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削是個僞命題?本文正文共8571字，分為三個部分及一個附加内容，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剝削是個僞命題?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剝削是個僞命題

本文正文共8571字，分為三個部分及一個附加内容。

1、我們如何擁有一件物品

“剝削”一詞，無論中外，都是既表達某種行為，又表達某種價值判斷的詞彙。而其核心含義均指“以不合理的手段獲得某樣别人合理占有的東西。”因此，要澄清“剝削”一詞的所指稱的社會現象及其背後的機理，就必須從“所有制”下手，搞清楚人們是怎麼“擁有”一樣東西的，以及什麼樣的“擁有”才是合理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的手上有一個蘋果，你确實地擁有了這個蘋果嗎？不一定，因為這個蘋果有可能是你剛剛從水果攤上拿起來的。那麼你如何才能擁有這個蘋果？合法的方法就是，你付錢把蘋果買下來，或者你說服老闆把蘋果送你；而不合法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偷偷地把蘋果帶回家裡，或者不顧一切地當場把蘋果吃掉，這樣你就可以永遠地占有這個蘋果了。但因此你會受到法律的追究，道德的譴責，或者老闆的報複。

在這個例子中，占有一個蘋果就有三個種方法：社會占有、具體占有、以及價值占有。（當然，你也可以給占有的方法來個二分法，因為社會占有和價值占有都是抽象占有，因此可以二分為抽象和具體兩種，這種分法更加符合邏輯但略顯啰嗦故忽略掉）這三種占有方式還可以細分出很多的子類，在這裡不贅述。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三種占有方法的特征和彼此之間的關系。

首先是社會占有。人在社會中，無論是人身還是财産都會受到某種社會規範的保護和控制，例如你如果偷了别人的蘋果就會受到法律的追究或者道德上的譴責，并且無論是哪一個蘋果都會受到同樣的規範的保護或者控制，這就相當于一個“社會巨人”用各種規範的“手”握住了這個社會中的所有蘋果，使蘋果成為“巨人”的東西，并且按照“巨人”的想法來使用和流通。當然，社會并不真的是一個“巨人”，也不會真的伸出手來抓住蘋果，但是當一個社會有足夠多的力量來執行某種規範的時候，每個認同這些規範的人的手，都是這個巨人的一部分。

社會占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特征。其一，社會占有是抽象的。其存在看不見摸不着，其執行和實現并不能脫離社會中的具體力量，無論是心理的還是物理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其存在。其二，社會占有“必須”依賴某種社會規範。如各種法律、道德、倫理和習慣，雖然其本身并無任何實體，但卻能夠像人的雙手一樣揮舞、移動、控制各種各樣有實體的東西。

但除這兩個特征之外，社會占有還有一些值得人們關注的地方。第一，社會占有從廣度來講是覆蓋整個社會的所有物質實體的，甚至可以說覆蓋整個宇宙的物質實體，但其深度，或者說實現程度，卻受到其本身可用的具體力量以及人類社會的科技水平的影響（如果你足夠敏銳的話可以發現，這兩樣東西加起來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生産力）；第二，社會占有是有不同的層次的，不同的層次之間有可能會有矛盾沖突。接下來我會着重講講這兩個注意點。

就第一點而言，人們可以很容易理解蘋果是受到社會的控制的，但宇宙當中的星雲又怎麼能被控制呢？其實有這樣的迷惑是因為你沒有區分控制的廣度與深度的範疇。任何控制都具有廣度和深度兩個範疇，其中隻要深度無限趨近于零，廣度就可以趨向無限大。例如我現在就可以立法，說宇宙中的所有物質都必須為人類的善與正義所用，就這樣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宇宙中的所有物質就可以輕松地成為人類社會的一部分了，隻不過對于遙遠的星雲來說，這樣的占有在深度上無限趨近于零。另外，就社會控制的深度而言，人類是永遠無法對物質進行完全的控制的。例如石器時代，人們隻能利用石頭的形狀和簡單的物理性質，但在現代社會，人們可以解析甚至改造各種石頭的結構，或從中提取需要的物質，雖然是同樣的一塊石頭，人們對它的控制卻從原始粗糙的表面不斷地深入直至其中的原子，甚至更深的地方，而且以後還會加深；但無論如何，即便對一塊小小的石頭，人類都不可能宣稱掌握了其全部的秘密、并且不需要再繼續深究下去了。

就第二點而言，我們身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農村的土地，先是由國家的法律規定由各個村子共同所有，再由村子分配給個人使用。國家和村子都可以看成是一種社會組織，而村子對土地的占有是國家對土地的占有的延伸，但不管怎麼說，國家和村子都以各自不同的規範對土地進行了控制，因而社會控制在這裡就分為了不同的層次。這是社會控制不同層次之間沒有沖突的例子。而社會控制之間沖突的例子也很簡單，我們把村子替換成黑社會就可以得到社會控制之間相互沖突的例子。

其次，所謂具體占有，即社會占有得以實現的具體的物理或者心理的手段。如上文所提到的，具體占有是社會占有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如同一部法律，雖然事無巨細地規定了辨明物品所屬的規則，但物品所有者卻随意地将其丢棄于街上，如此物品也不能說是由此人擁有。

具體占有的概念并不複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随處可見，但對于具體占有的認識我們依然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具體占有不一定是身體的直接占有，但一定是有意識的、對某個特定對象的占有；第二，具體占有必須與社會占有同時存在；第三，具體占有既可以是對物的直接完全的占有，也可以是是對物的部分内容的占有。那麼接下我們就簡單講講這三個特征。

就第一點而言，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一個人将寶物藏在了一個保險箱中，之後保險箱被歹徒劫走，卻因為不知道密碼而無法打開的情形。此時寶物的主人雖然因保險箱被拿走而失去了身體上對寶物的直接占有，但由于寶物依然存在保險箱内，其對寶物的占有并沒有完全的消失，而是處于一種缺損的狀态；而另一方面，歹徒雖然搶走了保險箱，但是卻沒有辦法将其打開，取出寶物，因此歹徒并沒有具體直接地占有該寶物。現實生活中的快遞員送快遞的情形就是最好的例子。快遞的貨物通常情況下都被裝在密封的容器中，因此雖然快遞員手裡經手過幾百件的貨物，卻不會有人認為它們曾經占有過其中的任何一件。而即便是快遞包裝破損，快遞員同樣有義務保證貨物處于“未受損傷”的狀态，這相當于是給貨物加了一個“想象中”的箱子，使貨物依然不脫離原物主的間接占有。

而第二個特征就突出了“占有”這一行為的“社會性”。動物雖然會通過儲藏的手段來保證自身生存所需要的資源，但是動物的“儲藏”行為與人類的占有行為是不同的，其本質的區别就在于動物的“儲藏”行為并不以占有為目的，而實際上是對于資源的争奪和使用的手段。具體而言，假如你将食物藏于自家的冰箱之中，即便該食物被客人發現了，客人也不會直接将其吃掉或拿走，但是動物會。換言之，動物儲藏食物的洞穴實際上是動物身體裡面另一個“沒有消化功能的胃”，或者“不會伸張收縮的爪子”。

而第三點同樣表現了“占有”這一行為的社會性。如同你租住在别人的房屋裡，你本身就占有了這個房屋的使用權，而房東則依然占有房屋的其他權利，比如房東可以将房屋轉賣給别人的處分權。如此，你實際上就是和房東都占有這個房子，但不是共同占有，而是分别占有該房子所分化出來的不同的權利。

最後，所謂價值占有，就是對物品的完全處分。這一點很好理解，當你随自己的心意完全處分一樣物品的時候，該物品就會成為你的身體或意志的一部分。例如，當你吃掉這個蘋果，蘋果的營養就會進入你的身體，而蘋果的味道就會進入你的記憶當中；或者你将蘋果賣掉或贈與别人，這個時候蘋果就會成為實現你意志的工具，成為你意志的延伸。

2、正義與不正義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假如你手上有一個蘋果，你知道這個蘋果在你手上很安全，即便你把蘋果放進冰箱裡也不會有外人偷偷拿出來吃掉。這個時候不僅是你一個人的手在握着這個蘋果，這個社會每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甚至一些不那麼守規矩的公民，都在間接或直接的保護你擁有着這個蘋果。這裡對于蘋果的“擁有”顯然有兩個層次，一個是社會層次，一個是具體層次。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考慮的問題就是，這個由“社會”控制着的蘋果，是怎麼到了你的的手上的呢？這個問題實際上接近我們所講的“正義”的問題，但在那之前我想和大家講一講我在高中的時候發生的一件事。

那時候學校為了幫助我們緊跟時政，就在每一間教室裡安裝了一台老式的電視機，每天晚上給我們放新聞聯播。雖然很無聊，但對于枯燥的高中生活來說這幾乎是我們每天最高級的娛樂方式了。但是我們教室的那台電視過于老舊，經常出故障，同學們都很不滿。有一天，一個同學就提議，把A家的電視搬來教室讓大家一起看。A家裡有錢，未必會吝啬一台電視，但是大家都知道這是玩笑話，如果真的答應了就顯得太不識趣了，所以自然是不同意的。于是最開始提建議的同學就鼓動同學們投票，說少數服從多數！結果自然大部分人都響應了這個提案。此時A說了一句：“我家的電視該怎麼用憑什麼你們說了算？”于是大家就在哄笑聲中作罷了。

這個事在我心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為我覺得A的話觸及到了正義的本質。我們的老師非常開明，在涉及班級管理的事上經常以民主的方式來決定，所以我們實際上習慣了“少數服從多數”這一決定方法。換言之，對于班級的事項，隻要大多數人同意了，自然就是正義的。而電視是全體同學一起看的，座位是按順序調換的，不會有誰因為成績好或者和老師的關系好就可以多看一眼，故而來講，這次投票的結果可以說是完全符合“道德”的大公無私的結果，但卻違反了一個重要的原則，那就是決定了班級所不能決定的事。

如果我們深入探讨就會發現，之前班級決定的事，比如說誰當班長，遊園活動該怎麼辦等問題，都是屬于“班級”這一群體建立起來時所要完成的慣常目的之内，而我們在加入“班級”時就相當于已經許諾在這些問題上，聽從“班級”的集體決定。當然，這個決定的方法可以是像我們班那樣，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也可以由班主任來決定，或者通過其他方式都無所謂，而這些決定班級事務的“機關”所能決定的事項，是一開始我們加入班級時許諾渡給的決定權和自身由此産生的服從義務的集合，一旦該決定超出這個集合，無論決定本身如何地大公無私，如何地對大家有利，該決定就是不正義的。

由此我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正義隻存在于集體中，隻存在于集體的交往中。每個集體成立時都會有一定的目的，人不會無緣無故地與他人聯合，而一旦産生聯合，那麼這個聯合體對每個成員所負有的責任和成員對集體目标的實現所負有的義務便是正義。換言之，在集體目的的範圍内按照集體約定好的方法決定集體意志并執行便是正義，而其中關鍵中的關鍵就是“集體目的”這一點。

那麼扯回來，你手上的蘋果，究竟是怎麼樣在集體的範圍之内分享給你的？答案就是正義，正義是連接一個社會的“社會占有”和“具體占有”的橋梁。這個東西是社會占有的，由于正義，這個東西的社會占有必須與相應的具體占有相統一，于是你手裡是拿着這個蘋果便是正義。而一個社會最大最重要的正義，就是所有制。現在讓我們來重新審視“公有制”和“私有制”這兩個詞。這兩個詞裡面的“公”和“私”并不是完全與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公”與“私”的含義，因為任何“私有制”都離不開社會的保護，而任何“公有制”也都必須以某些個人的占有來實現，因此準确來講，世界上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因為裡面的“公”和“私”指代的，都是“分配”制度而非“所有”制度，真正的所有制度都是社會所有與具體所有的雙重結合體。因此，無論這個社會的所有制叫什麼名，其關鍵都是在于能不能實現這個社會所共同秉承的正義，通過這樣的正義的分配能夠使人們實現加入社會時所期望的正義。

因此，正義需要滿足兩個要素，一是社會整體的正義，即加入和組建社會組織時所确定的目标必須是人人同意的，經過所有成員一緻授權的，這是價值正義；第二個要素則是這些經同意的目标的集及實現這些目标的活動必須與社會整體的正義目标相符，這是執行正義。于是一個社會的不正義的情況同樣可以分為兩種，首先是一個社會整體确立的目标就是不正義的，其次是這些目标在實行當中存在偏差。

第一種的不正義對應的就是社會占有的不正義。在這樣的社會中人的基本需求是不能得到承認，或者隻有部分能得到承認的。人們活在這樣的社會中純粹是由于别無選擇，甚至于隻有像畜生般地活着才能免于死亡。這樣的社會，要麼是像無政府主義般的叢林法則，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社會；要麼則是專制主義，是一部分人壓迫和洗腦另一部分人的社會。

而在第二種不正義的社會中，雖然社會普遍确認了一種正義的價值觀，但是這種價值觀卻沒能很好地轉化為法律并在現實當中執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通常是因為制度設計的不合理，正義在執行中存在風險。最典型的情況便是“人治”的情況。在人治的社會中，個人對權力的占有通常非常合理，設計權力的目的也很理想，但是由于在執行當中缺乏相應的标準和制約，這些權力能否真的運用于其正義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權力所有者本身的道德水平。而人治的色彩越重，所需要的道德就越多，正義面臨的道德風險就越大。

抛開第一種顯而易見的不正義，不正義的本質是“權利義務”的不對等。在一個國家裡，每個人都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去遵守法律，維護大家共同的生活，但是這些生活卻并非是對每個人都平等的。在第二種不正義中，那些壓迫者和剝削者總會用各種花言巧語來迷惑其他人，讓他們認為公平、正義、法律規定的權利和有尊嚴的生活是需要另外付費的，但事實是，人們在加入這個社會時，就已經買斷了他人尊重自己生而為人的一切權利的服務，并且同樣“被買斷”了尊重其他人同等權利的服務，一旦有人撕毀這個契約，要求你為同一樣東西付兩份錢、三份錢、甚至要求你付出自己的全部身家和整個人生，那麼你就有權退出這個社會，否定一切的法律，訴諸最原始的方式去取回自己已經付出了的代價。

3、“剝削”的具體方法

“剝削”這種現象從古至今都有，如果對比正義的标準，“剝削”可以形容為“我為正義付出了代價卻沒能享受應有的正義”。在奴隸制的時代，奴隸們修築了整齊的街道和豪華的宮殿但卻隻能擠在破舊的棚屋裡；在封建時代農民們雖然努力耕作收獲的糧食卻依然難逃饑餓和貧窮；在資本主義時代無産階級沒日沒夜地工作卻隻能拿着微薄的工資過着僅能維持溫飽的生活……他們同樣參與了社會的生産，付出了社會勞動，卻永遠被排斥在社會發展之外。他們悲慘的根源就在于那個社會的一些人掌握了可以很方便殺死另一些人的方法。這個方法在奴隸制時代是鞭子和軍隊，在封建時代則是通過土地和宗教，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則是對生産資料的壟斷。我重點講一下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

提起“資本主義”這個詞人們首先想起的可能是某種政治體制和社會的意識形态，但是我着重從“生産關系”的角度來理解這個詞，因為“生産關系”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而其他的含義，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的生産模式最關鍵的一點是“勞動力成為了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勞動者必須是自由的，可以自由流動的；二是勞動者必須除了勞動力之外再無其他可以出賣的東西和謀生的手段。而要實現這兩個條件，資本家做了三件事，一是嚴格地保護私有制，使得生産資料集中于某一群人手裡，從而創造出對立的兩個階級——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二是解放農奴和奴隸，使其能夠自由地在勞動力市場上流通；三通過對生産的分工，使得複雜的生産可以被分解為無數簡單的機械勞動。

由于有産者占有了生産資料，而生産資料必須與勞動力結合才可以進行生産，因此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本是相互需要的關系。但是由于無産者缺乏生産資料就無法存活，而有産者至少可以靠自身的産業存活，因此，當一整個社會的生産資料都集中于少數人的手裡時，有産者就不僅掌握了生産資料，還掌握了無産者的身家性命。這是每一個時代的剝削邏輯，但是還不是真正的“無産階級”。真正的無産階級的産生實際上是産業分工和大機器生産廣泛運用後的結果，原本複雜的勞動被分割成無數簡單的、機械的活動，而勞動者在這其中就像一個可以随意更換的零件一樣，也就是所謂的“勞動力商品”。這個時候，“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就産生了。

對于資本家來說，勞動力是可以随便替換的，但是對于勞動者來說，失業就意味着死亡，因此，雖然勞動者在表面上沒有受到暴力的脅迫，但實實在在與刀子架脖子上逼你幹活沒有什麼兩樣。你如果工作，我就付給你工資，但我把工資壓到最低，隻給你夠活下去的工資，這“工資”雖然表面上是你工作的報酬，但這隻能保證活下去的最低限度的“工資”實際上和給機器上的潤滑油沒有什麼區别，它隻能保證一個人作為一個“零件”能夠起到作用的最低需要，因此。所謂的“工資”反映的并不是“勞有所得”關系，而隻是反映了資本家自身的需求。在這種狀态下，人活得和牛馬沒有什麼區别，而資本家對工人的保護甚至不如牛馬。

要對抗資産階級對生産資料的壟斷、獲得應得的回報，勞動者就必須聯合起來，實現對勞動力的壟斷，而工會就是這樣的組織。如果工會沒有“罷工能力”勞動者就永遠處于不公平的位置。

在曆史上工人們為了獲得聯合的權利進行了不屈不懈的鬥争，其首先争取的就是民主權利，也就是普選權。雖然現在“普選權”經常地與“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但是真正争取建立普選制度的卻是廣大的工人群衆。從英國的大憲章運動，法國的大革命，到美國的謝司起義和芝加哥大罷工，無産者的權利從來都不是來自于資産階級的恩賜，現代的人權理論同樣是資産階級對無産者妥協的後果。

我想，正真消滅“私有制”實現“按需分配”的共産主義暫時還是比較困難，但是争取獨立工會，維護我們的正當法律權利，應該是現階段比較合理的目标。

最後一句與諸位共勉：多讀書，多看報，廣交朋友，積蓄力量。

附：剝削的不同種類以及為什麼獨立工會有助于人才的進步和社會知識的增長。

雖然我們充分地理解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和由此帶來的災難，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反對意見，即某某人憑借自己過硬的技術和知識水平同樣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并由此污蔑其他的人是由于懶惰才陷入貧困的境地。這樣的說法在網上比比皆是，而且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可以看見這樣的例子，那麼他們的說法有什麼漏洞呢？這就涉及到了“形式剝削”與“實質剝削”之間的區别了。

如上文所說，由于資本家控制了生産資料，因此就相當于控制了勞動者的身家性命，使他們不得不聽命與資本家，但是在通常情況下，勞資關系的對立并不很尖銳的時候，資本家也不願失去勞動者，畢竟勞動者是他們财富的重要來源。而這些來源中有其重要的是一些特殊的勞動者，由于他們有着特殊的勞動技能，或者通過某些方式與資本家達成了某種特殊的關系，因此相比其他的勞動者他們的可替代性較弱，形成了不僅他們需要生産資料，生産資料也需要他們的情形。這種勞動者雖然也受到剝削，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弱可替代性，導緻了其有一定的議價權，可以與資本家讨價還價，由此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這樣的剝削形式有區别于那些有強可替代性的實在剝削，因此稱其為形式剝削。

但是受到形式剝削的“貴族工人”并不是完全安全的，一方面他們的“弱可替代性”會随着身體機能的下降或者其他的偶然因素而增強，與資本家的議價權也會減弱，并且随着科學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發展，這樣的“弱可替代性”會被慢慢的消解，因此他們會急于通過自身的議價權與資本家周旋，以求盡早進入資本家的隊伍裡。而幫助實現這個轉變的，就是網絡上流行的各種“商戰”和所謂的“權謀術”。并且這樣的“貴族工人”由于與資本家之間隻有“一步之遙”，在精神上反而會更加忠誠于資本家，更加贊成資本家，比資本家還要資本家，而且不僅自己如此，他們還非常喜歡散布這樣的精神和價值觀。

并且“形式剝削”與“實質剝削”之間的區别是相對的，某些技術含量極高的工種也會有可以取代的人，而某些技術含量低的工種也需要一定的經驗，并不是可以無成本地将其取代的。就算那些工種具有很強很強的可替代性，但是善于鑽營的人可以利用自己與老闆、與周圍人的關系，使得自己變得無可替代。

由此我們就會看到一些怪現象，即不停地磨煉自己技術，增長自己知識的人，最後會混得越來越慘，而那些技術一般，甚至很差，但是擅長勾心鬥角的人卻平步青雲，步步高升。

其實自古以來，“形式剝削”和“實質剝削”就是并存的。在奴隸制時代，伺候主人伺候得好的，或者有特殊技能的奴隸都非常有可能與奴隸主建立非常良好的關系；而在封建時代，農民也通常被視為地主的财産，地主并不會無緣由的欺壓和殺害他們，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會為落後的社會制度作辯護，甚至像“紅眼阿義”一樣站在壓迫者的一邊。這并不能說明“奴隸制和封建制不一定壞，世界上也是有好的奴隸主和地主的”這樣的判斷是正确的，因為其根源還是在于奴隸主和地主自身的需要。而這樣的關系通常也很容易被技術和社會的發展所摧毀，好用的奴隸會被被馴服的牛馬所取代，大量忠誠的農民會被拖拉機所取代，高速路收費員會被電腦所取代……其他的高技術工種，也會在将來某一天被機器人所取代。這就是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的關鍵所在——不停地推動“形式剝削”向“實質剝削”轉變，從而推動社會的變革，從長遠來看，“貴族工人”也是無産者，但是就當前來看，“貴族工人”通常是無産者的背叛者。

但是，從整個社會來講，在“貴族工人”成功地轉變為資本家以後，其技術和知識就會首先成為其最初的資本，其對技術發展的重視和了解也會超過常人，并傾向于用技術發展的手段來保持自己資本家的地位，因此，當前的資本制度并非完全沒有可取之處，但是這樣的制度要發揮作用，必須建立在切實地保護公民的個人權利和組建獨立工會的基礎上。工人如果不能拿到自己應得的東西，其發展就會極大受限，技術精英通常也不得不像資本妥協、或者急于轉化成資本家，從而阻礙自己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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