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生活在河南農村，不會說普通話，上小學時都是民辦老師，文化水平不高，老師也不會，造成自己一直不會普通話，拼音四聲分不清，給我造成了一定苦惱，上學時，語文拼音不好，語文第一題永遠是瞎蒙的，包括高考。出差去外地，一口地道的河南話，别人聽不懂，向普通話轉，自己聽着别扭，别人更聽不懂了，很多時候去外地，說話時盡量慢一點，能少說話就少說話。

記得2004年初，我參加全國公務員考試，那是第一年向非北京戶籍放開考試，我有幸進入面試，到面試時，一口标準的河南話，引起考官的發問，我如實回答不會說普通話的原因，最後沒有被錄取，不一定是河南話的原因，但估計有這因素。

我們這有個局長，曾經在全市幹部大會上作表态發言，那是舉辦一次大型活動，作為牽頭單位，作表态發言，發言到最後，他這樣說：“通過這一段和上級單位的接觸，深感普通話的用處，當幹部不會說普通話就幹不好工作。”，一下子打擊了全市幹部，下面就輪到市長講話，剛好市長也不會說普通話，全市幹部就看市長怎麼講話，市長開場白：“我不會說普通話，我也提倡大家說普通話，但我會盡心盡力，全心全意幹好工作。”引起大家一片掌聲。

雖然局長的話有點過激，不應該這樣當衆說，但确實不會說普通話在對外交流中會造成一定困擾，兒子上小學時，讓家長表态發言，我作為第一個，剛開口，全班哄堂大笑，結果大家沒記住我的發言，光記住我不會說普通話了。

現在的學生都會說普通話，但我們這一代人和之前的幾代人，基本上不會說普通話，我們有一次出差，去北京，到飯店吃飯，有個人随口就說“要點秦椒水（辣椒油）”，一下子引得哄堂大笑，服務員愣了，不知道說的是什麼，坐地鐵時，這個人故意說了一句河南話“地鐵好是好，就是沒有蹲兒（凳子）”，回來的路上被我們說了一路。

我在北京有一次去超市，對售貨員說：“拿個塑料袋兒”，售貨員愣是沒聽懂，我又說“拿個袋子”，才知道我要的是啥，河南話兒化音很重，魚說成魚兒，小攤說成攤兒，盆說成盆兒，棍說成棍兒，爸說成帶兒，别動說成白動，黑說成黑兒，昨天說成夜兒，

其實河南話很形象，很接地氣。如很少說成一次擰兒，一段說成一骨碌，一串說成一嘟噜，一行說在一绺兒，嘔吐說成哕（yue），罵說成絕，行說成中，舒服說成得勁，沒有說成冇，傻說成信球，河南話愛把話說得很口語化，仔細研究河南話，其實為什麼說成這樣是有一定道理的，很直白，和實際很接近。

曾經有一段時間對河南人形象不好，主要一是河南人口多，打工出去的人多，出問題的人的機率就大，口碑不好；二是河南窮，經濟欠發達，打工的人很多是來自河南經濟不好的地區，有極少部分人敗壞了河南人的形象；三是中原地帶，經濟去的又是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出問題被宣傳的就多；四是其它地方出的事也安在河南人頭上，被放大化了，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裡，越傳越不好。

當然，後來對河南人形象改觀不少，其實河南是中國的反映，一部中國史，半部河南史，河南曆史悠久，文化深厚，但因地處中原，以前戰亂多，保留下來地面上的建築和文物少，地下文物極其豐富；經濟總量大，人均低，還處于中下等，同發達省份差得很遠，河南是中國最集中的體現，中國文化大部分出自河南，姓氏基本上源自河南，中國人的根在河南，六大古都兩個在河南，隻是和中國一樣，近代落後了，河南人正視這個問題，正在奮起直追，這幾年發展還不錯。

以前出去說河南話感覺有點不好意思，其實，不止河南話，曾經說方言都有點被歧視，除了粵語，因為廣東、香港經濟太發達，說粵語被視為港商，這幾年方言開始流行，包括河南話，其實這是經濟自信、文化自信的表現，還拍了幾部河南話的電影《不是鬧着玩的》，《就是鬧着玩的》，其實這幾部電影感覺拍得不是特别好，有點失真，但能真實反映河南話，宣傳河南，這還是第一次。馮小剛導演的《1942》真實反映1942河南大災荒，但裡面的河南話不地道，很好的電影，唯一的遺憾是放在春節放了，票房不是很理想。

河南的相聲演員“小嶽嶽”嶽雲鵬，在相聲裡面巧妙地用了些河南話，對河南話的普及和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自媒體的發達，河南話同其它方言一樣，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感覺很土的河南話，正因為土和接地氣被更多人所熟知。

對一些明目張膽的地域歧視可以說不，對電影、網絡、電視上一些反面人物說河南話，我感覺反應不用太過度，說河南話無所謂，世上本無事，何須自擾之，不用對号入座，藝術創作就是藝術創作，等你自身強大了，别人自然會尊重你，就象改革開放時的港商，不要動不動就說妖魔化，不用太上綱上線，否則說哪裡話都是地域歧視，這正是不自信的表現。

我是正宗的河南人，生在河南，長在河南，上大學也沒離開河南，工作在河南，隻會說河南話，河南就是我的家，中國更是我們的大家，希望全國人民都一樣愛河南，愛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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