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誰用快手？”

“既然在座這麼多人都沒用，那就沒法投。”領導示意過下個項目。

這一幕發生在某一線基金的投委會上。舉薦此項目的年輕投資人黃明，當時27歲。他心裡嘀咕，在座的都是投資人，白領不用，不代表更廣大的人群不用。“投資人這個範圍太小，不具備樣本性。”可這個嘀咕，他終是沒敢大聲在會上表達出來。因為年輕，還未有明星項目和職級為他撐腰，底氣不足。

快手這個項目，早期也到過時任君聯資本投資經理的孫月鵬手上。

為了在内部項目過會上，證明快手的可投性。他走訪了20多個鄉鎮做調研，蹲點影院、商場、遊戲廳等年輕人聚集的地方，觀察當地年輕人在觀影間隙、閑暇之餘，都在用什麼APP。并将調研結果整理成了一份長達60多頁的PPT，試圖說服領導。

“當時有幾篇關于快手的文章影響了大家的讨論，重點集中在價值觀等方面。基于自身投資經理的職級，我也有點遲疑，就沒再大膽推進。”孫月鵬語帶遺憾。

90後VC，還未具備足夠話語權。

從發展曆史上看，VC是個年輕的行業。自1985年中國成立第一家風投公司“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至今也不過30多年的時間。這個年輕的行業裡最早一波90後從業者，恰好将迎來他們的30歲。他們自認是缺乏運氣的一代人，至今為止還未迎來真正屬于自己的時代機遇。

在那個名為“明星投資人”的衆神殿裡，90後普遍缺席。但因為行業的特殊性，年紀輕輕的他們卻支配着千萬甚至上億的資金。年齡和經手的财富形成了鮮明反差。

外界因此認為他們年輕有為，不乏種種猜想：出入五星級酒店、坐頭等艙全世界飛來飛去、年薪百萬起跳、一個項目就可實現财富自由。

可更符合事實的情況是：他們月薪與普通程序員相近，入行底薪在15000—25000元之間，出行全季和經濟艙是标配，每月同樣有房貸要還，同樣憂慮KPI和職業瓶頸問題。

既沒趕上互聯網的紅利期，還要面對并不景氣的大環境。曾經被冠以“新新人類”的他們，逐漸被更年輕的後輩們貼上了“喪”、“油膩”、“脫發”的中年标簽。這是一個投資行業的年輕人逐漸“步入中年”的故事。

“投資人、程序員是時下最熱門的兩個職業。”獵頭鄧玲告訴投中網，這兩個職業頗受當下年輕人的青睐。“因為有無限的可能性，說不定哪天就因為一個項目發達了，哪天就因為創業走上人生巅峰了。”

青松基金投資副總裁王兆乾就是做獵頭的同學将其推薦進入VC行業的。此前，他誤打誤撞進入一家國企PE工作，不到一年，見有機會能進入VC行業，便毫不猶豫。進入VC行業，是他在英國讀大學時埋下的種子。當時，他眼見一個校友的父親，在沒有任何原始積累的情況下，用短短三年時間，完成了巨大的财富積累和提升。從基層公務員成為了國内知名機構的創始合夥人之一。

王兆乾家庭富裕。出生在山西的他，對财富自由的定義是可支配現金要有5個億。要想超越父輩的财富積累，依托所學專業神經學/腦科學繼續做研究，可能性不大。但VC這個職業有機會，投中一個獨角獸，财富翻倍增長。比如，孫正義投資阿裡巴巴，回報率是1700倍。

不少進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看的不是現在，賭的是未來。孫月鵬是降薪加入VC行業的。進入VC行業前，孫月鵬是外界眼中光鮮的投行人。大學畢業在國企工作的他，為了能成為投行精英，準備了三年的時間才如願以償。

“在投行工作了三個月，我就看透了，特别清晰地知道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孫月鵬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因為投行人的光鮮生活慕名而去，但當五星級酒店和頭等艙以及高額的項目分紅，都掩蓋不了投行高強度且機械化的工作本質時，他萌生了退意。

他形容VC是個特别接地氣且幸福感很強的工作，不像投行“一直端着”。

這個“接地氣”的轉換首先就體現在工資上。孫月鵬在投行工作時，工資加項目獎金是轉到VC行業後總薪酬的四到五倍之多。讓他甘願降薪的核心原因是“VC是為自己做事。”他深切感受到，投行做得再好，工作再賣力，“更多是在做嫁衣”。但VC行業不同，每一個項目背後，投資人自己的名字都能被看見。樹立自己的品牌，比高薪更能讓他産生幸福感。

半路轉行進入VC圈的人也不在少數。李楊，早前在36氪做醫療大健康領域的主編，趕上了行業大環境的繁榮期，于2016年加入了普華資本。朋友同事都羨慕她轉型成功，她亦坦言自己幸運：“換做是如今寒冬的大環境，以我當年的資質，是很難進入這個行業的。現在的行業準入門檻高了很多。”

這點被獵頭鄧玲證實了。她表示，從去年開始，投資機構便極少招人了。“社會招聘的機會少之又少。門檻也一再提高，不是清華北大的畢業生，很難有機會進入這個行業。”

李楊就認為自己在一個合适的時機入了行。這個行業最大的吸引力，是能與業内的頂尖人才交流，從而促進自身的高速成長。“我看的行業是醫療健康，它是有一定門檻的，如果不做投資，業内的專家、教授、學者，也不是我們年輕人想接觸就能接觸到的，就更别說直接對話了。”不做VC，她很難獲得業内一手資源信息。

入行的理由雖各不相同，但這群年輕人的初衷高度一緻，都是為了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内，實現自身價值，從而産生行業影響力。

注：部分受訪者，左起：劉天傑，何天陽，孫月鵬，李楊

“我何德何能啊！”27歲的郝婷向投中網回憶起，已過不惑之年的創業者為她斟茶倒水時的情景。

當初，她剛從記者轉到VC行業，跟着老闆一起出席一個教育類創業公司的董事會。動身之前，她聽老闆說這公司業績不太好，心理便有了“不會是一個很平和的會”的預期，盡管如此，會議現場的刀光劍影仍舊讓她倒抽一口涼氣。

她回憶，會前創始人殷勤地給比自己年輕的投資人倒茶，然而這一舉動并未減少投資人們的質問。現場你一言我一語，言詞犀利，語帶責備。創始人唯唯諾諾，散發着一股”中年人面對苦難現實的無奈和頹喪”。

開完會，郝婷從旁聽說，當時創業者的妻子正因癌症入院治療。而這一情況，在場的投資人皆知曉。“可能是職業原因，他們沒有表現出同情，反而第一時間關心的是怎麼處理這家公司，能讓自己機構的利益損失降到最低。”郝婷認為這沒錯，是職業的表現，但她接受不了這個職業利刃背後的冷酷。

她因此選擇離開這個行業。

華映資本的劉天傑看起來是更具狼性的投資人。同樣是在一家創業公司的董事會上，他會因為一個投資人感情用事，将商業利益比喻為家庭倫理親情而不滿。他主張在工作中不帶情感，“憐憫、憤怒、大悲大喜，這些情感會影響判斷。工作是解決問題，生活中抒發情感的東西不要帶過來。”

這種狼性不是與生俱來，是在工作中一次次碰壁後得出的經驗。币圈投資人何天陽的故事具有典型性。何天陽在币圈成立天使基金前，是個智能硬件領域的創業者。他自認自己對創業者有同理心，不會過于“冷酷無情”。可這個想法，在一次他與被投企業CEO之間的“開撕”上，發生了轉變。

被投企業CEO是個比他年長很多的創業者，初出茅廬的何天陽覺得他身上有豐富的行業經驗，專業能力也不錯，能成事。但在一個行業機遇面前，本該放手一搏，傾全公司之力，都要奮力争取的機會面前，創業者停駐猶豫了。

“這個時候我本該要非常武斷的Push他們的，但我當時也猶豫了，想到自己之前作為創業者時，不太希望投資人幹預太多，也因為過于相信創業者的能力，而沒有跟進。”何天陽回憶，由于自己當時的感情因素多于理性思考，最後導緻了創業者和他們團隊出現了開撕的情況，局面一度非常難堪。“互相責怪，都覺得問題出在對方身上。”

所以，這件事之後，他引以為戒:理性思考是一切的前提。

這幾位90後投資人，無一例外，都有過因為年輕，怕被創業者質疑，把自己盡可能武裝成熟的經曆。有的人選擇留胡子，有的人想辦法在穿搭上更成熟一點。很多時候，他們得把自己日常的感情拿掉，盡可能地表現出冷靜克制而又專業睿智的一面，以此博得創業者的認可。

可正因為年輕，在向着老道這個标簽靠攏的路上，他們要完成方方面面的修煉。

比如要學會搶項目。好的項目是要搶的，做VC的人對于這點心知肚明。現任洪泰基金執行董事的孫月鵬将搶項目的手段歸結為：“文搶或武搶。”文搶既是保持和創始人的密切溝通，不停詢問對方，他們缺什麼，你們給什麼，後續能做到什麼賦能的事情，洞察人心直擊本質；武搶，從字面意思上不難判斷，身心都時時地跟着創始人，找到時機立馬趕到對方身邊，最快速度敲定deal。

狼也不是天生就會捕食的，挨過餓，有過嘴邊食物被搶的經曆，内心的狼性就被激發出來了。李楊就有過項目在臨近簽約時被截胡的經曆，當時就差簽字了，但競争對手知道後給出了優于他們機構的條件，讓創業者中斷了合作。此後，隻要是她覺得還不錯的項目，都會立馬直接飛到創業者所在城市，面對面的跟對方長談，直至合同簽完字。

比如要适應社交。這些90後投資人多是獨生子女，從小被6個家長捧着長大，在進入職場之前，他們是一群不需要具備讨好型人格的人。這些年輕VC們無一例外的想成為研究型投資人。有業内人士把投資人分三類：社交型、天生自帶商業敏感型、以及研究型。顧名思義，相較于後兩者一個靠天賦、一個靠專業知識，社交型更多的是靠行業人脈資源。

社交給孫月鵬帶來的困惑在于：你和工作中接觸的人，除了聊行業，還能聊什麼？他投資文娛賽道，時常會接觸影視圈、娛樂圈的人。一個飯局上，他作為資本出席,可面對四、五十歲的行業人士，他有種插不上話的尴尬。“人家會聊老婆孩子。我完全沒經曆，每到這時候就插不上話。”

但沒人能否認人脈的重要性。在大家都拼内功的情況下，有人覺得内外兼修，才自帶競争力。王兆乾工作前從不和自己圈子外的人交談。但做VC以後，他發現陌拜是VC的核心技能之一。同時，還得廣交朋友，“不論三教九流，我曾經一年請人吃飯就要花二十多萬。”他用飯局和阿裡、騰訊、頭條的内部員工建立聯系，“會盯住這些大公司的高層變動，但凡他們想要創業，都要找過去。”

離錢近的地方，容易被外界冠上濾鏡。外界給投資人的濾鏡是“年少有為、财富自由”。

華映資本的劉天傑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為了離上班地方近一點，他特意離家，在建國門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以便能每天滑滑闆上下班。本科就去美國留學的他，日常除了滑闆，還愛看書、看展。他信奉矽谷那一派的投資人，“有人文素養做積澱，格局會更大。”他自覺VC圈魚龍混雜，“真正看書的人很少。”

王兆乾日常的代步車是法拉利，并在深圳貸款購置了一套千萬級的房子。每月6萬多的貸款，他的薪水和獎金尚能負擔。但相比于在英國留學時每年花20萬購置衣服，一對耳釘就是十萬元左右的品質生活，他現在“節省不少”：隻買Hollister和Superdry兩個牌子的衣服。“現在的花銷忽略不計，我現在的薪資和獎金，還完貸款，肯定沒啥結餘了。我并不是特别care薪水，尤其是在入行的前幾年，有沒有薪水都無所謂。如果剛畢業就能去紅杉，倒貼錢也願意啊。”

“VC并不是暴利行業，賺錢也是行業裡的一小撮人賺錢。” 王兆乾自嘲道，“我自覺沒其他技能，VC沒有硬性門檻，阿貓阿狗都可以做VC。”

王兆乾想要通過學習怎麼做VC，從而更好地做LP。沒入行前，他交了接近千萬的投資學費，跟投了諸多項目未見回報。另外，他覺得VC提供了一個能夠了解各行各業的機會。他并不認同自己是典型的富二代，“富二代不會像我這麼辛苦的。”

加入青松這家投資機構後，他為了更好的發現項目，做了90多頁的PPT來研究教育賽道。加入青松前，在一次農業企業盡調過程中，為了進行企業資産盤點，寒冬臘月裡，他在溫州雁湯山下魚塘數了三天魚。

父母得知王兆乾的工作經常需要四處出差，且工作時長久，便常常勸他回家繼承家業。在他的生活圈子裡，沒有人覺得VC是個高大上的職業。“我同學、朋友家裡都有上市公司。我羨慕他們還來不及，他們怎麼會羨慕我做VC。”

孫月鵬的父母最操心的則是他的人生大事。由于做VC，他強烈要求自己的自驅力達到極緻。每天固定七點起床，吃完早飯，他要花一個小時學習法律、金融相關的行業知識。再花半小時在自己的Calendar App上記下當天要做的事情。如果不出差，他的時間會被大量的會議和見人填滿。晚上睡前寫投資筆記是他雷打不動堅持了四年的事情。

享受美食和旅行，是他釋放壓力的出口。他的筆記本裡夾了兩張扉頁，是已經打卡填滿了的中國地圖和正在打卡填空的世界地圖。

孫月鵬前段時間剛升職。洪泰基金創始人盛希泰曾評價他是“特别穩妥”的年輕人。孫月鵬将其歸結為兩點，一是自己有受過投行的基本功訓練，做事會嚴謹一些。其次，他堅信VC這條職業發展道路，高度自律，工作幾乎占滿了他的全部生活。

做投資的90後，家境極少有貧苦的。他們多是獨生子女，父輩、爺爺輩們留下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王兆乾對此有一個自己的觀察：一二線基金，基本非清北複交四所大學不招。“這四所大學裡，有家境不好的學生嗎？幾乎沒有。”據他目力所及，周圍的同行裡70%都家境殷實。

焦慮是城市中産們繞不開的話題。

他們對生活有一定的品質标準：輕奢、旅行、房貸、養車，每一個螺絲釘都不能松動，能過上中産生活的高知們，也在窮盡心思的考量，如何确保生活不受經濟行情的挑戰。

作為典型城市中産的VC，焦慮或許是固化身份的護身符。

劉天傑的焦慮爆發在每次合同簽字蓋章前後。這段時間他會嚴重失眠，因為腦海裡一直在反複推敲所投項目的細節，看是否有漏洞。他坦言，數千萬的項目從自己手裡蓋章過合同時，内心會湧現陣陣不自信，比如在合同蓋章走流程時，他會一拖再拖，拖到創始人催促為止。

李楊的焦慮則直接傳遞到了她的身體：皮膚反複過敏。采訪當天，她的臉部過敏還未消散。但她無暇顧及就醫，因為晚上的航班又要飛到另一個城市。她笑言，公司的投資人有個群，大家會時刻分享動态和焦慮，脫發、失眠，不值一提。

作為币圈的投資人，何天陽的日子好過點。自己是機構創始人，KPI的壓力相對較小，投錢也更為自由。至今為止，他的焦慮主要在于怎麼能在有限的時間内，讓自己能“更老練地識人”。

“我每天都很焦慮，好的項目在哪裡，新項目在哪裡，每天都在尋找，找到了也不一定對，企業都是九死一生。”王兆乾下了一個判斷：VC 沒有不焦慮的。

尤其是在募資難、風口不再的大環境下。不少媒體報道了投資人轉行的新聞，許多投資人從機構流向了大公司的戰投部，更有甚者轉行去賣保險。

然而這些90後投資人們并未流露出想要轉行的意圖，也對去大公司戰投部興趣不大。

“去大公司戰投部固然能見大江大河，但所有的投資業務都是要圍繞着這家公司的核心業務來展開的，項目投資自由度沒有那麼大。”劉天傑如此解釋自己暫時不願意去大公司戰投部的原因。

孫月鵬說，他周圍倒是有不少同看文娛的朋友開始轉看其他領域了。他自己頗為堅持，“畢竟文娛是剛需，現在的環境是暫時的。我要在别人都離開的時候堅守，這樣下一波紅利期到來時，我已經完全準備好了。”

盡管有不少知名投資人曾公開表示，投資是能做一輩子的事業。但90後投資人們已經普遍擔心自己的職業生涯。

劉天傑告訴投中網，35歲是個分水嶺，如果在這個時間點還未投出業内知名的标杆項目，會處境尴尬。“如果你在一家機構呆到40歲，那大概是合夥人級别。到了這個級别，你還沒有一兩個标杆項目，如何服衆?”

劉天傑給自己的期限是35歲。如果到時還未有标杆項目，“那真的是該考慮轉行了。”

要想把工作做好，在一個行業内有所建樹，無有不焦慮的。同齡人奔跑的速度，行業最前線的消息，對核心問題的剖析能力，每一個都像一縷絲，織起了職業焦慮的神經網絡。

VC圈的話語權還牢牢掌握在70後、80後的手上，90後的空間在哪？這是每一位年輕投資人心中繞不開的問題。

劉天傑對此給出的答案頗為肯定，“85到90後這一代，肯定會冒出投得特别優秀的人。大概是在40歲的時候，會逐漸顯現。”比如紅杉資本的曹曦。這位紅杉中國最年輕的合夥人，自2013年加入紅杉，用不到 4年的時間，便完成了從投資經理到合夥人的躍升。主導參與投出了快手、鬥魚、英雄互娛、懂球帝等明星項目。

據業内人士透露，目前一些投資機構内部皆有培養接班人的趨勢。劉天傑說，未來，VC這個行業會日益個人化。“個人品牌會成為主流，話語權可能不會在機構手中。”這是90後的機會。

隻是，這個機會的代價是未來的一整個十年。等熬到了40歲，這一代90後投資人們，就該向“年輕投資人”這個意氣風發的标簽道别了。（文/張永迪 編輯/蔡逸楓 來源/投中網商業深度）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黃明、鄧玲、郝婷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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