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潘璐

董昕的兩個孩子。她笑稱，姐弟倆相親相愛是片刻，雞飛狗跳是日常。

“生個二娃怎麼樣？”

設想這個問題，背後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成本已經讓很多家庭望而卻步。有關數據顯示，浙江人口發展已呈現戶籍出生人口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人口老齡化率持續攀升趨勢。

早上八點前到醫院，最早傍晚六點前下班，醫護人員董昕（化名）工作時間并不規律。穿着厚厚的防護服，全神貫注地站在手術台邊，這是她工作的日常。在單位的哺乳室小心地用吸奶器吸奶，下班後匆匆趕回家和兩個寶寶吃飯，飯後幫寶寶洗澡，在他們看動畫片的間隙迅速地洗漱并收拾掉産後大把脫落的頭發，在睡前陪伴寶寶看繪本，這是她作為媽媽的日常。

成為二孩媽媽後，董昕覺得自己分裂成了兩個人。她一直在尋求彌合分裂的方式：有時候是一個家庭的自我消化，有時候是尋求社會力量，比如普惠性托育機構的幫助。

一個“善育”的社會，正是以更多個體感受美好為基石。一個再生育家庭具體的養育過程，面臨哪些痛點？育齡人群想得到怎樣的支撐？這一次，我們以董昕的家庭為樣本。

一個家庭的承擔：

婆媳磨合、樓下租房

消化是先從家庭内部開始的。

董昕和丈夫都不是杭州人，丈夫在民營醫藥器械企業上班，往往加班到很晚。對忙碌的上班族夫妻來說，平衡好育兒和事業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董昕懷孕請假後，慈溪老家的公公婆婆成為“老漂”，趕來幫忙。

從兩個人的生活到四個人的生活，對董昕和老人家來說，都是漫長的适應過程。“剛開始一點也不習慣”。三個人突然在一個屋檐下朝夕共處，第一年是在無數小摩擦裡度過的。比如，老人家習慣早睡早起，清淡飲食，85後的董昕，隻能改掉原本的“重口味”，晚上八點之後，在家裡蹑手蹑腳地挪動。

寶寶出生後，分歧集中到兩代人的教育觀念上。大女兒芋圓一歲多時候，總喜歡邊吃邊玩玩具。董昕買了餐椅，希望能給孩子建立自己坐好用勺子吃飯的規範。但奶奶卻把芋圓抱在腿上，一口一口地喂她吃，還堅持說，“我們那會帶孩子就是這樣的，你們不都好好長大了”。

爺爺奶奶對芋圓的疼愛幾乎“沒有底線”，芋圓喜歡吃薯條，奶奶就帶着芋圓每天去肯德基吃一頓大包薯條，董昕既擔憂女兒的健康，又心疼老人的操勞——去吃一頓垃圾食品，可能會讓老人少做一餐飯。

“磨合”兩個字，包含了很多沒說出口的理解和讓步，一面是疲于奔命的上班族，一面是老年離鄉的祖輩。董昕知道，愛燙頭愛逛街的婆婆來到杭州後，就被孫輩困在家裡。

2020年初，小弟弟湯圓出生後，董昕再一次感受到手足無措。

當芋圓小跑着沖進月子中心，和久未見面的媽媽重逢，卻看到媽媽懷裡抱着一個陌生的寶寶。“當時芋圓的表情就崩潰了”，董昕記得，芋圓呆了很久，才帶着哭腔向她張開手：“媽媽你轉過來抱抱我”。

因為湯圓來得比較意外，董昕還沒來得及給芋圓建設“小弟弟”的概念，對兩歲多的芋圓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有時候芋圓看到董昕抱着湯圓，會突然地發出尖叫表示抗拒。

湯圓出生後，四個大人加兩個孩子，讓不大的家庭空間顯得逼仄而擁擠。董昕和丈夫商量後，準備賣掉現在的房子，換一套面積更大的住宅，卻沒想遲遲沒有搖到新房。現在，董昕、丈夫帶着芋圓住在五十多平的老房子裡，給爺爺、奶奶、湯圓，在樓下租了套房。

分隔在兩層樓的一家人，在各自的付出和犧牲裡，維持着平衡。

一所托育園的幫助：

減輕疲憊、引導教育

2020年6月，小區附近的社區普惠性托育園開園，董昕迫不及待，老人卻回複，“沒必要。”

董昕覺得，孩子在托育園裡，可以先适應分離焦慮期。二孩産假期間，董昕就馬不停蹄地開始考察：武林廣場的私立園綠城奇妙園離家較遠、不便接送；而附近的新華實驗幼兒園隻提供半日托。最終，董昕選擇了離家最近的社區普惠性托育園，“綜合下來，接送最方便，價格适中，裡面的老師都有資格證書，比較專業，對待寶寶也很熱情”。

一開始，爺爺奶奶像小區裡的很多老人一樣，不了解普惠性托育園。老一輩人，也習慣了自己咬牙扛一扛，忍一忍。董昕說服他們，先報半日托試試。老人家“真香”得很快，“現在芋圓隻需要一天接送一次，爺爺奶奶也稍微能有點自己的生活”。

來到集體環境的芋圓逐漸對姐姐的身份有了認知。她會在回家後興奮地和董昕分享，“今天來的小石榴，好小好小，是小弟弟”；看到湯圓跟在自己身後歪歪扭扭地爬，她會喊董昕：“媽媽你去看看小弟弟”。芋圓學會了自己穿衣服、疊被子，甚至會拉着董昕的袖子教她自己新學的手勢舞。

作為托育園裡的“大姐姐”，芋圓總會在吃完午飯後，搬好闆凳開始看繪本。

芋圓所在的托育園，也是杭州市首家社區普惠性托育園。從一開始偷偷躲在被子裡哭，到每天開開心心去托育園，開開心心回家，董昕和老人，都能看到芋圓入托後一點一滴的變化，家庭内部矛盾也逐漸緩和。

和芋圓同在“浣熊班”的小年也發生着蛻變。“我和丈夫都四十多歲了”，因為父母年事已高且遠在哈爾濱，小年媽媽張婷在懷孕後就辭去了需要頻繁出差和加班的服裝銷售工作，成為了一名全職媽媽。

張婷和丈夫都很疼愛小年，但對于小年不穩定的情緒，他們并不知道該如何引導。這讓小年在和别的小朋友相處時“脾氣很大”，甚至會在别的小朋友動她的玩具時打對方。

在托育園裡，小年開始學着和父母之外的人相處，而張婷也重新穿上了高跟鞋，開始準備一輪輪的工作面試。

需要平衡的天平：

男女共擔、單位分擔

2021年底，浙江省宣布延長産假。生育一孩延長産假60天，總計158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長産假90天，總計188天。

但此時的董昕已經休完了四個月的産假，在弟弟的哺乳期回到工作崗位。科室人手不足，她需要對抗身體的疲勞，也不敢多花時間細緻地在哺乳室裡吸奶。

生育寶寶之前，董昕曾經和丈夫協商，丈夫所在的上市公司競争非常激烈，未來發展機遇也更多，協商的結果，是身處醫療事業單位的董昕在育兒上多付出一些，丈夫在下班後和休息的時間裡盡可能多地陪伴孩子。然而看着丈夫的職級一級一級地往上跳，她高興之餘，失落感和遺憾也偶爾會湧上心頭：“我已經35歲了，接二連三地休假，可能已經錯過最黃金的打拼期和很多機會”。

在職媽媽的困境很難被親密關系中的人理解。“隻是帶了一年寶寶，一直在家待着，能有什麼大困難呢？”丈夫曾經疑惑地問董昕，兩個寶寶有二老照顧，她為什麼不去做瑜伽或是産後恢複放松放松，“當時我就感覺一團火從我胸腔裡噴出來了”，董昕說。

董昕幾乎沒見過男性申請《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規定的15天陪産假。“隻要你能早點回家，對我來說都是放假了”，董昕對丈夫說。可往往丈夫結束工作回家，兩個孩子已經睡着了，寶寶和爸爸之間日顯生疏，育兒的責任，更偏向了董昕和二老一邊。

天平能否平衡？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華宣奎表示，在圍繞“浙有善育”進行調研協商中，課題組提出了制定男女共擔育兒責任制度、用人單位成本分擔機制，并明确“家庭—單位—政府”三位一體的成本分擔比例等建議，以期從源頭上解決難題。

托育園裡，芋圓和小朋友們一起随着音樂拍手律動。

更多的期待：

社會支撐、生育友好

養育孩子的過程，大多是相似的。現實中人們習以為常的解決方案，看起來都不太完美，甚至會把相當一部分生育意願排除在外：

母親全職在家帶娃，犧牲掉職場發展和自我實現感；

祖輩來小家庭幫襯，需要背井離鄉，還面臨着諸如“婆媳關系”一類亘古不變的難題；

把寶寶放到老家，父母心中始終牽挂，還擔心孩子習得不良的行為模式；

請住家阿姨看護，價格高昂，層出不窮的虐童新聞，更讓人放心不下……

董昕知道，回鄉的願望一直在芋圓爺爺奶奶的心頭盤旋。她也嘗試找過育兒嫂，然而市面上的育兒嫂門檻較低、水平參差不齊且穩定性不高，她擔心“外人”帶不好孩子，從同事的經驗來看，“能不能挑選到合适的育兒嫂全靠緣分”。

她最終沒有選擇其他路徑。她自己就是由爺爺奶奶帶大的，父母忙着工作賺錢，在董昕幼年的記憶裡面容模糊，她不希望孩子經曆同樣的缺失。

橫亘在面前的還有很多具體難題，比如，幼兒園四點半下課，托育班則在晚上六點前結束，對董昕夫婦來說，必須要請假才能完成接送，“還是需要爺爺奶奶幫忙”。和老人共處，将是個長期課題。

董昕和很多家庭一樣，期待着更加有效的社會支撐和更友好的生育環境。從激發“生”的意願、到解決”育”的難題、減輕“養”的負擔、提高“教”的質量，“浙有善育”的體系環環相扣，貫穿一個孩子的一生，也關乎一個小家庭的幸福。

今年九月份，芋圓就要上幼兒園了，董昕的睡前讀物也變成了一沓沓的幼兒園宣傳手冊。她沒有後悔過生育，成為二孩在職媽媽就像是升級打怪的過程，邁過一個關卡還有一個關卡。

“通關”的最終目标，是孩子安然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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