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年，宋真宗病重去世，年僅十三歲的宋仁宗趙祯即位。由于皇帝年幼，真宗劉皇後以"權同處分軍國事"的名義垂簾聽政長達二十一年。劉太後掌握政權後一直主張"祖宗法不可壞"，實施因循保守的政策，導緻宋朝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不斷惡化。具體而言，北宋王朝内部出現的這些問題可以概括為"冗官"、"冗兵"、"冗費"三項。

宋仁宗趙祯

首先是"冗官"。"冗官”實際包括了三個層面，一是官僚群體的人數過多，導緻人浮于事。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們有着廣泛的入仕途徑。平民出身的讀書人可以通過參加科舉考試進入官場，宋太宗之後，科舉考試的錄取人數不斷增加。到了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間，北宋共舉行了十三次科舉考試，進士、諸科錄取共計一萬餘人。而官員子弟則可以輕易地通過蔭補入仕，宋太宗、宋真宗在位時期不斷放松恩蔭入仕的限制，達到一定品級的官員和皇親國戚可以在特殊時期申請蔭補他的子弟、親屬甚至門客為官。通過恩蔭而得以入仕之人不在少數，僅僅在宋仁宗慶曆七年（1047年）一年之内，恩蔭得官的皇族就有千餘人之多，這其中尚不包括蔭補入仕的官員子弟。其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了科舉取士的人數。

二是重複設置官僚機構，緻使行政成本大大增加。宋朝統治者為了限制官員權力、貫徹分權理念，重新調整了職官制度和行政機構。比如将原來宰相的權力分割為行政、軍事、财政三方面，分别由中書門下、樞密院和三司等不同機構分别掌管。宋代雖然承襲唐代制度設置了三省六部，卻又另設機構和人員負責分管三省六部的相關事務，如審刑院就接管了原本刑部審理案件的職能。北宋又在各路設置轉運使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等機構，分别負責行政、經濟、司法、民政等方面的事務。在各州則設置通判負責監察官員，制約知州的權力。諸如此類的措施使得宋朝行政機構疊床架屋，官僚隊伍迅速膨脹。包拯在其奏議中統計，宋朝文武官員之數在1007年至1049年的四十餘年間由九千餘人猛增至一萬七千餘人，增幅近一倍。

三是官僚的文化與行政素質參差不齊。北宋中期以前，通過蔭補入仕者在官僚隊伍中所占比例最多，有的官宦子弟甚至還在襁褓之中就已經恩蔭得官了。這些通過蔭補取得官位的官員多數沒有受過系統而良好的教育，他們并不具備為官的文化素質。以上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北宋政府的行政效率非常低下，龐大的官僚群體又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負擔。

其二是"冗兵"，也就是軍隊兵員數量過多，這一問題其實源自宋太祖時期的"養兵"政策。宋太祖認為，在收成不好的饑荒年歲，隻有平民才會因衣食無着而反抗政府，而由國家奉養的軍隊則不會叛亂。反之，在豐收年景，隻有士兵作亂，平民則不會造反。因此，自北宋開國以來，"養兵"政策一直被北宋統治者視為一顼基本國策。即使在宋遼締結澶淵之盟後，宋朝并無大規模的戰事，其軍隊數量非但沒有縮減，反而是在不斷地增加。宋真宗天禧年間(1017-1021年），宋朝的常備軍已近百萬，是太祖時期的三倍多。到了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年），北宋為應對西夏的戰事，一度将軍隊規模擴充至一百二十萬人，達到北宋軍隊數量的頂點。由于宋朝的"養兵"政策與府兵制不同，是一種募兵制度，因而龐大的軍隊對于國家财政而言，無疑是異常沉重的負擔。

其三是"冗費"，實際上是宋朝政府所面臨的财政危機。宋真宗在位時大搞"天書封禅"，又大興土木、營建宮觀，幾乎将宋朝國庫揮霍一空。宋仁宗在位前期，由于土地兼并急劇發展，賦役不均的情況日益嚴重，加上自然災害肆虐，國家财政狀況已經入不敷出。寶元、康定年間（1038-1041年），西夏興起，宋朝不得不出兵征讨，但宋軍戰鬥力弱，隻能通過不斷增兵來換取對西夏的軍事優勢，巨額的軍費開支更是加重了國家的财政負擔。

宋真宗

宋仁宗登基以後，北宋王朝的外交形勢也逐漸惡化。李元昊在1038年建立西夏國後，與北宋開始了全面的邊境戰争。到慶曆三年（1043)以前，宋軍在同西夏的戰事中連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場大敗，大量精銳部隊被西夏消滅。宋軍的戰敗不僅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恐慌，更是大大激化了北宋統治集團的内部矛盾。地方政府為了維持前線軍需的花費，不斷加派賦稅，最終激起了百姓的反抗。北宋内憂外患的情勢迫使宋仁宗謀求變革，解決社會所面臨的危機。而要實行變革，必須要有人才的協助，于是範仲淹成為了負責實施改革的不二人選。

範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範仲淹兩歲時，父親去世，他随母親改嫁，跟着繼父朱氏搌轉于各地。範仲淹雖然在童年時期便曆經磨難，但他一心向學、志向遠大。他年輕時曾經在一座神廟裡詢問神靈："我将來能當宰相嗎？"神說不能。範仲淹便道："不能當宰相，做個良醫如何？"可見其早已有了濟世救人的志向。正因如此，範仲淹早年才能在艱苦的條件下刻苦學習，努力實現自己為國為民作貢獻的理想。他後來回憶這段經曆道："年少時我和一位姓劉的同學在長白山讀書，每天煮一鍋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塊，早晚各吃兩塊。把蔬菜切碎，加點兒醋和少許鹽，煮熟當菜，就這樣過了三年。"

範仲淹雕像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歲的範仲淹告别母親，來到了北宋四大書院之一的應天書院。他在書院讀書異常勤奮，寒冬臘月時，每當讀書困倦了，就用冷水洗臉，晝夜不停，整整五年時間裡不曾解衣就寝。艱苦的求學生涯不僅豐富了範仲淹的學識，更重要的是磨練了他的意志品質。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歲的範仲淹考中進士，得以步入仕途。初入官場的範仲淹雖然人微言輕，但他清醒地認識到宋王朝在政治上存在着各種弊端，且敢于直言加以抨擊。天聖三年（1025年），還在地方上監管官方食鹽倉庫的範仲淹給朝廷寫了《奏上時務書》，揭露了朝廷恩蔭泛濫的現狀。在上書談論時政的同時，範仲淹還向王曾、張知白等朝廷重臣寫信自薦，希望有機會在更高的政治平台上一展抱負。兩年後，範仲淹的母親去世，在為母親守喪期間，他再次上書宰相，提出自己的改革設想。範仲淹的這一次上書引起了宰相王曾的注意，他十分欣賞範仲淹的才華，要求晏殊推薦範仲淹在丁憂期滿後進入朝廷做官，但他沒有理會範仲淹呼籲改革的聲音。

在晏殊等人的舉薦下，範仲淹通過了翰林學士院的選拔考試，順利進入朝廷為官。範仲淹入朝後依然敢于直言進谏，他到任之初，朝廷恰好為劉太後慶賀生日，其中有些祝壽禮儀不符合禮法，于是範仲淹就大膽上書給垂簾聽政的劉太後，認為皇帝乃九五之尊，不應親自率百官為太後柷壽行跪拜之禮，應由宰相代皇帝行禮。同年，範仲淹又上書劉太後，請求太後還政于仁宗。太後沒有理踩範仲淹的上書，範仲淹便憤然請求離開朝廷擔任地方官。範仲淹的正直給二十歲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誠心擁戴。

因此，仁宗親政後便将範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專門負責勸谏皇帝，監督百官。此時，朝野上下直接或間接地攻擊太後垂簾時所行政事的人越來越多。範仲淹此前雖然強烈要求太後還政，甚至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卻并未借機報複太後，反而規勸仁宗說，太後受先帝遺命，保護您十多年，一些小的過失當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後的名聲。仁宗聽後非常感動，更加敬重範仲淹的人品，下令不許再議論劉太後垂簾聽政時的事情。從那時開始，範仲淹便成為了仁宗心目中主持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選。

慶曆三年（1043年），北宋與西夏間的戰事基本結束，雙方開始議和。宋仁宗迫不及待地将五十五歲的範仲淹從西北前線召回到京城，擔任掌管兵權的樞密副使，開始準備進行變革。仁宗還重組了執政班子，罷免了年事已高的宰相呂夷簡，提拔範仲淹等人擔任執政大臣。與此同時，一批認同變革的士大夫漸漸聚集在範仲淹周圍，他們之中既有擅長文學的歐陽修、尹洙，又有能力出衆的韓琦、富弼，也有著名學者如胡瑗、孫複和石介等人，他們是這次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執行者。

範仲淹所推行的新政從根本上損害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所以贊成改革的人實際上并不多，新政施行後不久就受到了猛烈的攻擊。以執政夏竦為首的許多官員污蔑範仲淹等人拉幫結派，将支持改革的官員稱為"朋黨"。夏竦等人還指使宦官藍元震向宋仁宗告發範仲淹、歐陽修等人結黨營私的行徑。面對這些攻擊，歐陽修寫了《朋黨論》一文進行辯駁，稱朋黨自古有之，但有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區另小人以利為朋，是"僞朋"，君子則以同道為朋，是"真朋"。兩派勢力相互斥責對方為"朋黨"，在朝堂上展開了激烈的論戰。部分官員如宰相章得象雖不公開反對新政，但也并不積極支持，而是耐心等待新政推行出現問題。

歐陽修雕像

随着新政的推行，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傳到了宋仁宗耳中，其中最令仁宗感到不安的就是反對派官員指責範仲淹"交結朋黨"。宋王朝自太祖立國以來，最高統治者就下大力氣防範臣僚結黨，仁宗遵守祖宗家法，一向發自内心地忌諱朝中官員結黨營私，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自己身邊有一個結黨的政治集團。在宋仁宗看來，範仲淹在"朋黨"問題上是有前科的。八年前範仲淹曾與歐陽修、尹洙、餘靖等同僚聯名上書，指責呂夷簡任人唯親、排斥異己。但老辣的呂夷簡随即反唇相譏，稱範仲淹"勾結朋黨、離間君臣"，慫恿仁宗将範仲淹等四人全部貶出朝廷。而範仲淹、歐陽修在推行新政期間再度自稱朋黨，又互相以君子相标榜，更使仁宗心存疑慮。

仁宗召見範仲淹，詢問他："自古以來結為朋黨的都是小人，難道君子也會結黨嗎？"範仲淹回答說："臣在邊疆時，看見既有勇于作戰的人互相結黨，也有怯懦避戰的人互相結黨。在朝廷裡也是這樣，正人君子和奸邪小人各有黨羽。希望聖上明察，如果一心向善的人結為朋黨，對國家有什麼壞處呢？"範仲淹的這番話無異于直接向宋仁宗承認自己有交結朋黨的行為，因而加深了仁宗的不滿之情。

夏竦充分利用仁宗反感範仲淹自稱朋黨的心态，繼續鼓動宦官在仁宗面前诋毀範仲淹，進一步動搖仁宗對範仲淹等人的信任。同時，夏竦還指使自己的女仆模仿改革派官員石介的筆迹，僞造書信誣陷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石介等人陰謀廢立皇帝。事實證明，夏竦的政治手段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遼、西夏的軍事威脅相繼解除，宋王朝的外部局勢有所緩和，宋仁宗經過反複的權衡，最終決定罷免範仲淹、富弼和支持新政的宰相杜衍。反對派官員廢除了範仲淹等人推行的各項新政措施，短暫的"慶曆新政"最終宣告失敗。

慶曆五年正月，範仲淹離開朝廷，擔任邠州（今陝西彬縣）知州。盡管此時新政的失敗已經成為定局，但範仲淹仍然在答謝皇帝新任命的文章中表達了自己"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的堅定信念。同年十一月，範仲淹被調到鄧州（今河南鄧州）任知州。他在擔任鄧州知州的三年間，留下了大量詩文，其中就包括不朽的名篇《嶽陽樓記》。

慶曆六年（1046年）九月，範仲淹的好友滕子京邀請他為嶽陽樓撰寫記文。滕子京性格豪爽，與範仲淹在同一年考中進士，兩人志同道合、關系密切。慶曆四年（1044年），滕子京因擅自挪用政府公款犒勞軍隊而遭到彈劾，被貶為嶽州（今湖南嶽陽）知州。但滕子京并沒有因被貶谪而沉淪，他在擔任嶽州知州期間，勤于政事，很快就取得了"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的成效。滕子京還翻修了嶽陽樓，并将唐宋前賢關于此樓的詩賦彙集起來，攜刻在樓上。

嶽陽樓

範仲淹欣然答應了好友撰寫記文的請求，寫下了《嶽陽樓記》。其中光耀千古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既是範仲淹對失意好友的勸慰，更是他高尚情操和自身追求的真實寫照。這些文字背後所傳達出的以憂國憂民為先、不計較個人榮辱的精神品質，成為了範仲淹留給中華民族的寶貴的精神财富。

範仲淹既是思想的巨人，更是行動的巨人。他不僅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新政運動，而且有着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範仲淹在鄧州、杭州（今浙江杭州）、青州（今山東青州）等地擔任知州時，轄區内都出現過災荒的情況。他采取積極有為的"荒政三策"，通過增加就業、擴大需求、保證糧食供應等手段有效地緩解了災情，赈濟了災民。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範仲淹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歲。範仲淹生前不經營家産，導緻全家老小七十餘口隻能住在官舍裡為他守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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