的确是直接為人民服務的一個很好的職業，我在手術台上從來沒有覺得疲勞過，也從來沒有覺得後悔過，在這個職業中我一直很愉快，而且總有成就感。在協和嚴格的制度下，我做的每一個病例都是經過很慎重的反複考慮的。我經常跟年輕大夫講，關傷口前要縫好最後一針，為什麼呢？比如同樣一個輸尿管接下來，你縫了五六針，這針眼兒的地方要漏，最後一針一定要把周圍再給它覆蓋一層，軟組織再蓋上，它等于就包裹起來了，減少并發症，所以最後一針很重要。

在協和的這些年，我不管是出國也好，國内同行之間交流也好，讨論起任何病種都不陌生，因為協和有豐富的病例資源。現在很多醫院都起來了，但協和提出以疑難重症和罕見病作為我們的奮鬥方向，我覺得這是對的，因為我們一輩子都在解決疑難雜症問題，很多病人都是看了很多醫院，最後來到了協和。

過去在我們那個階段，我們總是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我們想的是國外有什麼、怎麼能夠及時引進，沒有想我們應該怎麼創新。目前的形勢非常好，年輕人要創新，臨床隊伍和科研隊伍要結合起來，有些東西我們要領先，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要有根本的突破。

（本報記者崔興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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