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華文化給兩件事“下了封禁”。

如今，人們已認識到這種文化的“本事”，并開始探讨。其實中華文化是給很多事情“下了禁制”（如“為而不恃”“功成弗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類），隻是這兩件事特别重要。

其中之一是商業，可能人們沒有意識到，或者感受不深，因為商業自古以來在城市、沿海等地區總體上發展得不錯，21世紀商業更加繁榮發展。

可以說，離開了商業就沒有城市化，離開了商業更沒有現代化。

但是，在曆史上，對商業的文化“禁制”是實實在在存在的，而且也發揮了比較有效的正向作用，盡管“禁制”本身會一定程度地限制商業的發展。

中華文化有重農抑商的曆史傳統，民以食為天，農業可謂第一實業。

數千年的農業大國，要生存發展，養活人口始終是第一位的。

而且，“倉廪實而知禮節”，是先賢們早已認識到的基本觀念，也就是說，物質和精神要相得益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比翼齊飛，首先要把物質生産搞上去，把農業搞上去。

因此，在漫長的曆史時期，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牢牢占據着主導地位，商業的發展空間有所限制。

總體來看，農業是本，商業是末。

從中華文化的視角來看，士農工商，商排在最後。若按九流之說，商人雖然屬于上九流，但仍然排在上九流的末尾。

從中華文化的立場上看，商業容易發生的問題是唯利是圖，包括争利，特别是與民争利、無底線争利，包括壟斷，特别是不正當競争，以及四處鲸吞和尾大不掉……

無論在曆史上的哪一個時期，這些問題同時會影響各個領域，除了經濟領域，還有社會領域、精神領域，特别是唯利是圖、拜金主義、自私自利以及奢靡或極端的個人主義等，對文明的侵蝕都是被高度警惕和防範的。

所以，中華文化很早就給商業“下了禁制”。

首先是文化批判，特别是觀念上的批判。

比如對“利”的批判，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比如說對商人的批判，唐代詩人白居易、劉采春詩雲“商人重利輕别離”“莫作商人婦，金钗當蔔錢”；

甚至一個成語就把商人“定性”了——把商人批得非常狠非常極端，即“無商不奸”；

其次是從制度上約束，就是制定重農抑商的制度和機制。

即對商業設立經營和流通的禁區，設置或提高準入的門檻，而國家則壟斷着一些特定領域，并以法度抑制商業的投機性。

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唯利是圖”等現象和問題，并不能一味歸咎于極端化的商業本性。

對商業下禁制的同時，中華文化還對另一種事物下了禁制，那就是人的欲望。

“人心惟危”，這個惟危的人心就包括人的欲望。

中華文化對人的欲望做了深刻的批判，高度防範整個社會出現物欲橫流的失控局面。

比如中國有很多反映并批判欲望或私欲的成語，比如欲壑難填，得寸進尺，貪得無厭，貪心不足，人欲橫流，利欲熏心，愛錢如命，貪如饕餮，貪而無信，聚斂無厭，人心不足蛇吞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等。

《韓非子·六反》則指出：“貪如火，不遏則燎原；欲如水，不遏則滔天”。

在社會現實中，人的欲望如同水火，非常容易泛濫成災，蔓延成難。一方面是欲望的遏制，一方面欲望的膨脹，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對欲望的遏制，主要是通過教育和文化，比如反對奢靡之風，“不貴難得之貨”，比如樹立大公無私、公而忘私、淡泊明志、兩袖清風、少私寡欲、清心寡欲等觀念，樹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意識和理想，并強調知行合一等。

當今時代，我們又如何看待商業文化和人的欲望呢？

雖然中華文化對二者“下了禁制”，文化禁制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商業的逐利性和投機性，以及人自身的欲望泛濫，仍然對社會文明的發展起着反作用力。

如今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現代商業也是蒸蒸日上，人們正視商業極為重要的作用，甚至崇尚商業，并不會以傳統眼光看低商業和商人。

但是，仍然需要“封印”商業唯利是圖、金錢本位、投機性質的負面機能，特别要防範諸如金融資本買空賣空、擊鼓傳花、空手套白狼、高利貸高杠杆興風作浪等行為，防範不利于實業、不利于精神文明、不利于社會治理的局面産生。

而就人的欲望而言，21世紀是一個大時代，需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加速度發展，需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良性循環”——

即物質文明高一尺，物欲就低一尺；精神文明高一尺，人欲就低一尺。

時代需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進階，中華文明也需要天下大同的大進階。

這個進度正在加速度進行中，欲望将變成理想，理想将變成文明，文明将變成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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