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諸侯列國為了圖存求霸，相繼開始變法，以期在大争之世立于不敗之地。然而，唯有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最為成功，不僅改變了“諸侯卑秦”的落後面貌，實現了富國強兵，而且做到了讓秦國新法的“永續”。

古代每一次改革，都必然會損害到舊貴族的利益，遭到保守勢力的強烈反撲。商鞅和吳起在秦、楚的變法，都是踩着舊貴族的特權和利益完成的，而最終，這兩位變革者也都死于了非命。

但不同的是，吳起死于楚國貴族的報複，吳起一死，楚國的變法即宣告失敗；而商鞅則死于秦惠文王對王權的維護，所以，商鞅雖死，秦法依舊。《韓非子》即記載道：“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

正是由于秦國曆代國君沿用商君之法不廢，才最終實現“奮六世之餘烈，吞二周而亡諸侯”的偉大壯舉，使秦國從西陲邦國華麗轉身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

而提到商鞅變法，除了那些耳熟能詳的“廢井田開阡陌、軍功賜爵、獎勵耕戰”等一系列變法舉措外，在論及變法成效時，往往引用見證者韓非子的話：“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史記》也記載說：“孝公用商鞅之法，民以殷盛。”

為了佐證變法前後，秦國從殘留戎狄風俗的西陲窮國到戰國第一強國的轉變，考古學家們先後對陝西西安、寶雞、銅川、大荔等地的2000餘座戰國中後期的秦國中小貴族以及平民古墓進行了發掘。

衆所周知，秦人視死如生，奉行厚葬（後世的漢朝同樣流行厚葬風，直至三國時期才開始流行薄葬）。所以，一個地區墓葬數量的多少可以準确反映出人口的多寡，而陪葬品的豐厚程度則能反映出秦人的生活水平。

但除西安地區古墓在戰國晚期出現量級增長外，寶雞、銅川、大荔等地的秦墓在戰國中期到戰國晚期并未出現大的變化，這也就意味着商鞅變法後的數十年裡，上述地區的秦國人口并未出現大幅增加。

墓葬數量的恒定，或許還能用出生率低、戰争等因素來解釋，但陪葬品的變化卻證實了一大事實：商鞅變法後數十年裡，秦國中小貴族和普通平民并未實現經濟水平的提升。

在2000座秦墓中，陪葬有青銅禮器的墓葬從戰國中期的23%占比，下降到戰國晚期的10%占比；陪葬有仿銅陶禮器的墓葬從66.7%下降到11.5%；而以簡單日用陶器作為陪葬品的墓葬比例則增加了50%。

可見，在商鞅變法之後的數十年裡，最應該感受到變法紅利的“民富”并未體現，變法的優勢更多的是體現在了秦國廟堂對全國資源的集中掌控上（即國強）。

《史記·張儀列傳》記載：公元前316年，在秦國一次戰略會議上，秦相張儀提出伐韓戰略，以實現“挾天子以令於天下”的王業。但秦将司馬錯卻主張伐蜀，理由是秦國“地小民貧”，伐蜀可以“取其财足富民繕兵”。

這次會議距商鞅變法已經過去了40餘年，而秦國在司馬錯眼中依然是“民貧”狀态，這并非是出于支撐自己的觀點而信口誇大，因為沒有人比秦王更清楚自己的家底。最終，秦惠文王選擇支持司馬錯伐蜀，以實現“取其财富民”。

而巴蜀并入秦國僅僅八年，司馬錯即“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石，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為黔中郡”，40年後，更是支撐起了數十萬秦軍長達三年的長平之戰。

巴蜀地區考古發現的秦人墓葬中也呈現出随葬品的豐厚化，這也說明，巴蜀的并入，真正讓秦國實現了繼國強之後的民富。可見，司馬錯是強秦的另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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